一
　　 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中很特别的一个。说它特别，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节日，一个虽未被法律明确认可，但却获得每个中华人普遍认同的节日，那就是对先祖、对英灵的祭拜，以寄托自己无限的哀思。祭拜，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是相当隆重的事情。所以清明这天，一般说来，在政府层面，往往要组织祭拜一下我们华夏共同的始祖——轩辕黄帝；在社团方面，也要组织祭拜一下革命英雄；在民间，则是必须去祭拜自己已经仙逝的先祖或者故去的亲友。当然，祭拜的规模大小不尽相同，但是，却能表达出祭拜者对逝去者的思念。
　　 我就是在这具有隆重纪念意义的节日前一天，回到我离别近20年的故乡。说是故乡，那只能说是地理意义上的，因为，早就没有了亲人——父母在20多年前就故去了。父母离去3周年后，故居也转赠给了远房的堂弟，因为心中已经了无牵挂，所以，我就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
　　 俗话说，叶落归根，这点真没有说错。快到花甲之年的我，近些年突然变得非常的怀旧，于是，思念故乡的情感愈加强烈。堂弟也曾电话邀我回家，兄弟聚聚。于是，内退后无所事事的我，踏上了几千里之外的归乡之旅。
　　 走近故乡，却未找到我记忆中的故乡！
　　 清一色的青砖大瓦房，取代昔日低矮的茅土屋，气派地横亘在我的面前，沿街杂花生树的绚丽，给我的直观感觉：这不该是山里农村，而是一座阔人们的别墅群。宽阔的水泥大路，和山外的省道直接想通，交通非常的方便，让这个小山村，和外面的世界紧紧相连。唯一在我印象中没有变化的，就是村子后面的那座大山，让我有充足的自信，认为这的确是自己的故乡。
　　 沿着入村的大道进入村内，我原以为，“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我，将会见到许多陌生的面孔——那是很自然的事，二十年了，一代人呀，变化之大那是必然的。然而，令我诧异和失望的，却是走完了整个街道，除了紧闭的朱漆大铁门，我竟然没有看到一个人影。
　　 阳光明媚的春天，人们都到哪里去了？
　　 我凭着记忆中的印象，试图找到昔日的故居，可是，我的希望又落空了。因为记忆中，故居旁边那个标志性的大涝池没有了，我能上哪儿去找我生我长的故居呀？
　　 那一刻，我怅然若失地站在那里，心里有些凝重。
　　 无奈，我掏出电话，拨通了堂弟的电话。
　　 电话那头，我能清楚地判断出堂弟好像在做什么事——很忙，让我稍等片刻，他即刻赶回。
　　 悻悻然地坐在一块石头上，等待堂弟。
　　 我打量着眼前变化巨大的故乡，感受着在家乡见不到一个人影的孤独，亦喜亦悲。
　　
　　 二
　　 还好，在我的孤独感刚刚发苗，并没有茁壮成长的时候，堂弟就骑着摩托车赶回了，多少让我有些欣慰——当然，堂弟的变化也很大，但我们还是相互认出来了。
　　 “哥，你回来了。”堂弟和我打招呼，很是热情，但是，脸上的表情却略显焦急。
　　 “你在哪里呀？”我问他道，“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雍碶塬那面做活（打工）呢！”他憨憨地说道：“你早些告诉我（今天回来）的话，我今天下午就不去了。”
　　 进得家中，多年前，我最后一次离别时的三间土木结构房屋早无踪影，映入我眼中的，是没有一点泥土气息的庭院，三层白瓷贴面的楼房高耸直立，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院落地面完全硬化平整，给人以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感觉。
　　 进入房间，房内装修的精美和豪华，让我这个在外面吃了多年财政饭的“国家干部”汗颜——这不像家庭住宅，可以和四星级宾馆媲美。
　　 当我在内心感慨房屋的精巧布局天衣无缝时，我的目光落在弯腰为我倒水的堂弟身上——他那一身褴褛的衣服，和这个房间极不相称。
　　 表弟把水递给我，招呼我坐下后，自己并没有坐下，而是带着歉意对我说：“哥，你先坐下喝水，看看电视，我回去把那点活做完。那边人手太少，要不然就没法施工了。”
　　 虽然话说得这么客气，但是，并没有商量的口气，身躯也是随着语言向外移动。
　　 我还能怎么办呢！
　　 堂弟走后，我一个人无聊地在院中用眼前刺激过去，努力地试图找到昔日的感觉，可是，我的努力没有成功。在这个现代气息浓厚的寂寞中，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昔日的温馨回忆。
