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倚着大石头，她心里似乎格外平静。战友走远了，已经安全了。
　　 望着围着她的敌人，她心底涌起一股胜利者的嘲笑。“懦夫。”她吐出一句话。
　　 “抓活的！抓活的！”敌人靠近了。
　　 欠起身，她用力投出两颗手榴弹，硝烟中敌人喊叫着倒下了。
　　 枪声响起来，一梭子弹射来，身中两弹。她强忍着剧疼，靠在石头上，两眼怒视着敌人。
　　 鬼子发现，这是个女八路，于是冲了上来。鬼子狞笑着拉开这个负伤的中国女兵身上的被子。
　　 突然她从被子底下又掏出一颗手榴弹，大喊一声：“犯我中华者死！”一声巨响，伴随着鬼子倒地，烟尘再度弥漫开来。
　　 北风在吼，雪花飘舞着，漫天晶莹中，一个青春的英灵扶摇在群山旷谷之中。
　　 我来了，亲爱的，你在哪里？她在喊。
　　 群山默默，只有风在啸叫，似也伤心到了极致。
　　 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刚刚结婚一年多的丈夫，那个英气十足，对她温柔体贴的男人，几天前，已经死在了她的前头。
　　 大青山突围战，山东抗战史上著名的惨烈战斗，围困与搏杀中，倒下了无数的日后或许可以成长为中华栋梁的儿女。
　　 那个已经怀了孕的，和她未出生的孩子一起消失在手榴弹爆炸声里的女兵名叫辛锐，是鲁艺姊妹剧团团长。她的丈夫陈明，著名的理论家。曾经当过福建省委书记，到莫斯科列宁大学学习过，参加过长征，任过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牺牲时，他是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那是1941年的冬天，日军纠集5万重兵，对115师和山东纵队所在的沂蒙山根据地进行扫荡。在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我抗日力量浴血奋战，9000多人成功突围，伤亡1000余人，500多人牺牲。仅抗大一分校连排级战斗骨干和学员，就牺牲近200多人。许多相爱至深的夫妻，在这场血与火的战斗中永别而去。
　　 正率分局和战工会机关转移的陈明，队伍突遭三面包围。敌人越来越多，火力越来越猛烈。突围中，陈明双腿负重伤，随行人员已牺牲，只剩下警卫员。他推开要背他走的警卫员说：“你赶快跑，多活一个是一个。”警卫员坚决不从。陈明严厉命令他：“这是战场，服从命令！你给我走！”跑开不远的警卫员眼看陈明在对敌人连开3枪后，剩下的最后1颗子弹，对准了自己的头颅……看到陈明牺牲的情景，警卫员流下了热泪。
　　 已怀孕5个月的辛锐率5大队的一个分队20多位女同志随部队转移。在大青山北的猫头山与日军遭遇，为掩护同志们撤退，她小腹中弹，两个膝盖骨受重伤，右膝盖骨全部被打掉。
　　 当晚，她被抬到山东纵队第二卫生所驻地——火红峪村，来到离村子不远的“鹁鸽棚”山洞隐蔽。躺在门板上的辛锐咬着牙，强忍着，不出一点声响。
　　 枪声密集起来，已经听到日本人的喊叫声。“抓活的！抓活的！”喊声越来越近。
　　 “放下我，快些放下。”辛锐喊着，声音有些嘶哑，向转移中抬着她的战友说。
　　 然而无论辛锐怎样喊，她们终也不肯放下。
　　 猛然，辛锐从担架上滚了下来。已经不能走路的她欠起身子，着急地挥了一下手：“快走，不然我们都完。”
　　 一颗子弹打在岩石上，发出刺耳的叫声，敌人更近了。战友把她放在稍微隐蔽的大石头下，给她盖上被子，留下了仅存的3颗手榴弹，含着泪撤退了。
　　 辛锐背靠着大石头坐在地上，战友走远了，她回过头来，望着小心翼翼逼近的敌人，轻蔑浮现在满是尘土的脸上，你们不是凶吗？怎么那么害怕一个女人？
　　 那一声巨响，撕裂了走得并不远的抬担架战友的心。第2天，当地老乡和医疗所同志一起，来到那个大石头旁，只见辛锐被炸得血肉模糊，大石头上留下了她的血迹，以及她躺着的姿势。
　　 许多年后，沂蒙山华东烈士陵园里，矗立着一座汉白玉的墓碑，墓碑上镶嵌着身着八路军军装的一对情侣的照片。两个人站在土房的门框前，拘促地头挨着头，亲昵且开心地笑着。丈夫戴着眼镜，手背着，厚道而腼腆，一介书生的模样；妻子两手放在腰间的皮带上，头部侧向丈夫肩膀，笑容灿烂而羞涩。
　　 那是他们来到世上最好年华的时节。然而，为了心中美好的追求，一对夫妻先后化作一缕英魂，飞向他们理想的天边……
　　 历史记下了这两个人牺牲时的年龄。丈夫陈明：39岁，妻子辛锐：23岁。因为牺牲，他们没有出生也没有名字的孩子：5个月。
　　
　　 二
　　 徜徉在大明湖边，细雨霏霏。雨幕中，湖中的荷花早已谢去，只留荷叶在水中漂浮，托着满天的阴云，托着浓密的雨丝，于微风里摇摇荡荡。荷上有虫儿在跳，一下，又一下……
