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八五年初，我从朝阳建平调回到已阔别近十年的老家辽阳。虽时值初春，但当我迈进家门，看到白发苍苍的消瘦老母亲，佝偻着腰，颤颤巍巍把我迎进门时，心中不觉一颤。母亲不应该这样老啊，她老人家才六十五岁，怎么就如此老态龙钟了呢，一种错时逢秋的感觉让我顿时油然而生。一件件曾听到与经历过的往事，也跟着渐渐清晰浮现于眼前……
　　
　　 （二）
　　 母亲出身大户人家，长相端庄秀丽，年轻时蛮漂亮的。解放前的人结婚都比较早，还不到十八岁，她就被我父亲娶进了门。当时父亲正在北平政法学院读书，除了寒暑假，很少回家。我家是一个大家族，祖父兄弟三个，老三股在一起过日子。一大家子老少六十多口人，儿媳妇轮班做饭，母亲自然也得加入这个繁重劳累的家务之中了。
　　 祖父在哥三个中是老疙瘩（东北方言，最小的）。当家的是我大祖父，他对外人没说的，口碑很好，可对家里人却很刻薄，稍不如意，就骂骂咧咧的。母亲经常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操作家务，尽管她心灵手巧，任劳任怨，但有时还是免不了受到大祖父鸡蛋里挑骨头般的责骂。
　　 据母亲讲，有一次父亲回家探亲，给老人买的东西交给了大祖母，大祖父没看到，以为父亲啥东西也没买，就来气了。那天正赶上轮到母亲做饭，本来很香的饭菜，吃饭时竟然让他给摔了。还破口大骂：“这是做的啥饭菜，养了你们一群畜生！”母亲含着泪又给他重新炒了几个菜，小心翼翼地端了过去，结果是怒气未消的大祖父竟然直接把饭桌掀翻了，碗碟破碎，饭菜洒了一地。
　　 “大伯，您老别生气呀，我们做晚辈的有啥不好的地方，您老尽管打骂好了……”母亲一边收拾地下破碎的餐具和食物，一边陪着笑脸劝解着。
　　 “都给我滚！都是白眼狼！”大祖父继续暴吼着。
　　 一向孝顺刚强的母亲悄悄回到自己屋子里，一头扑在炕上，暗自委屈得大哭了一场。
　　 好在东北很快就解放了，土地革命撕碎了这个封建大家庭家长专制的衣钵，老三股的家人各奔东西，自谋生路。母亲先是走门串户地讨饭给子女吃，最后不得不带着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去了辽阳城里，在叫做沈家大院的地方租了两间房，暂住了下来。
　　 这时，家中和父亲也失去了联系。等到全国即将解放之际，才知道父亲在学校接受了新思想，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毅然参加了革命。他所在的四野五十五军，随百万雄师过大江后，一直打到海南岛，最后驻军广东湛江。
　　 正当母亲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在城里生活困难得举步维艰的时候，传来了家乡的消息，说我们家是军属，可以分到房屋和土地。加之祖父因车祸而瘫痪在床，祖母又体弱多病，需要照料，经过反复思考，母亲决计带领孩子们回到乡下。
　　 回到老家后，母亲承担起里里外外全部的家务。除了侍奉祖父母外，分得的几亩田地她还得起早贪黑地耘做着。到了秋季，打下的高粱总算能让一家人得以糊口了。
　　 不久，农村成立互助组，接着建立了初级社，后又改为高级社，母亲每天都不知疲惫地去出工劳作。到了一九五五年，父亲又不时从部队往家寄些钱，吃饱饭已不再是难题，日子好过得多了。
　　 到了一九五八年，母亲已是五个孩子的妈妈。除了尚在襁褓中的小弟弟，我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分别读上了高中、初中和小学。也就是这一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全国农村风起云涌般飘了起来。随之不久，贫穷和饥饿也伴之而来。
　　
　　 （三）
　　 内柔外刚吃苦耐劳是母亲一贯的性格。
　　 那是五八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母亲随着社员去夜战深翻地，一直干到半夜才收工回家。第二天早上，她的左脚肿得像个发面大馒头，小腿也膀得像根棒槌，疼得不敢下地走路。但她还是勉强支撑着爬起来，做好早饭后，草草吃了点，掉转身就要去生产队出工。
