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不久，有位女学生专程到常州来看望我。大学毕业刚入职场有一段时间，我曾在一所学校教书，班上有几位学生来自外省。她是其中之一，来自贵州山区。这位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女生，学习很用功，多次荣获江苏省“三好学生”称号。她还没有毕业时，我因工作调动就离开了那所学校。后来我只听说她被分配到贵州省轻工厅工作，但一直没有联系过她。这次她是经过多方打听才联系上我的。时间过去了二十八年，这份师生情如同珍藏在地窖里的美酒越发芳香怡人。
　　 我在市中心的上岛咖啡馆接待了她。我与她临窗对面而坐。我们一起聊陈年旧事，讲国际时事，论改革开放，说人生历程，整个过程很平缓，几乎没有轻重音。即使谈某个话题很开心，她还是像过去一样掩口而笑，一如既往的矜持。阳光透过人行道上广玉兰的枝叶，在她的脸上来回晃动，照得她原本就清澈如水的眸子，犹如热泪盈眶。
　　 昨晚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她丈夫打来的，说她已经到肺腺癌的晚期。这个消息就如晴天霹雳，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得了不治之症？我对她丈夫说：“赶快联系大医院手术啊，不能再拖了！”他对我说，她其实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但一直不肯手术，只想到四处走走，做一些健康时没空做的事。这次从常州回去后，她的病情激剧恶化，眼看时日无多。这时我才知道，她那天眼睛里饱含的是泪水。
　　 在忍受悲痛的同时，还需理性地思考，除了力所能及给她提供一些资助外，我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呢？空洞的安慰，无济于事；简单的同情，只会使她更加难过。唯一能做的恐怕只有想法子缓解她的病痛，帮助她完成未了的心愿，让她在最后的日子里还能保持生命的尊严。
　　 上午我在办公室接待一位记者，谈到学生的病情，他的态度很坚决：“她这种情况根本没必要治疗。不如让她好好安排生活，不带遗憾地离开。”他还举例说，他认识两个人，一位是同事，另一位是同学。他们几乎同时得了鼻窦癌。同事积极治疗，同学放弃治疗，但存活期差不多。他的同事最后很后悔，后悔将所有的时间都耗在治疗上，耗在了病床上，最后仍然没能延续生命。记者还认为，没有治愈的希望，不如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这句话听起来很残酷，但不失理性。
　　 目前中国中产阶级面对癌症，大多数人几乎走同样一条路。先手术，花掉十数万元；然后化疗，再花掉十数万元；不行再放疗，又花掉十数万元；最后，求治中医，甚至求救江湖郎中，再花掉数万元，最终落得家人疲惫，人财两空。直到亲人离去，很多人才发现，其实对癌症并不了解，对治疗表面上投入的是金钱，实际上更多是情感和期望，结果反而没来得及让逝者享受最后的亲情。
　　 众所周知，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生命临终时，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据报载，不久前一位叫查理的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后经探查证实是胰腺癌。负责查理手术的主刀医生是美国同行中的佼佼者，并且正巧发明了一种针对此类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3倍，即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丝毫不为之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再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与家人相处，非常温馨。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
　　 在美国，有些医生身患重症还特地在脖子上挂一块“不要抢救”的小牌，提示医生在他奄奄一息时不要施救，甚至有人把这话纹在身上。人们通常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医生也是人，也会面临绝症、死亡。但美国医生的临终似乎和普通人不同。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和尽可能接受各种治疗相反，美国医生们几乎不选择被治疗。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选，尽管他们通常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选择“不”。“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也想活着，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
　　 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无效治疗，是指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气管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不停地灌药。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天都在重症监护室（ICU）上演。这种折磨，是我们连在惩罚恐怖分子都不会采取的手段。见此情景，很多美国医生会对同行说：“答应我，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别救我。”为什么医生热心治疗晚期癌症病人，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原因可以说很复杂，也可以说很简单，用三个词概括，那就是家属，医生，体制。
　　 首先，病人家属不切实际的期望。假设某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了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在面对这类突发事件时，他的家属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他们往往会立马说：“是！”于是噩梦开始了。有时家属所谓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但问题在于，他们并不了解什么是“合理”，因为医生在抢救时，他们会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无论它“合理”与否。不难看出，知识的不足、不切实际的期望是导致糟糕决定产生的主要原因。
　　 其次，医生面临创收压力。中国医疗体制的产业化，医生逐渐蜕变为手拿手术刀的商人，他们需要通过为病人治疗，获取利润，分得奖金。即使医生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却因为医院的规定，不得不要求病人检查、化验，直至病人家属无力承担为止。急诊室里站满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属们并不懂医学，此时想要建立相互信任是非常微妙且难以把握的。如果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怕麻烦等原因才提出的这个建议。这是造成目前医疗纠纷不断的原因之一。
　　 再者，现行法律不容许安乐死。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邓颖超大姐曾力推安乐死医疗制度的建立。这是她亲眼目睹了周总理被癌症折磨全过程以后，对晚期生命产生的一种怜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制度还不能在我国实行。我们倡导的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岂不知，对于许多癌症晚期病人的“无效治疗”手段并不“人道”，有的简直就是“革”患者的命。
　　 临终关怀和过度医疗相比，更注重为病人提供舒适度和尊严感，让他们安然度过最后的日子。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研究发现，受到临终呵护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而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些。
　　 理智告诉我们，人终有一死，健康时要快乐生活。一旦患上不治之症，亲人要想法设法缓解病人的痛苦而不是给他们“过度治疗”；患者则力求不失尊严地离开。对于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人来说，生，不见得伟大；死，必须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