　　 努力地在找寻80年前的景象，就在这垂柳之下，一个身着月白上衣青色裙子的少女，端坐湖边，用画笔描画着湖里的荷花。荷尚未绽开，展着尖角，婷婷立着。
　　 少女的身后，是她自己的家，一个花园，连同花园里的小楼。
　　 小楼的窗户开了，母亲在呼喊少女：“淑荷，吃饭了。”少女应了一声，收起了画板。少女是辛家的第3代，二小姐辛淑荷。
　　 小楼的主人叫辛铸九。辛家三世同堂都住在这里，傍着这个天下知名的大明湖，接受着大自然给予的恩赐。
　　 辛家在济南很有名。爷爷辛铸九教师出身，曾任过县和省的议员，是济南商会会长，“裕兴”、“仁丰”纱厂董事长。“五三惨案”时，他冒着危险为被日本人杀害的蔡公时等烈士收尸；震惊中外的临城大劫案，他临危受命参与处理；为坚守民族大义，他拒绝出任日伪省长；著名的“海源阁”藏书要流失日本，又是他联络社会名流捐资抢救……这位在当地有着极好名声的爱国绅士一生多彩而又传奇。
　　 辛铸九的儿子叫辛葭舟。早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的他后来回到家乡，在山东建设厅及财政厅工作过。济南沦陷后，辛葭舟奉父亲之命带着五个子女逃离章丘。流亡数月，痛定思痛，他毅然致信中共山东省委决心参加抗日。为表达抗日诚意，辛葭舟把一麻袋钱币捐给了八路军。他买了一头骡子，驮着行李，带着子女，随军翻山越岭到达沂水县岸堤镇。此时，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第2期招生，辛氏姐妹进入干校学习。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大辛”、“小辛”一对“姊妹花”。
　　 辛葭舟也成为八路军后勤部门的成员，二儿子辛树明给首长当了秘书。
　　 辛锐出生的时候，荷花盛开，所以祖父为其取了“淑荷”为名。名如其人，她自幼文静敦厚，尤爱美术。受祖父熏陶，她小学时就能雕善画。见其这般，父亲辛葭舟聘了当时著名国画家黄固源做了女儿的家庭教师。
　　 辛锐16岁那年，长城抗战打响。国民党29军爱国将士奋勇杀敌，国人深受鼓舞。辛铸九为辛锐举办了个人美展，展出辛锐的绘画和木刻作品，并将义卖所得全部捐给了抗战将士和东北流亡同胞。那时开画展的很少，女的开画展的更少。此次美展，辛锐名声大噪，社会上都知道辛公馆出了一位才貌双全的女画家。
　　 在辛锐留存于世为数不多的的画作中，一幅工笔淡彩花鸟画格外惹眼，画上一只翎羽绚烂的凤凰栖息在枝叶扶疏的绿色树冠上，正转头回视，呼唤着同伴。此画作于民族危难日益深重的1936年。辛锐将心中的希冀挥洒而出，倾诉着一个普通中国人反抗侵略的决心和抱负。
　　 资本家大小姐，换上了不合形体的粗布军装，辛淑荷正式成为辛锐了，她扎上皮带，裹上绑腿，穿上草鞋，戴上军帽，变成了八路军女战士。她跑步、打靶、掷手榴弹，认真地做着她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辛锐开始脱胎换骨，那个过去在洋房中静心作画的纤纤小姐不再有了，一种崭新的、从没有经历过的，充满激情且有些野性的生活开始了。
　　 在那支统一着装的队伍里，不仔细看，几乎辨不出谁是谁。然而，那些常年带兵的八路军首长们，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辛锐。她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气质，这种气质即便是粗布军装也掩饰不住。
　　 在抗大分校里，辛锐和妹妹在一个院里住。因为分数两个队，姐妹俩很少有个别谈话的时间。辛颖好动，想姐姐时就跑去找辛锐。大辛则遵守纪律，告诫妹妹:“咱们现在是革命战士了，以后别‘二姐、二姐’地叫，没事也不要常来。”
　　 辛颖有时候故意憋着不去找姐姐，但过了几天实在憋不住了，又悄悄找辛锐。辛锐见了妹妹，责怪她:“怎么好几天不来?”“你不是说不让我来找你吗?”辛颖逗她。“小丫头！”姐姐埋怨道。
　　 姐姐问妹妹听了哪些课，谁讲的，记了多少笔记？辛颖故意说，这两天我老想找你说话，没心思记笔记。辛锐严肃了，告诉妹妹，不好好学习，就无法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抗日。
　　 她取出自己的的笔记让妹妹看，本子上密密麻麻，字迹工整娟秀。
　　 秋天里，沂蒙山的柿子红了。山东纵队指挥部设在了沂水王庄，父亲也来到在指挥部在供给部工作。这时，辛锐被分配到山东省妇联任秘书。父女见了面，格外得高兴。
　　 唱着激昂的歌曲，迈着轻快的步子，这个过往的大家闺秀，也可以登上简陋的土台子，面对着男女老小的乡亲，说着快板，唱着自编的歌曲。也可以将自己的漫画、标语刷在一个个村里的石墙上了。