　　 “看你的腿脚都肿成啥样啦，就歇一天吧！”祖母怜惜地劝慰着母亲。
　　 “妈，现在是大跃进，人人都在拼命地干，我这腿脚是翻地踩铁锨踩的，肿了点不算啥，我能行的。”母亲不顾祖母的劝阻，装作没事人一样，拎起铁锨，硬撑着走出家门。
　　 已到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了，还没见母亲回来。“也不知你妈腿好些了没有，也该回来吃午饭啦……”正在祖母反复念叨之际，突然听到院子里转来几个女人的嘈杂声：“可算把你背到家了，这回你可得好好歇歇身子啊，不要急着再去出工了……”
　　 原来是母亲在回来吃午饭的路上，突然感觉腿脚不听使唤了，她一屁股坐在路旁，几次试图站起来，又几次跌倒。还多亏村子里和她一起出工的几个妇女，轮换背着把她送回了家。
　　 脸色苍白的母亲躺在炕上，双目紧闭，她太疲劳了，多想好好歇一会儿啊。这时旁边传来小弟弟的哭声，她猛地睁开双眼，把小儿子揽在怀中，揭开衣扣，把乳头塞进嗷嗷待哺孩子的口中，任凭他贪婪地吮吸不太多的乳汁。小弟弟不哭了，母亲脸上也露出一丝欣慰的苦笑。
　　 转眼间来到了五九年，深翻的地并没带来增产，反而成了欠收年。饥饿自然伴随而来，而且愈演愈烈。生产队成立了大食堂，一时间，各家各户都断了炊火，拿着发的饭票去村里食堂就餐。记得有几个月每人每天只给四两饭票，既没油更没菜，早晚去大食堂只能凭票买一碗棒子面糊糊，中午才能吃一块二两的粗粮大饼子。人们当时把面糊糊叫“平端”，因为端歪一点就会洒的，喝完这碗面糊糊，连碗内都伸长舌头舔个干干净净，吃大饼子或窝窝头掉个渣都捡起来填到嘴里，哪舍得糟蹋一点啊。
　　 这时的母亲更加消瘦不堪，喂孩子的奶水也早没了。为了让家中老小能度命熬过来，她把自己省下来的饭票全部拿了出来，还佯说自己不饿。她每天仍坚持去生产队出工，饿得实在不行，就拔些大地里的野草野菜塞入口中咀嚼，直至咽入腹中……
　　 一天下午，母亲实在挺不住了，一头栽在干活的地里。当人们把昏厥的她抬回家里，祖母颤巍巍地去水缸里舀了半碗凉水，用羹匙一匙匙润入儿媳的口中。半晌，母亲终于苏醒了过来，看着焦急得泪眼婆娑的婆母，虚弱地说：“妈，我没事，您老不用担心，歇歇吧。”
　　 当时光步入六零年时，家乡又遭到水灾，许多农田被淹，人们的生活更加困难了。秋季的一天半夜，母亲夜战回来，推醒了祖母及我和弟弟，从怀里掏出十几个高粱面大饺子，转眼间就被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光了。那个香啊，是我有生至今再也没体验过的，现在回味起来，还余香盈口呢。原来是生产队死了一匹老马，大食堂给出工夜战的劳动力偷偷包了马肉馅饺子。事后才知道，母亲把分给她的一份只吃了两个饺子，其余的全部拿了回来，当时她却告诉我们说：“我在食堂已经吃饱了，你们吃吧。”
　　 祸不单行，就在这年年末，父亲在部队牺牲了。家里的担子完全落到母亲一人身上，这时她才刚满三十九周岁。
　　
　　 （四）
　　 父亲走后，尽管不时有媒人上门劝母亲再迈个门槛，但都被她一口回绝了。用母亲的话说：“我不能丢下一个老人和五个孩子不管啊！”
　　 那时，村子里能读上初中的孩子都很少，在乡亲的眼里，我家算上书香门第了。为了供孩子念书，母亲把家中能值点钱的东西都卖了，包括土改时分的房子。唯一没舍得卖的，就是结婚时我父亲给她买的那枚金戒指，但在大儿子考上大学时，她还是忍痛割爱含泪卖了它，用卖得的二十元填补了开学费用不足之急。为了这件事，母亲虽然表面显得似乎平静，可暗自流了一宿泪。天亮她起来做饭时，我发现那包戒指的手帕湿漉漉的放在她的枕边，竟能攥出水来。
　　 六一年下半年，生产队的大食堂解散了。过年开春后，母亲领着孩子们又去搞了点小开荒，秋天收了两麻袋粮食，加上生产队分的口粮，全家又能填饱肚子了。
　　 好景不长，运动来了，兴无灭资，阶级斗争的口号漫天响了起来。小开荒被取缔了，自留地也缩小了，加之“抓革命，促生产”也只有“革命”，而没见生产有何促进，田里打不出粮食，上交的公购粮一两又不能少，种田人再次陷入饥馑之中。
　　 一年分得的口粮，尽管省吃俭用，大半年就见底了。母亲把从菜地里捡的干白菜帮子、胡萝卜缨子、栽大蒜下来的蒜辫子，都煮熟剁碎，和点棒子面掺杂在一起当做美味佳肴，作为救命的稻草了。尽管生活苦不堪言，可母亲还是那样平静，平静得像一潭静水，每顿饭都能让一家老小有些吃的，而她自己则往往吃点残羹剩菜。
