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拆了，都拆了！”我捧着刚从银行取回来的学校拆迁补偿款，来到学校遗址，爬上废墟堆极目望去，情不自禁伤怀感叹：“儿时的小学已经夷为平地了，全村男女老少每人一千四百块钱，就把这座历史悠久的中心小学给拆了。”曾经的校舍都变成了一堆堆水泥钢筋红砖块，曾经的书声琅琅欢歌笑语都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一块“施工重地，减速慢行”的警示牌阻隔了我们几代人几十年的记忆。
　　 石码小学，是我们的村办小学。我第一次踏进它的大门，是六岁时上学前班。一间小屋，几十个孩子，没有课桌，也没有椅子，几个皮球，几根跳绳，几本看图识字，就是我们的乐园。每个人坐着自带的麻拐凳，双手背在身后，一切听从老师指挥。天晴，排着队到操坪里去玩，拍拍皮球，跳跳绳，丢丢手绢；下雨，就挤在小房子里听老师讲讲故事唱唱儿歌。那时候的我们处在贫穷的年代，不像现在的孩子各种各样的玩具琳琅满目日新月异，即便是凑在一起挤挤“油渣”，打一打，闹一闹，也很开心。
　　 由于不长个，本该升一年级的我，连读两年学前班还是被老师给忽略了，导致八岁的我不得不远赴爸爸任教的韶山小学部就读。两年后，随着爸爸的工作调动，我又不得不转学，再次回到石码小学。
　　 这里一切如故，还是原来那些似曾熟悉的老师，还是那座旧得不能再旧的四合院校舍，外加一栋两层的新楼，上面是老师的办公室和几间宿舍，下面是两间宽敞明亮的教室，分别是三年级和四年级。学校不大，每个年级一个班，我有幸坐进了三年级的新教室，而且被任命为班长。令我奇怪的是，这个班有五个教师子弟，伟皓和玉娴都是学区领导的女儿，先庆是本校老师的女儿，我和萱的父亲都是外校老师，另外还有几个公社干部的子女，向阳、志华他们都很优秀，初来乍到的我凭什么取代了原来的班长？难道就因为我是去了伟人故里韶山学校“镀金”回来的？真的有些受宠若惊哦！
　　 教我们语文的黄荣华老师课上得不错，我喜欢她，她也很喜欢我，不管是汉语拼音，还是大字小字练习，我都比别人完成得好。尤其是朗读和日记更是我的强项，无可置疑的是我在韶山学的汉语拼音要比这里的同学们精准，所以我的普通话比他们都标准。可惜黄老师身体不好，只教了一个学期就请了病假。教数学的周碧莲老师，教地理的罗合纯老师，他们都喜欢我这个乖巧听话勤学好问的学生。
　　 然而，就在三年一期期末的音乐（那时候还是叫唱歌）考试课上，却发生了一件让我伤心又难过的事。当时的唱歌老师叫宋伏秋，是一个代课教师，并非专业音乐老师，懂得也不是很多。她让我们每人唱一首自己认为最好听的歌曲，然后她挨个打分定成绩。我就唱了一首从韶山学来的儿歌：花园里，篱笆下，我种下一朵小红花，春天的太阳当头照，春天的小雨沙沙响……宋老师觉得好听，给我打了九十八分，这分数远远超过了文娱委员的九十分，她很不高兴地站起来带领同学们一起反对，说是这歌没听过，是我自己编的，老师给高分是包庇班长。我寡不敌众，申辩无效，于是，年轻的宋老师无奈地将我的得分改成了六十分，我从全班最高分降至最低分，当时那个委屈啊，无处可诉，无人能懂，只能用眼泪洗刷自己心中的冤屈。为什么？为什么啊？退一万步说，即便是我自己编的，那也是人才呀，一个十岁的孩子能自编自唱出如此美妙的歌曲来，难道不应该鼓励和奖励吗？你们孤陋寡闻，能怪我吗？从此，我再也不学唱歌，再也不开口唱歌，从简谱到五线谱，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每一堂音乐课我都在做别的事。我的音乐梦想，就这样被扼杀在石码小学的摇篮里，心甘情愿做一个不懂音乐的人，心甘情愿承认自己天生就五音不全，直到现在，谁也无法理解我进歌厅不唱歌的真正原因。
　　 到了四年级，我们学校被评为公社的中心小学（所谓中心小学，就是全公社七所小学里最优秀的一所），逐渐走向正规化，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都有了一定的提升。