　　 辛锐曾在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到大众日报社沂蒙工作团之前担任过山东省妇联秘书。无论在抗大分校学习，还是担任秘书、参加报社沂蒙工作团，她都积极努力着，充满着热情。发现部队作战、行军需要军用地图。擅长绘画的她找来旧地图，按敌我区域添添改改，一份新的很实用的地图有了，她复制好几份送给部队，受到首长表扬，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哪。
　　 房东老大爷指着墙上她写得“打倒日本鬼，不当亡国奴”的大字标语。说：“大辛同志写的字像朵花，这一来我这墙上更好看了。”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创办机关报《大众日报》，报头和伟人像没法解决。曾经曾搞过木刻的辛锐接受了任务，她把自己关在屋里，熬了几个通宵，想了又想，改了又改，终于有了自己中意的设计。当她把改好的报头和伟人像交给报社时，在场的人都大加佩服。
　　 鉴于她的优异表现，党组织接受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
　　 转眼到了1939年夏天，日寇开始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次扫荡。
　　 为了行军作战，省委决定：把战工会、青委、妇联、大众日报社、战地服务团等单位合编成“沂蒙工作团”，由大众日报社社长匡亚明任大队长，分散做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反扫荡。
　　 形势越来越严峻，部队不得不化整为零。辛锐和小分队的战友们一起，在大小丘岭山岗之间，日夜和鬼子周旋着。
　　 麦黄时节，一天傍晚，小分队隐蔽在杏峪一带的山沟里。这时，从山口方向突然传来鬼子“三八式”步枪的射击声。领队命令大家立刻分散转移。
　　 这时青训班指导员于冠西一歪倒在地上，他得了伤寒，已两天吃不下干粮，浑身没有力气，只觉得全身冰冷，软瘫在一株柿子树旁。
　　 此时大多数同志已经撤向岭坡背后，山沟里鬼子的嚎叫阵阵传来，沟两边的泥土碎石被“歪把子”机枪扫射得溅了起来。
　　 辛锐扶起于冠西，“快走！”她急促地喊道。见他实在动不了，辛锐摸了摸他的前额，发现他的头滚烫滚烫。“你发高烧呢。”辛锐说。
　　 此时的辛锐已经顾不得想什么，急呼呼地蹲了下来，命令一般说：“快，快，把手搂住我的脖子”。她不顾一切地背起于冠西，朝远处的岭坡跑去。
　　 许多年后，已是《大众日报》副总编辑的于冠西回忆道：“我想让她放下我，但她似乎没听见，只是气喘吁吁地背着我，跌跌撞撞地跑。她平素温柔文静，举止娴雅，那时却像换了一个人。也不知她哪儿来的胆量和力气，竟然背着我一口气跑过呼啸着子弹的岭坡，喘息着把我放在一块大石头的背后。”
　　 在暗夜的掩护下，他们脱离危险。休息一会后，两人相互搀扶着，找到小分队。于冠西被扶到屋子里躺下后，没来得及说句道谢的话，于冠西便迷糊着昏睡过去。而辛锐也一屁股坐到炕上，怎样也起不来了。
　　 第二天，辛锐也被伤寒击倒了，高烧不起。被抬到荞麦山山腰的“团瓢”里养伤。在那里，辛锐的高烧始终退不下来，照看她的战友格外着急。
　　 得知消息的辛颖心急火燎地赶来，跑了3个村子，找了3家药铺凑齐一剂药。吃过药后的辛锐，感觉稍好一些，吃了一两口米汤。因担心妹妹会影响工作，便撵她离开。
　　 半个月后，大辛的病情不见好转，还得了痢疾。辛锐又急急赶来照顾姐姐。
　　 辛锐不让妹妹留这儿照顾她，又开始撵辛颖。妹妹发现，姐姐在病中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胜利，是工作，自己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辛颖临走前，辛锐让妹妹给自己洗洗头。在妹妹后来的回忆中记着：“她的头发极长，但很稀。我一洗，呀！竟一缕缕地往下掉。我心里难受极了。我从来不好掉眼泪，这时实在忍不住了，只得草草结束。”
　　 疾病击不垮这位八路军战士，很快地，待她身体稍稍好转，立刻又投入火热的生活之中。一段时间里，她创作颇丰，她画的《我送哥哥去当兵》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一致好评，画上，一位农村姑娘，羞昵地给报名参军的恋人戴着大红花，形象生动逼真，很好地配合了参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