　　 就这样苦熬到了六六年，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席卷了神州大地。一天，村里的造反派不由分说地冲进我家，翻了个底朝天。最终找到了几本两个哥哥读高中时的俄语课本，他们如获至宝，说我家里通外国，和苏修有联系。任凭母亲怎样解释，说这是孩子念书的课本，造反派还是把这些书给烧了。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恶狠狠地说：“就你们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还能革命？烈属也一定是假的！”抄家后，父亲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也随之不见了。直至前些年有关部门通过《县志革命烈士英烈表》查出了我父亲的名字，才重新补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回想起家里被抄时，母亲是那样的淡定。造反派抄家走后，看到我惊恐颓丧的样子，她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是红的变不了黑呀，历史会证明这一切的，共产党不会忘掉为革命献身的人。”是啊，在十年浩劫结束不久，也就是父亲牺牲的二十年后，母亲的话终于得到了验证，五十五军军部来了两位团级领导到家中看望了母亲，并去地方给我们家落实了政策，家庭成分也由原来的“地主”改为“革干”家庭。
　　
　　 （五）
　　 八十年代后的天是那样的湛蓝，阳光更显得灿烂多彩。广袤的农村大地到处洋溢着无限生机，秋收也是那样的丰足。家中再不愁吃穿，往日的“瓜菜代”早被香喷喷的大米饭和可口的菜肴所取代。可母亲却因过去多年劳累而积劳成疾，身体大不如前了。尽管这样，她还是先后带大了三个孙子……
　　 “这么好的日子，我得多活几年啊。”母亲经常叨念这句话。她开始随着一些老年人去广场扭大秧歌健身了。为此，还特意让我姐姐给她买了一条红绸带和两把大绸缎扇子呢。母亲踩着鼓点，舞动着绸带和扇子，跟着大家翩翩起舞，看那精神头，仿佛又回到了大姑娘年代。
　　 母亲为我们这帮儿女吃尽了苦，操碎了心，我们多渴望她老人家能长舞不衰，健康永驻啊。可九四年年底她开始咳血了，去医院检查才知道已是肺癌晚期，根据年龄和病情，只能保守治疗。这犹如晴天霹雳，向我们袭来。大家不敢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她，只说是肺部有些轻微炎症，吃些药会好的。我们四处寻方觅药，然而还是回天无术，十五个月后，也就是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七日凌晨四点，她老人家还是离我们撒手而去了。
　　 其实母亲是猜得到自己病情的，只是看我们不说，她也故作不知而已。在临终前一天，她躺在床上，抚摸着我的手说：“儿啊，别为妈担心了，我知道自己得的不是啥好病。俗话说得好，人生七十古来稀啊，我今年七十六岁了，也到秋收的年龄了。晚年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托国家改革开放的福啊。看到儿孙都挺好的，我知足啦。”母亲的语调虽然轻微，可至今回想起来仍萦绕于耳畔，不绝于耳际，如重锤，似响鼓。
　　 母亲的一生，似乎都是秋，因为她不辍地把秋的硕果送给后人，无怨无悔地把毕生奉献给社会，从中让我们看到了秋韵的丰富多彩。从草木凋零中领悟到真善美的真谛。正如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曾写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是的，母亲当之无愧也是这千百万优秀母亲中的一员啊，我为有这样的母亲而骄傲！
　　 母亲，儿子永远爱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