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的最伟大的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富人扮穷人。这艺术的可贵，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富人伴乞丐。表面上是乞丐，骨子里还是富人的。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吗？
　　 这是一个什么声音都有，却什么声音也听不清楚，任何一种声音都被其他各种声音包围、淹没的艺术；这是一个秩序混乱却充满着发展生机的艺术；这是一个选择机会太多却无法正确选择的艺术；这是一个渐渐边缘化却由此争得了自由空间的艺术；这是一个自编自演，谁都容易上当却谁也毫不吝惜的伟大艺术；这是一个虽有着诸多百转千回，却最终还是捏着褶巴巴的血汗心甘情愿地奉献的最伟大的艺术。
　　 艺术的边缘化为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自由空间，艺术发展的自由首先意味着各体文学和各式文学在艺术的自律性道路上取得平等的地位，它拒绝中庸意识的强力干预，也拒绝某一种文学样式的话语霸权和一元中心地位。文学创作自由语境的取得必然依靠纯边缘地位的稳固以及主流文学中心和霸权地位的失落。然而这艺术年久失修，多年来却没有连招牌都剥落殆尽，仿佛花旦脸上的脂粉，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抹越浓，跃然时尚，居然能接近于主力军“中庸”的倾向。
　　 譬如说在车站、码头、繁华的公共场所等处，随处可见伸手乞讨的“艺术”，这艺术遍地生根，同时也遍地开花，结出累累的硕果，有断胳少腿，也满身伤痕，再有母女合流，亦有求学卖唱，总之，形态各异，姿势各有千秋，动作老练，反映快速，无大事各自为营，有大事瘸子也如袋鼠，城管飞奔也追不上。
　　 这些“穷人”大多数都给家里乞来洋楼，乞讨之后擦掉脸上的脂粉，饭店来两瓶啤酒，再来个小菜，酒足饭饱后去银行存上几贯大钱，明天接着去老地方，手里拿瓶安眠药，拿根小绳要上吊，再富也要把钱骗，赚到世界充满爱。传承了几千年的“孔孟之道”，构建了“和谐社会”的主流文化，一部孔丘史，几多今人梦！­
　　 这是一个群雄相争的时代，这是一个人人架一部电脑即可获得“相对话语权”的时代，这是一个纸媒与网络各不服气彼此断裂的时代，这是一片瓷片一张脸蛋一袭旗袍一段黄段子也能被炒至天价的时代。这是一个炒字当先“炒作”远大于一切商品之内在价值的时代；这是一个不是人们远离了艺术而是各种艺术非艺术均嘶叫着抢夺观众的时代。这是一个也许更伟大的艺术被搁置于书斋淹没于网络深埋于若卡夫卡似悲哀的大艺术家心底的时代。­
　　 但是，这又是一个几经血拼、挣扎、沉浮，——“自由”终于浮出了水面的时代；且因之不可逆转故绝非某些人所云之绝望悲观至极的时代。­因此，这当是一个呼唤大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最好的时代。­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若倘若无思想的火花、倘若失去了精神的支柱那是不可想象的，那么这种伟大的艺术，就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艺术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只具有浓厚的理想性色彩而无实践性意义，因为社会越发展，艺术就会越脱离政治和经济的桎梏并疏离全社会的中心主题，艺术就越不会像先前那样靠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图解和传导而居于社会中心。由于这种伟大的艺术对“孔孟之道”，的中庸而被赋予了中心文化的身份，在文坛上处于一种泛滥成风的一元地位；再由于稿费的审核制度以千字的界限划分，更使大多数为稿费而生计的作者的作品废话滥觞，形式冗长，一味的追求稿费的高度而忽视了作品本身的精短价值，使作品“中庸”化日益增长，声势浩大，却无实际作用，作者渐渐的富起来，盖了洋房，有了积蓄，读者的精神领域却越来越穷，越看越颓废，就如这乞丐的艺术，两面光。
　　 对于这种伟大艺术的空前繁荣，旌旗招展，在网络和纸媒上都是司空见惯的，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时间长久，作者会越来越多，读者会越来越少，到最后，结果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作为编审的我们，是不是该想一想，是不是有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