　　 春日的夕阳照在东边的墙头上，太阳快要西下了，没有多少的热量，给人一种颓废的感觉。
　　 我心情失落地走进“皇宫”般的屋子，无聊地打开电视，看着电视里那些无聊的节目，打发这无聊的时光。
　　
　　 三
　　 还好，没过多久，堂弟就回来了。
　　 脱下那身褴褛的“工作服”，洗簌已毕，堂弟换上了他崭新笔挺，但并不太合身的西服。
　　 “哥，不好意思呀，”他有些歉意地说道：“碛雍塬那边建筑工地缺人手，工头硬把我叫去了。说我一人在家还得自己做饭，到那边在大灶上吃就方便了。我既然去了，就要给人家好好做活呀。”
　　 “没事的，”我淡淡地说道：“一切都好吧，小刚（大侄子）和他妈还在省城吗？”
　　 “好着呢，哥，”他微笑着说道：“小刚那边事情好着呢，两口子很忙，他妈给带孩子。走，咱们吃饭去！”
　　 “上哪儿吃饭去呀？咱自己做点吧，”我说道：“就做点咱小时候的家常饭。”
　　 我是这样说的，心里也真是这样想的。我很想找找过去儿时的感觉。
　　 “那不行啊，”他坚决地说：“你这么些年没回来了，怎么能这么慢待你呢？再说了，我已经在县城给咱们把晚饭定好了。车子马上就来接咱们。”
　　 我还想推辞，他拉起我走出了家门。
　　 坐在驶向凤凰山县城的小轿车里，我的心中并不愉悦。
　　
　　 四
　　 按我的心里所想，这次回乡，主要是想能在有生之年，感受一下对故乡往昔的浓浓回忆，和堂弟及少年时候的伙伴们叙叙旧，看望一下尚健在的上辈老人们，给已经长眠地下的父母扫扫墓——因为有没有下次的回乡，对我来说，真的很难说清了。
　　 谁想，半个下午的时间，我并没有和堂弟说上几句话，昔日的伙伴及其老人们，一个也还没见到，而堂弟把我当作远道而来的贵客，高规格接待，我的心中有些酸楚。
　　 凤凰山县国际酒店的超豪华，让我这个在大都市生活了30多年的人，感到有些意外。在我的想象里，我们这个昔日闻名的国家级贫困县，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实力和必要，建成这样的酒店——看来，我是落伍者。
　　 丰盛的晚宴，没有激起我多少的食欲，我象征性地用筷子夹着桌子上的美味佳肴，一门心思地和堂弟拉话。
　　 “村子里的变化很大呀！”我寻找着话题，慢慢地说道：“要不是你回来，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站在家门口，那个大涝池也不见了，我也找不见家门了。”
　　 “现在都富了，”堂弟认真地吃着饭菜，“现在村子里都是单户居住的，没有过去俩家或者三家住在一起了。涝池填了有十二、三年了吧，那上面住了十几户人家呢！”
　　 “怎么村里没见人呢？”我接着说道：“我下午回来时从村里走过，家家门都闭着呀！”
　　 “现在各村都这样的，”他没有任何表情的变化，依旧边吃边说道：“要么就是都出去做活（打工）了，要么就是陪娃娃到县城上学了。咱们村的学校，也停办五、六年了吧。各村现在留下的，大都是七、八十岁的人。”
　　 “咱村现在还有谁在村里呢？”我有些急迫地问道。
　　 “祥林家的老姨了，今年82岁了，其他（各家）共有七八个人。”他还是那么认真地吃着饭菜，淡然地说道。
　　 “祥林？”我接着道：“祥林现在在哪里？他把老姨一个人留在家里行吗？”
　　 “死了，死了四五年了吧。”堂弟还是面无表情地边吃边说：“现在，他家就只有老姨一个人了。”
　　 “死了？”我一惊，筷子掉在了桌子上。
　　 “你怎么了？哥。”堂弟抬起头，茫然地望了我一眼。
　　 “哦，没怎么？”我语气平缓了一些，“你说祥林死了，我有些吃惊，他没有我大呀！”
　　 “叫老婆逼得活不下去了呀！”堂弟望了我一眼，“这人的命运谁也说不准。”
　　 “老婆逼的？”我紧接着问道。
　　 “是呀，娶不下个好老婆，死了做鬼，连个上坟的都没有，”堂弟慢吞吞地说着，端起汤碗喝了一口。
　　
　　 五
　　 祥林是和我们从小在一起玩大的，四个小伙伴中最小的一个。那时候他虽然最小，但却最聪明、最调皮而又最懂事。我们春天在麦地里剜荠菜的时候，别人剜过的地里，麦苗横七竖八地躺着，而他的地里麦苗直挺挺地立着，似乎人就没有进去过，为此，父辈们都夸祥林而骂我们；夏天我们在大涝池里游泳，捉青蛙玩，等出水的时候，我们三个满身污泥，衣裳尽湿，而他满身光洁，衣服整齐地放在岸边；秋天跟着大人们收获山里的果木时，我们是睡醒了才去，去了也是尽情地玩，干活是随着兴趣，而他却始终和父母一起进山出山，认真地劳动；冬天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我们堆的雪人就像残疾人，歪鼻子斜眼、缺胳膊少腿的，而他堆的雪人，样子好看不说，还用小煤块做成眼睛，用胡萝卜片做成嘴唇，远望就像一个身着白衣服的人站在那里。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他的点子最多，花样最多，虽然我们都比他年长一些，但他就是当然的老大，我们在他面前“俯首称臣”。