　　 新来的校长胡恩琴老师亲自上我们的数学课，她是正式的国家教师，是那种看似温和实则严厉的人，说话掷地有声，在全校师生面前都很有威信的。她讲课比原来的代课教师讲得好多了，每一堂课，我的眼睛都会随着她的教鞭走，我的思维都会随着她的讲解活动，从来都不会开小差，每一次大小考试，我都会以最好的成绩去赢得她的宠爱。最记得那个夏日的中午，回家午睡的我，遇到铁将军把门，又折回学校，不敢打扰同学们午睡，便可怜兮兮地蹲在校门口暗自流泪。恰巧，胡老师从外面回来，当我向她哭诉家中没人，没吃饭肚子很饿（自从娭毑去世以后，就没人给我做早饭吃了，我便习惯了空着肚子去上学），也不能午睡，她二话没说，便亲自牵着我来到校外的饮食店给我买了个包子和一碗面条，让我吃得饱饱的，再带我回学校。那一天，我仿佛感觉得和蔼可亲的胡校长不仅是我的老师，还像是我的妈妈！
　　 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学习，于我而言真不算什么难事儿，每次成绩出来，都是我和郭新伟同学两个人遥遥领先。不是我第一，他第二，就是他第一，我第二，从来没有居于第三的历史。他是工程师的儿子，来自于湖南省建筑工程公司，随父母工作寄读于我们班的。他温文尔雅，不爱说话，不仅人长得高大帅气，聪明睿智，还比我们多了一份城里孩子才具有的那种特有的洋气。那时候，我们都穿做的衣服，而且很难得穿一件新衣服，破破旧旧土气得要死，而他的穿戴，总是让我们羡慕到眼睛发直，他的一件蓝色制服尤其让我喜欢。原本不长个的我，那一年开始疯长，衣服都短得不能穿了，妈妈只好答应为我添置新衣服，恰好爸爸一同事的老婆租我家的房子开了个裁缝店，我便借来郭新伟的衣服当样子，要求朱姨给我做了一件一模一样的蓝色制服，仿佛一夜之间我就成了城里姑娘，好一阵窃喜。让人惋惜的是五年级时，他又随父母转学了，我失去了最强劲的对手，临走，我送给他一个小小的笔记本，写上：“亲爱的郭新伟同学，祝愿你学习进步，心想事成！”多年以后，我卫校毕业后在省建三公司职工医院实习，一次和带教老师走在出诊的路上，偶遇了骑自行车的他，擦肩而过的瞬间他居然认出了我。两天后，他几经周折找到我家，公然要我兑现儿时的承诺，我莫名其妙问他个究竟，原来是临别赠言的称呼“亲爱的郭新伟同学”让他误会了。我的个天啊，那么小的年龄我哪知道什么爱情啊？用个“亲爱的”，纯属一种礼貌而已，因为我每次上台发言和演讲都是用“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开头的，我哪知道还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确是我在石码小学所遇到的唯一一个品学兼优的好男生！
　　 从韶山回到石码，我由一名普通的少年先锋队队员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校大队长。那三道杠挂在胳膊上，让我精神抖擞自信满满，一言一行都特别注意。我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在辅导员老师的批准下，我带着“红领巾们”帮助五保户郑大爷郑娭毑家做义务劳动。郑大爷和郑娭毑就住我家对面不远的池塘边，他们都是年近七旬的老人，膝下无儿无女，生活困难。我们年龄小，帮不上很大的忙，去给他们扫扫地搞搞卫生还是可以的。每次，一看到我们，他们俩老脸上就绽开了花，就像看到自己的亲孙子孙女一样开心快乐。大爷爱热闹会讲故事，总喜欢给我们讲一些自己的或别人的好笑故事。尤其那次他卖菜回来给郑娭毑带冰棒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生活拮据的他们相濡以沫爱心暖暖。
　　 五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叫刘美珍，教我们语文，她虽然是个民办老师，但她是公社某干部的老婆，平日里高喉咙大嗓门凶神恶煞的，让人惧她三分。她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所以没有太多的精力花在我们身上，经常会让我替她主持班工作、守自习课和看作业。美其名曰锻炼我的能力，实则为她减轻工作量，记得最晚的一次是学区要来检查，她让我为她批改课堂练习，直到晚上九点多才完成，她煮了一碗面粉嘎哒给我吃，第一次吃那玩意儿，许是因为放了白糖的缘故，也或许是太饿而饥不择食，感觉很甜，很好吃，让我觉得辛苦也值得！可是，等我回到家，却挨了妈妈狠狠的一顿责骂，骂我深夜才回家，骂我帮老师做事不帮家里干活，也骂老师懒惰不负责任剥削学生……那时候，我表现再好，成绩再优秀，妈妈从来都是不以为然的态度，更没有表扬奖励过我，相反，经常无厘头地挨打挨骂。
