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不唱歌。对于一切“抛头露面”的活动，我有本能的紧张。转折是在17岁。
　　 那年家里刚买了音响，引得好些同学天天来玩。我是主人，不能从头到尾地默然，像示威，又像静坐，又像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因此选了《涛声依旧》。先有点跟不上，慢慢地就合上了拍子，到第二段时就不必担心音准、节奏，径可分出神来，专注感情。那种由生涩一点一点接近成熟，至驾轻就熟，至游刃有余，是相当神奇的体验。由此我喜欢上了唱K。
　　 有些人不仅能唱，还颇有心得，告诉我说在KTV里不要说太多话；不要吃爆米花，伤喉咙；多喝开水，不会嗓子充血；调门高的歌应当站起来以便运气等等。原来窃门如此之多。
　　 唱得好的人是真好！我有个朋友，生活中温文尔雅，典型的婉约派，一唱起来，学着张爱友、郑中基、迪克牛仔，惟妙惟肖。那种粗犷豪放，酣畅淋漓，与平素判若两人。我猜他心里积郁甚多，日常得不到发泄，一有了渠道，就欲罢不能。
　　 另有个女同学，是专攻民歌的。《小二黑结婚》她都会唱，《青藏高原》都不怎么吃力。她的声音是一条带着韧性的缎子，任你九转十八弯，总不会断。唱慢歌时是那样绵延的亮丽，唱快歌就声声爽脆，丁丁当当，大珠小珠落玉盘。
　　 有次偶然和一个朋友的朋友一起唱歌。朋友本人不长于此道，只负责买饮料，买小吃，帮我们点歌。我和那朋友的朋友你一首我一首，毫无后顾之忧。不知别人有无这种体会，即碰到一个水平相当的高手，容易激起愉快的“斗志”。如果同来的人你推我让，死样活气；或者你唱你的，他抽他的烟，呛得你嘴一张就咳嗽；或者她与她拉家常谈衣裳，随你气声、颤音、花腔，都充耳不闻，你马上就兴致低落，意兴阑珊。“俏媚眼做给瞎子看”固然是人生一大悲哀，好歌唱给“聋子”听，又何尝不是？我那朋友的朋友技巧高超，音色优美，音域也宽，难得的是态度认真，一丝不苟。我喜欢这样尊重唱歌的人，相信他做旁的事也是这么专注。他唱一首80年代的校园歌曲，庄重当中带着活泼；唱另一首不出名的中速的歌，懒洋洋的，但一字一句都咬得清晰，绝不拖泥带水。当中有一节前奏，本来用不着唱的，他却随着“过门”轻哼。我听着仿佛小学时，放暑假，坐在屋里，外公外婆上班去了，下午三四点钟，比黑夜更深的寂静，阳光没精打采地照进来，我望着门外的扁豆架子和架子外的小路，有时也打一个盹，比泡在温水里还要妥贴。他刚来时大约想压倒我，之后显然不想了，倒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最后还邀我合唱了一首很少人点的《两忘烟水里》（粤语老歌，82版《天龙八部》的片尾曲）。他仍是从容不迫，我也是一贯的不紧不慢。两人的声调很是融合，每一句都像有回声，影重重的，好像千门万户，层峦叠障，一眼望不尽江天寥落。我每逢激动，例必头皮发麻，这次不仅发麻，还觉得自己分成了两个，一个唱，一个听，在局中又在局外。我们都极高兴，不过走的时候，都没要电话号码或是别的联系方式。所谓“知音”是不是就是这样清贞决绝？留着这点遗憾，也好。