　　 我们进校上学的那一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虽说在学校，但基本就没有书可读。从年龄上说，我们当时连“红小兵”都算不上，但整天也是跑来跑去地“串联”。在学校的那段日子里，他也是当然的“头”，全班同学整日围在他的身边。但后来，“革命”革到了他的头上——祥林的爷爷在民国时期，曾在“乡公所”当过文秘，解放后，又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县政府办公室当写作员，被当作混进革命队伍的“奸细”清理出来。很快，他们全家被划为“黑五类”，爷爷受不了这样的屈辱和污蔑，自逝而亡。跟着奶奶也被斗死。父亲以“父债子还”的当然身份，整日被拉出去游街、批斗。在一次艳阳高照的夏天中午被批斗后，高烧不退，到傍晚时刻就咽气了。
　　 家庭遭此变故，祥林成了家里唯一的男劳力。他离开了学校，回到家中，年仅十岁的他，从此开始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成人生活。
　　 那些年，当我们放学回来时，总是看到他跟着村里的大人们一起，从山里参加劳动归来，或者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和母亲辛勤地劳作着。冬天穿着棉花露在外面的破棉袄，夏天基本就是光膀子，肩上扛着比他身高还长的劳动工具，一声不吭地担水、锄地、施肥、拉车……见到我们，只是微微笑一笑，很快低头就走了。
　　 懵懂的孩提时代，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觉得他很可怜，可是，我们又帮不了他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帮。
　　 后来，年龄稍长的时候，在寒暑假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看到他劳动很好，对他很是崇拜，仍然是帮不了他什么。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流逝，我们也在一天天的长大。尽管我们的思想意识有所改变，但在当时，我们对生活的、对人性、对人生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唯一能帮助他的，就是偷偷地给他一点细粮白面，或者几毛钱的零花钱。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也同步高中毕业。
　　 十年的学生生涯，并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唯一带来有价值的，就是年龄增长了十岁。
　　 1977年，我参军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北边陲。
　　 谁想，这一走，基本就和家乡远离了。
　　 参军后，我因为救落水儿童立功一次，被推荐上了大学，然后，就深深地扎根在这里了。
　　 那时候的信息传递方式，基本就是书信，在与父母的信件来往中，除了互报一下自己的情况，没有多少多余的话题，所以，祥林的事我一点不知道。
　　 以后在父母的安葬葬礼上，我没有见到祥林，也更没有功夫去打听关于祥林的情况。
　　 所以，祥林，在我的脑海里，基本是空白的。
　　
　　 六
　　 “哥，你又怎么了？”堂弟喊道。
　　 我被堂弟的喊声惊醒，回过神来。
　　 “哦，没什么，”我用手在脸上抹了一下，说：“我在想祥林，他到底后来是怎么了？”
　　 “哦，是这样的。”堂弟拿起一个馍，咬了一口，说：“农业社散伙的前一年（注：1982年），祥林的爷爷和父亲被平反，祥林被招到县卫生材料厂当了工人。紧接着，农业社散伙了，土地分了，祥林连地也没有分上。”
　　 “当工人这是好事嘛！”我接着堂弟的话说道。
　　 “哎，是好事。”堂弟喝口水说道：“可是，他不识字，在厂里只能干最苦最累的体力活。在几年后的一次机器搬运和试装中，右手的五个指头被压断了，救治后，命保下了，可人成了残废。”
　　 “那后来呢？”我急不可待地问道。
　　 “后来就工伤休养了，他就又回到了咱们村里。”堂弟表情淡然地说道：“回来后，（因）人已经残废，在咱这儿连个媳妇也娶不上。最后，还是咱村的根旺从四川给领回一个，据说是个寡妇，才算成了家。”
　　 “那媳妇是怎么逼死他的呢？”我紧接着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