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语境下的“知足常乐”总是透着一种消极的无奈，渴望“成功”的芸芸众生，大多是耻于谈“知足”的，“不知足”似乎是功成名就的必备条件，但多数人把握不了分寸（也无法有一个标准），于是“贪得无厌”几乎成了众生常态——没人怀疑它的合理性。
　　 人只要一刻没有感到满足，潜在的作恶可能就大大增加，即使如何为自已的野心开脱，都无法否定所作所为的利已性和潜在的损人可能（浮夸、蒙骗、贬损、阿臾）。放大到国家层面，国泰民安与物质的富足，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当达到某种界限——比如绝大多数人都满足了温饱和一般的生活需求，那么，天下太平还是决定于国民是否都能知足常乐，至少需要有这个理念。物欲无穷，每个人都欲壑难填，纵使物质国力如何昌盛到了共产主义，仍难免陷于争斗，即使如何美化斗争的合理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群体的贪欲在作祟。
　　 一个人若永远处于不满足的状态，就永远名义上是努力进取，而实际上无时不考虑着向人索取，或在现实面前频频“折腰”，表现出来的，就是挖空心思地励志，推销，巴结，显摆，炫耀。一个知足常乐的人，要么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这正是人生的可贵状态；要么就必是啥事不干，游手好闲，安于清贫——这种状态大约没什么世俗的大作为，但该不至于损人。
　　 多数人认可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对他人有所益处，最好是利人益己，至少是不损人利已，但这前题是你已知足常乐，无需再折腰为多余的奢侈奋斗。这种状态如今往往为人不齿，与平庸懒散得过且过无异。遇上类似的“知足”说教，多数人的表情是点着头，内心其实并不以为然，愿意践行的就更少。
　　 “扶贫”这个概念，在全球范围内恐怕会永远存在，人类在，贫穷就在，同样，当达到某种界限——比如绝大多数人都满足了温饱和一般的生活需求，那么心理的贫穷，就远比物质的贫穷可怕了。国家当下的扶贫政策，比如各种低保等，确是使许多人受益，但其背后的利益、权利不公平，不合理，为蝇头小利争争斗斗，也是令人困惑的。从官员到百姓，心态的贫贱，远非扶贫可以搞定——贫可扶，贱难除。
　　 我们目前似乎还是没有十足的底气告诉子孙：你们不用担心吃不饱穿不暖，你们只需要学喜欢的，做喜欢的。我们的意识中是需要多学赚钱之术，极尽争斗，甚至于坑蒙拐骗方有可能维持温饱，你决不能享乐，要永远战战競競，如覆薄冰，这便是社会环境的悲哀。学校教育也是止于“谋生学”，要是哪所学校教“享乐学”肯定是要被鄙视为“贵族教育”的。如此的社会心理下处处较劲，纵使富比他国，国民的精神境界，也难以拥有平静与安宁。
　　 最近有个媒体作家写了篇文章——《在中国做一个安贫乐道的人无异于裸奔》，大意是说，只有社会环境足够安全，才有安贫乐道的可能，否则，如何拜金都是可以理解的——“钱不重要，这是有前提的：社会是安全的，人是有选择能力的。”“钱能给人安全感，但这个钱，必须是很多很多的钱，多少都不足够。”字里行间，无处不感觉出对财富的焦虑，这也是如今很多人的焦虑。可以想见，若有“机会”，这个巨大的群体，都有去做“不喜欢的事”的冲动。像她那样“没有过饥饿记忆”“没有感觉过窘迫”“没有为学费和生活费发愁过”“没有碰到缺钱的时候”“长久地待在舒适区的，日子舒服得就像滑滑梯一样”还是难以相信知足常乐，足见这理论践行的不容易了，这也就是岁月难以静好的根源。
　　 在物欲发达而精神需求淡漠的当下，知足常乐给人的感觉，就是文明止步不前，但纵观历史，人类在贪心不足情况下的被动创造和知足常乐情况下的主动创造是有区别的，前者不但满足了人的物质贪欲，后者往往推动了人的精神文明。任何阶段的人，如果内心贫贱，担惊受怕，战战競競，追名逐利之下，除了“营生”还能剩下多少创造力呢？！人的高级属性，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了比动物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
　　 我也常困惑于目前这个还“欠安全”的阶段，是否该把这种观念传染给身边的伙伴，特别是小孩子们，是否影响了他们的求知上进——难道我要宣扬“60分万岁”？更担心他们因此“输在了起跑线上”。可是，若知足常乐这个理念，有时间性或特指的对象，那又是什么时候，针对谁呢？“安全的社会”要到哪年哪月呢？最终我发现：这就像信仰一样，说不出来凭据，“信的人有福了”——也只有信的人才知道……指望他人“知足”，也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反躬自问：我自已是否知足呢？我只能说是在学着知足的路上，在他人看来，我也未必是知足的，但我以为，这观念甚至比宗教上的信仰更实在，人只有这样，才能离善良更近，才能“有所不为”。不管从人类宏观上，还是微观到个体，鄙夷简单生活，奢糜攀比、贪婪挥霍都将付出身心代价。
　　 我们究竟缺什么——这问题若能搞清楚，我们也许就不再感到傍惶和焦躁。可是，这问题总是浅显得很，却又深奥得无从明白。
　　 我们在世界的角色是什么？是一个短暂停留的过客，还是永久不死的公民？这问题能搞清楚，我们也不至于太傍徨和焦躁，可这一样是浅显得很，却又深奥得无从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