　　 我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卡拉OK前后，我常做出出格离谱的举动。这是至今也无法解释的。某次学姐请我去唱歌，说是心情不好。她是个现实的浪漫主义者，有着清醒的糊涂和循规蹈矩的疯狂，爱在框架以内标新立异。所以我也不担心，陪她玩了一整个下午。她转悲为喜了，我却唱得说话嘶哑。回来的路上，“儿童医院”门口，见到一个大人抱着个小男孩，孩子鼻涕拖得无可再长。也许是唱得昏头昏脑，我一向不管闲事的，却忍不住唐突地叫那大人说：“师傅，小家伙鼻涕要淌到嘴里了。”那人愣住了，我也愣了，都被突如其来的冒失搞得手足无措。我们四目相对了一会儿，他嘀咕了一句，转身走了，不知说的是“谢谢你”还是“神经病”？
　　 还有一次，我跟大学同学逛南京夫子庙，准备玩到六点钟去吃饭、唱歌。从一个小岔道一转，忽然喧闹全消，眼前一条清雅的小道，旁边是“詹王府”，一个收门票的景点。难道是想到将要唱歌太开心了，心神大乱么？我不知哪里来的胆子，竟叫了朋友大摇大摆地往里走，到门口时紧张起来了，脚步却不迟缓。进大门走了一程才觉得后怕。朋友骂我：“疯了你！”我问他：“为什么那人不跟我们收票？”朋友摇头。这个便宜拣得惊险而又莫明其妙。这王府基本上是个园林，没有玉堂金马的富贵，反有些野趣。不过寒烟漠漠，气象衰败，终不及苏州几个园林秀润灵逸。不买票还说人家的坏话，似乎岂有此理，可是当时确实是这感觉。记得从前逛“留园”时正在下雨，在回廊上看零星的几把雨伞在枝叶窗棂间闪过，每个毛孔都睡着了。“狮子林”里奇石最多，局面不大而有峥嵘意，天阴阴的，池水绿得像固体，像翡翠，对所谓“凝碧”有了直观的认识。詹王府也有几处值得品评的，但没有以上两处叫人临去流连。
　　 关于卡拉OK，我有几“最”，列在下面。
　　 最无奈的一次是有个亲戚失恋（他辈份比我大，年龄跟我差不多），严令我陪他唱歌，以谴胸怀。我以前常跟他开玩笑的——好比一天他说好了来我家玩，我预先在门上贴了纸条，正面是“轻轻敲一下门，再看反面。”反面写的是“敲门都这么忸忸捏捏，你是不是男人啊？”他上当后哇哇大叫——现在人家找上门来，我也不好不理了。我从来没见他唱过歌，心想倒可乘机量量他的深浅。结果发现他走调。我自己乐感挺好，听到什么歌，就能用简谱记下来，在琴上弹出来。听他跑调跑到这个地步，又不敢说，只好绝望地坐着。他说：“你别这死样子！我知道我唱得难听，但是按辈份我是你叔叔，难得请你一趟，你不准摆脸色给我看！”我微弱的申辩：“乍一听是难听嘛。仔细一听，还不如乍一听。”被他狠狠捶了两拳。后来想逗他开心，就问他为什么喝了那么多茶不上洗手间。他气虎虎地说：“我不像你，我肾功能好！”我说：“你也只剩下这么个优点了。”他总算笑了。
　　 最可气的一次是跟一个在广州酒吧里当歌手的“远房熟人”一块儿。他技艺精湛，却不用心。每次都笑嘻嘻地演绎那些哀婉的歌。有时又过于炫示功底，流于圆滑。他像《海上钢琴师》里那长头发的傲慢男人，再怎么本色当行，只因缺了一份对音乐的诚恳，就损折了修养，露出讨人嫌的匠气。这一位也是。我从他花里胡哨的唱腔里闻得出酒吧的轻浮。
　　 最无聊的一次是跟一群不熟悉的人一起，当中只有一个是我的好友。他想藉此结交市里“权贵”的公子，拉了我去助场。我极不舒服，况且向来不是长袖善舞，但这朋友是我从小玩到大的，不得不帮他的忙。好在那些“公子”不讨厌，待人客气，待歌也专心。问题是他们太挚诚了，以至迷信歌星。歌星在两段之间港台腔的插话说“某某观众你们好吗”，他们也别别扭扭地说着；歌星咬字不清，他们明明国语不错，也舍己从人。完全听不出个性，只是不甚高明的翻版，还不如去听磁带了。我想起一篇《二郎庙》，其味同嚼蜡之处，正堪与他们相比：“夫二郎者，老郎之子，大郎之弟，三郎之兄，少郎之父也。二郎有庙，庙前有树。人皆谓树在庙前，吾独谓庙在树后。”——说了等于没说。
