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又黑又长的粗辫子，一身说灰不灰说黑不黑的土布衣服，一双手工做的圆口布鞋，胸前系着一个象《红灯记》里铁梅系的那种围襟，闪着一双怯怯的眼睛，躲在人群的后面窥视村里新娶的媳妇，那新媳妇倒是看见了这个怯怯的女孩，用手指点着，对旁边的伴娘说：“你看那个女娃子……”从此，这个女孩便拥有了太多太多的自卑！那个女孩就是我。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降生在西安一个深深的小巷里。父母抱着才出生的我，一定是充满了怨气而不是欢喜。因为我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他们期待的，一定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我却让他们失望了。加上母亲还要上班，他们把才出生四十天的我，送回了山西老家——峨嵋岭下的一个村庄。家里只有爷爷奶奶两个人，父亲是他们唯一的儿子，父亲在四十年代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爷爷的一个朋友去了西安“熬相公”。后来，父亲在西安成家立业。他们把我送回家的时候，对爷爷奶奶说，你们要是养不了，就送人吧。因为当时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人们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但爷爷奶奶没有舍得把我送人，从此以后，家里不但多了一个嗷嗷待哺的我，还多了一个给我提供乳汁的奶羊。每天，都是爷爷出去放羊，奶奶在家照看我，我幼小的生命就在爷爷奶奶的百般呵护中渐渐长大。
　　 一年后，我的弟弟也降生了，虽然遂了父母的愿，但因为他们都要工作，就将出生四个月弟弟也送回了爷爷奶奶的身边。
　　 弟弟来到后，爷爷奶奶的担子更重了，一个奶羊要供两个孩子吃奶。为了我们吃的能饱一点，爷爷每天都去放羊。当时能吃顿饱饭，已成了人们一个最大的奢望，为了抚育我们姐弟两个幼小的生命，爷爷奶奶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我六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奶奶一人拉扯着我们俩。父母虽然都有工作，但我还有两个姐姐，日子过得非常拮据，几乎没给奶奶家里捎过钱。弟弟到上学的年龄，就被父母接到身边上学了，我没去的原因，是父母考虑到奶奶一人在家，我以后可以替父母在家照顾她老人家的生活起居。那时在村里，虽然我父母都在大城市工作，但我家的生活标准在村里是最低的，没人挣工分，年年都是超支户。
　　 从我记事起到开始上学，几乎没见到过父母。记得有一次父亲回到家，我不认识，奶奶说这是你爸，但我和他太生疏了，就老是躲着不见他，也不叫他，他走的那天早上，我正准备上学，父亲叫住我说：我今天就要走了，你还不和我说一句话吗？我低着头就是不吭声，父亲有点恼怒，用手推了我一下，我就哭着跑开了，当时的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每年到过年的时候，村里的伙伴们都穿着买来花布做的衣服，非常漂亮，我穿的是奶奶织的粗布做的衣服，还是奶奶用手缝制的。我当时特别羡慕伙伴们穿的两边都有手插口袋的制服裤，我也想穿那样的裤子，就偷偷的将我的裤子两边用剪刀剪开，按我的想象做裤口袋，被奶奶发现了，还挨了一顿打。每每看到现在的孩子们，和我们当年比，何止天上地下！那时我上学的全部费用，都是奶奶给给人纺线挣来的钱，我清楚的记得，纺一斤棉花两元钱，我每天放学后，也会帮奶奶纺棉花。虽然那时生活困苦，但我的童年也是快乐的，那时的功课没有现在这么重，我们每天放学后，几个小伙伴都把纺车搬到一块纺棉花，看谁纺出的线细、匀称，看谁纺得快，看谁纺的棉穗好看。大多时候，是我们在一起玩耍，玩到不知回家吃饭，听到大人们叫喊，才一个个跑回家。
　　 我的难忘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