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到了，弯弯的山道上络绎不绝的扫墓人腋下挟的纸票不得不让我想起一位故去多年的老人——杨三爷。
　　 儿时的我是那样的贪玩，每天放学回家后，总是要到叔父家里去玩耍。在哪里经常见到一位七十开外的老人盘腿坐在窑洞的土炕上，或者不紧不慢的转动羊毛线杆；或者在泥巴做成的火炉前伸出一只枯树枝似的手颤歪歪的从放在身边的柴火中捡起一段添加火炉内；然后用另一只颤歪歪的手端起身旁白色的瓷杯，将咖啡色的茶水送到口边，他就是村西头的杨三爷。
　　 杨三爷一生没有婚史，身边也没有任何亲人。在他进入晚年后，叔父叔母便收留了他。
　　 记忆中的杨三爷经常头戴一顶黑布做成的小圆帽。他佝偻的身子，呼吸带着重重的鸣音，还时不时的伴有几声既急促又微弱的咳嗽，据说是当年有人用匕首刺伤肺部而留下的后遗。因此，一根一头镶嵌着牛角尖的拐杖伴随和支撑他走过了几十个风风雨雨的人生。
　　 也许是身体上的残疾，也许是精神上的孤单，他经常沉默寡言，更不像很多老年人一样和孩子们去亲近，最多只是用沙哑的声音喊着堂哥的名字给他送一壶煮茶的凉水。
　　 每当他喝茶时，我总是两手背在身后，身子紧贴在窑洞的墙壁上，静静注视着他的轮廓和动态。
　　 风霜岁月在她的额头刻下一道道深深的皱纹，皱纹与皱纹之间的肌肤形状在我儿时的眼里像极了妈妈用刀切成的面条。于是我经常会忍不住地问他：“杨三爷，您的面条怎么还不拿到锅里去煮啊？”
　　 他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我的问话，只是用手揉揉那双蓝雾弥漫的小眼睛，继而听到的是他更加急促的呼吸，然后憋着通红的脸将头扭向墙壁。
　　 然而让我对杨三爷不满的不是他平时的冷漠，而是另外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
　　 记得十岁那年的清明节，我到叔父家里去玩耍，一进门，看见土炕的小桌上放着一摞裁成长条的白纸和一个用墨水浸湿的纸票板（当地人们仿照现行人民币的面额，用木板雕刻的模型，每到逢年过节用它沾上墨水，印在裁成长条的白纸上，拿到已故亲人的坟头去烧掉，以此来祭奠亡者。），我不闻不问，拿起纸票板就是在白纸上很不规则的按来按去，正在我很得意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杨三爷带着重重鸣音的呵斥声:“放下放下，女孩子印出来的不能用！”
　　 抬头看看他微雨欲来的脸色，儿时的我就有现在的直率与倔强，将纸票板狠狠的扔到窑洞的土炕上，然后跑回家去。
　　 大概一个月过后，我把那天的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一向不揭人伤疤的爸爸妈妈异口同声的说：“女孩儿你还没有！”
　　 从此以后我很少到到叔父家里去玩耍，田埂小径遇见杨三爷也视而不见。
　　 几年后的一个中午，一阵锣鼓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慌忙跑出门，几个厚生抬着一口大红棺材步履蹒跚的朝村外走去。
　　 长长的送葬人流中没有一个人为他披麻戴孝，说笑声此起彼伏。一个和他非亲非故的年轻人笑嘻嘻的背着一背篓纸票。
　　 花草树木静静矗立着。太阳躲进灰蒙蒙的云层，偶尔从空中落下几滴同情的眼泪，我的眼眶有些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