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从前是一座庙。在那儿，我曾经快乐度过了七年。
　　 现在，每次经过那一块杂草丛生的洼地时，我总会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不是因为那里曾是一座庙，而是因为那里留下过我七年的快乐。
　　 小时候的冬天，没有棉鞋穿，手和脚都咧着深深的口子，口子的边沿堆挤着的脓肿的血泡。母亲看了心很疼，常用一种叫柏油的东西烤热了给涂在上面，这样可以减少一个冬天的疼痛。白天，手和脚不敢伸出来，黝黑黑的红，怕冷风吹来，一阵的钻心疼。茅蓊是隔了年的，放一些麦穰或玉米裤做鞋垫，常被雪水浸透，脚踝常被硬硬地磨出血茧来，冷风里仍坚持着前行。
　　 那时冬天动辄就下大雪，一般都是零下十几度。校门前的汪塘里一直能溜冰，大半个冬天，那里就成为我们童年的游乐场。太阳是冬天里我们最怀念的温暖了，每天都盼着它能早早出来，我们就追赶着太阳热闹着。第二天一大早总能看见冰凌直溜溜的挂在屋檐下，闪闪的亮，耀人眼目。有事没事，我们几个玩伴就要把它一根根摘下来，拿来做刀剑乱舞着击斗着。记得有年春节刚过大树小树都挂上了满满的冰凌，好多树都被坠断了枝和干。那银装素裹童话般的世界，好像圣诞老人专为我们准备的“礼物”，让我们狂喜不已。
　　 那时的夜晚就觉比现在要黑的多，一到夜晚了，就没有太多可去的地方了。漆黑的夜晚，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到麦田里或操场上放“刷把子”，这“刷把子”是用高粱穗子扎成的刷子，在春节前后的夜晚点火向空中掷，掷得越高，预示着第二年的收成越好，映着熊熊的火光，我们边掷边唱着歌谣：“刷把子溜溜灯，一扔扔到半空中，高粱饼子小米粥，今年一定大丰收。”白天，我们三五成群的就玩“打大堂游戏”。选几块石头，按大小安放在远处，每人找一合手的石块当做瓦，远远地投出去，先击打最远的那块石头，击中了就算赢，最后一个没击中的，就要挨罚扬脚或刮鼻子。最简单的当属玩花棒棒了，男孩女孩都会玩，找一些柳枝截成一段段，在上面刻上纹理，代表数字或图画，几个人分别去抓，看谁抓得多就算赢了。这些早已失传的游戏，那时却是我们的最爱。
　　 人数多的时候，就玩磨刀杀羊和大刀砍。几个人一起，分开站在几十米外，一个个追赶着跑，就像现在的接力赛。学校前边的操场宽广平坦，就是我们会聚的最佳地方了。我们纵情地玩耍着，喊叫声常常引来大人们的驻足观看，看到即兴处，便赢来一阵掌声、喝彩声。我们在掌声和喝彩声里使出了全部招数，尽情跳着跑着，玩了不大一会儿，就感觉全身上下暖烘烘的。也许，这些超大能量的活动，最是驱寒的好方法了。
　　 那时属我的嗓门最大了，有时能喊破天，脆生生的出了名，就是现在村里人还经常提起呢。“大刀砍，绿绿眼；河南沿，由你拣；拣大的，剔小的，专拣你会跑的。”喊得响亮，跑得带劲。一个冬天，我和小伙伴们就这么热热闹闹地过着。
　　 那时学校操场上有好几棵杏树，就觉高大，需仰视才见，从二三月份起，我们就一直看着它长着。最爱青梅树了，看它一天天由青涩变作鹅黄，再一天天由鹅黄变作橙红，直到六七月间满树飘香。每次在树下上体育课，大家都会昂着小脸儿，就希望有一颗种子能随风掉下来，恰好落到自己的嘴里。那样的不期而遇，该是怎样的一种美好。
　　 在那所学校里，我读完了小学又读完了初中，记忆最深的是刘亚东老师和朱友德老师。刘老师做过我几年的班主任，个子长得很矮，但特有精气神。听说他是东海人，长期住在学校里。朱老师带我语文课，听说成分不好，话总不多，走路总是低着头。有人说，这所学校里他的学问最高，书读得也最多。周边村子有红白喜事的，写对联或帐心子的都要找他帮忙，他很乐意，从不怠慢。不知什么原因，那几年他经常被批斗。记得一天特冷，他穿着背心和大裤衩，站在操场的土台上，低着头挨批。那次，他的头几乎低到尘埃里。起初，我们热闹着也跟着大人们一起喊着口号，后来，我不愿再喊了，就觉着那时他是被人欺负了。记得有好几次，爷爷让我去请他来我们家吃过饭，他特有礼貌，文质彬彬的，真纳闷这样好的人咋就会被挨斗？离开那所学校三十多年我再没有见到过他，也从没听别人家说起过他。那时，经常有人喊他“孔乙己”，我却不知道“孔乙己”到底是谁？那时只知道有个孔老二，经常被批的那个孔老二。好多年，我都疑心他可能就是那个孔老二。
　　 记得有一段时间，每到晚间我们都要跟着老师排着长队围着村子呼着口号，说是打倒谁谁谁的，其中要打倒的一个就是朱友德老师。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倒他，每次众人喊口号时我都默不做声，因为他对我很好，也是我最敬重的一位老师。三十年了，再也没有见到他。经打听，他已不在人世了。我真的想念他，想念那段与他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听大人们说，学校原先曾是一座庙叫华佗庙，据说是曹操当年为了纪念华佗特安排人修建的，中有大殿，侧有厢房。听祖母说，每逢正月十五最是热闹，香客们南来北往络绎不绝，有个病的灾的都要来此，不问距离，只管祈福。传说康熙大帝来过此地，还有袁宏道。后来，被红卫兵们除了旧，打砸得不成样子了。神像被推到前边的汪塘里了，香炉、几案都被瓜分了。那个即将消亡的池塘，现在还一直被称作叫庙汪。再后来，这里就成了学堂，直到二十世纪末才搬迁出来。听大人们讲，改建初期这里曾一度闹过鬼，夜间时不时地传出阴森的哭叫声。二大爷曾当着众人的面神秘地说，有一天早上他出来打水，看到学校大门上趴着一个黑影，忽大忽小，大的时候数米高。不知道是不是在骗我们，反正我是始终都没见过鬼的。
　　 当初学校设施很简陋，山泥墩起的土台子，放上一块水泥板，冬天趴在上边写作业冷冰冰的浑身直打哆嗦。在那所学校里，我们经常参加各种课外劳动活动，割过草、拾过粪、挖过药、搬过石头，但我对学习毫不放松，刻苦认真，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遥遥领先，父母都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经常在邻居面前夸我呢。记得五年级期中考试，我门门功课都考了一百分，学校专门组织学生敲锣打鼓把奖状送到了我家，又敲锣打鼓把奖状送到薛一山家。清楚地记得，每人还获得了一支英雄牌钢笔的奖励。那一次，我和薛一山在全校乃全村可出了大名了。
　　 ……
　　 那个地方，曾经熙熙攘攘，曾经书声琅琅，曾经热闹着我纯朴的青春年少。现在，却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连泥土瓦砾都被人掘了去。记忆里，我只知道，那个地方叫从前。
　　 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就在那儿盖一间小草屋，在围着篱笆的院子里栽上几棵杏树，沏上一壶菊花茶坐在土炕上慢慢品着，隔着一层窗纸，只等着孩子们来偷摘果子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