　　 五年级，毕业那年，我倏地长成大姑娘了，是班里为数不多的“小大人”，什么是“小大人”？我们这里把女孩经历初潮叫做“变大人”，我们班好像只有富香、贱珍和我几个人属于早熟品种，当然也数我们几个长得最快，都坐在最后两排。而我，却是最不幸的一个，每次来潮都会肚子痛，痛得汗流浃背，每当这个时候，老师都会委派一两个人把我送回家里休息。人生最尴尬的一次也就发生在这所小学，那日好不容易熬到下课，没等老师出教室，我就迫不及待地从后门跑出去了。等我从厕所换了纸（那时候没有卫生巾，还是用草纸和卫生带的贫穷年代）回到教室，看到地上一节被血染红的草纸，还有同学们一个个盯着我看的异样的眼神，我感到自己的脸像火炭烫着了似的，怎么也想不明白它是如何掉出来的。羞愧极了，十二岁的我第一次有了无地自容的感受，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一阵微风拂过，胡校长从后面走近我，一手托着教案，一手揽着我的肩头，轻柔地说：“没事没事，扫了就是，大家出去玩会，透透气，准备下一节语文课。”
　　 别人的童年都是玩乐中过来的，可小学时期的我，似乎什么游戏都不擅长，只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喜欢朗诵和书法，喜欢看课外书。每天除了上学，完成好家庭作业和妈妈布置的家务活以后，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一次学区统考，试卷比较难，校与校之间交叉监考交叉阅卷，成绩出来以后，教数学的胡校长找我谈话：“这次考试，我们班很不理想，平均分都没及格。”听她这么一说，我以为自己考得很糟，要挨批评了，默默低下头。“但是，你个人考了一百一十四分，很不错！那道二十分的附加思考题是没有学过的知识，全区，只有你，一个人做对了，你是怎么做出来的？”我的心情和表情都立刻阴转晴，甚至有些得意地告诉她自己在哪本书上看过此类题，后来，她又出了两道差不多的习题给我做，直到信服为止。当然，我也不是只读死书的傻丫头，也爱疯爱笑爱臭美，不能歌却善舞，每次六一儿童节和国庆节学校都会举行文艺汇演，舞蹈节目都会有我的份。学区文艺大赛，我们参赛的舞蹈《快乐的节日》得了一等奖，还有我朗诵的《保卫黄河》也得了区里第二名。
　　 那时候，我精神亢奋，热情高涨，喜欢为头的感觉，私下成立了一个课外学习小组，每天晚上把住我家附近的培湘、铁牛、卫平、志华、丽萍等几个同学聚集在培湘家（他家地方大，家长也很支持我们），辅导他们做两个小时作业，大家有说有笑，很开心。可惜后来班主任老师知道了，私下找我谈话说：“他们几个都是不爱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马上要毕业考试了，你这样浪费时间会影响自己的学习的。再说，晚上回家路上哪个同学出点什么事，你负责不起。”于是，我不得不解散了他们，收拾心情做自己的事。
　　 那年代，读书考学真的不容易，小升初我们班竟然只有十几个人顺利升学。遗憾的是，我的记忆里，没有毕业照，也没有毕业典礼，玩了一个暑假，就糊里糊涂上初中了。我至今都没见过自己的小学毕业证长啥样？石马学校，我亲爱的母校，真想再读五年，好歹也混张小学文凭！
　　 恍惚间，我又激情澎湃地站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地发言：“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当我情不自禁地挥舞着手中的那叠夹着现金的存折时，老公一个箭步跨上废墟抓住我的手臂嗔怪道：“又发什么神经啦？小心摔着！旧学校拆了，会再建一所新的，岂不是更好？”老公的话让我茅塞顿开心花灿烂，眼前立刻展现出一幅最美的图画：一栋栋崭新的教学楼，一间间宽敞明亮的教室，一群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