　　 最奇特的一次是遇到一对兄妹。妹妹人冷歌也冷，声音里有入骨的寒冽，每个字都像吐出一片雪花，不知她怎么练的。她矜持异常，除他哥以外，整晚不和别人说一句话。哥哥跟我那爱唱张学友的朋友稍微有点像，但又小同大异。我那朋友是粗犷而热烈，他却是粗暴而凶悍，使人想起“月黑风高杀人夜”。我不是笑他，的的确确是有点怕人。小学四年级时，外公住了一年院，我天天到医院和外婆陪床，经常梦中被凄厉的哭声惊醒。那是“老干部病房”里，又有一位老人过世了。第一次还是懵懂的不安，以后就感到死亡的可怕。我甚至想象刚刚去世的老人会一个病房一个病房来告别一下，在小钢丝床上，惊惧地瞪大了眼。那位“哥哥”的歌声不是这种阴森的恐怖，但恐怖的程度则相仿。就如有人说莫言和张爱玲，一个是暴烈血腥，一个是手术台上的洁净，但解剖人性时，一样那么“残忍”。
　　 最惬意的一次是前不久到上海找网友玩儿。一共三位，二男一女。其中一位平时因为工作关系，不得不成天绷着脸，见了我们，不用装假，顿时反弹得厉害。他提议晚上十二点开唱，直到凌晨五点半。生平没有这样赶过午夜场，又有这么大块的时间来奢侈的消磨。他唱《千千阙歌》，到“怎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AH，因今宵的我可共你唱”那几句时，向我微笑示意，颇收“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效果。经历奇特，早晚逃不脱被我写到小说里去（有位老师说我小说里有“三多”，汽车多，喝茶多，唱歌多）。
　　 最不拘形迹的一次是跟初中同学的。国庆众人纷纷回老家，听说我要去镇江上班，说坚守家乡的又少了一个，趁着还聚得齐，赶紧再唱一回歌。彼此实在太熟，对方爱唱什么歌全都一清二楚，于是不约而同开始颠覆，男唱女，女唱男，素来摩登的却唱黄梅戏。然后找了五六首儿歌来大合唱，举凡《黑猫警长》、《两只老虎》、《数鸭子》、《蓝精灵》、“荡起双桨”，一首不漏。有位仁兄连少先队队歌也翻出来唱。大家笑得东倒西歪，砸垫子的砸垫子，抢点心的抢点心，有个本是最最斯文的女生，脱鞋站到沙发上，要全体男士承认她是女皇，还要吻她的脚。我们严辞拒绝，笑不可抑。闹到极处，又不期然的有一缕悲凉，因为这样的聚会，都知道是绝无仅有，将来老了，可以“闲坐说玄宗”的。同学里有人多病，有人刚失了业，有人工作不顺心，有人婚姻不如意，我则是目睹了父母离异、家庭解体。虽不全是“苦中作乐”，也难说其中没有互相慰藉的成分吧？
　　 父亲在家时，我们向来是用电烧水的，他一走，经济上捉襟见肘，改为到附近的茶炉子那儿打开水。这个小小变化给了我深深的刺激，相形之下，人情冷暖，种种炎凉，反是次要的了。据说他曾告诉别人他心里是疼我的，也常关心家里的情况。但是这些真假难辨的传闻并不提供多少安慰，倒是和朋友们唱唱歌，疯一疯，可以卸下一些往事，储存一点温暖，好接着在风风雨雨中走下去。
　　 初三毕业的那年暑假，一身轻松，又新添了音响，许多同龄人闻讯而来。我们勾肩搭背、兴致勃勃地唱着《明天会更好》。17岁的天空如此明净，每一个明天都像是玫瑰色的。一层一层的明天延伸推展出老远，极远处，依稀有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遥遥相对——伴着亦庄亦谐，起落跌宕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