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是我国古代生活在北方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存在，曾让多少个中原皇帝“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然而，他们却和我们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对中华文化做出过应有的贡献。即便后来他们远去了欧洲，他们身上深深了“中华烙印”，依然影响欧洲近百年。
　　 有关匈奴族源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西来说，其二是东方土著说。《山海经·大荒东经》卷十四载：“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这段记载表明，匈奴与黄帝杀蚩尤和夸父有着密切的关联。早在黄帝时代，匈奴已成为黄帝战胜蚩尤和夸父的一支重要力量。黄帝势力入主中央帝后黄帝系被神化为“生化万物”的盘古“混沌”神——昆仑神。
　　 “匈奴”其后也就演变成“上帝之子”，是为黄帝后裔。《史记·匈奴列传》开篇即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这告诉我们，在尧舜以前，北方一带的白狄匈奴族系的山戎、猃狁、荤粥等“萨姆”游牧族，就已经活动于蒙古高原。他们与生活在同一区域的华夏先民不可能不发生关系，甚至也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匈奴又称“胡”，应该是“匈奴”二字急读而成。汉语在翻译外国语或少数民族语言时，往往会省略一两个音节，以为“简约”。据王国维考证，“胡”一词在匈奴人心目中有“天之骄子”之意。《汉书·匈奴传》记述匈奴单于致汉帝的书信中就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便是一个佐证。也非是匈奴“夜郎自大”，人家的确有这个资本，曾让中原王朝的帝王们头痛了五百多年。也有学者认为“匈奴”也与历史人物“昆夷”“昆吾”有关，亦与“昆仑”“喀喇”“混沌”等相关联。
　　 另一条与匈奴相关的重要线索就是，司马迁据《左传》编入《史记·五帝本纪》中谓：“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集解》引贾逵曰：“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任缙云之官也。”《正义》解释说：“今括州缙云县，盖其所封也。字书云缙，赤缯也。”综合这些信史分析，缙云氏时的炎帝部族被黄帝势力作为“三凶”流放“三危”，如此形成游牧族，从后来游牧北狄部族名称看，就是后来的“猃狁”，这也揭示了北狄、匈奴、胡人等中华流放族成为后来的游牧族的历史源流。
　　 北方草原是包括匈奴在内诸多古代游牧民族的家园。《汉书·地理志》卷下所载，五原郡周阳县的头曼城，就是当年头曼单于的驻牧中心及以他为首领的匈奴部落联盟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西汉元帝（前76～前33）时，熟悉边防事务的大臣郎中侯应就曾指出：“阴山东西两千余里，草木茂盛，多兽禽，本冒顿单于依居（即屯聚）其中，制作弓矢，出来为寇，是其苑囿。”④意思是说阴山和河套一带是匈奴人依山（阴山）靠水（黄河）在此生息繁衍、猎牧为生的苑囿和制作弓矢的军事手工业基地。
　　 考古学家们在阴山岩画上发现了马、牛、羊画面和匈奴墓葬中发现的牛、马、羊殉葬遗骨，证明了河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驯养的家畜之早、品种之优。他们逐水草而居，因牧猎而兴，使这里成为“亚细亚古老畜牧业的发源地。”在阴山岩画中发现的射猎图、牧马图、穹庐毡帐图，艺术地再现了以匈奴为主的古代北方民族的游牧、狩猎生活场景。匈奴文明建立了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草原王国，创造了中国最早的“骑士文化”，并由此引起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较大范围的碰撞，实现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
　　 匈奴早在戎狄时代已经完成了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牧）业的分离。那时，已经有了金属的加工，有了城邑中心。那种发展水平在向华夏文化的借鉴下并不较其它邻族落后多少。显然，“青铜时代”推动了从邦国农夫到草原牧骑的巨大变革，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杀戮、战争和强权，但是从根本上讲，它带给人类更多的是劳动的便捷、审美情趣的提高和生活的富足。这正像青铜本身，它被铸成了铮铮的利剑，同时也被铸成了礼乐的鼎鼐，铸成了开怀畅饮的酒器。
　　 匈奴“青铜时代”在草原文明的光荣史册中，永远留下了它独有的凝重和辉煌。可以说，自商代以后，匈奴帝国虽然长期游牧于北方大草原，但是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始终保持着密不可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这种格局在中国北方以至亚洲中部持续了千余年。以匈奴为主体的北方民族，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匈奴帝国衰败以后，部分北匈奴西迁，部分融于鲜卑，南匈奴入塞归汉。此后，“五胡十六国”时期，仍然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
　　 由于立场和史观上的片面，我们曾极力丑化过这个昔日的兄弟民族。著名学者单之蔷先生说得更为深刻：“唐诗宋词对我们的历史观影响很大。‘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我们就是读这些唐诗宋词长大的，殊不知我们的血管里就流着匈奴的血。”由于我国的北方经历过无数次的民族大融合，就像历史学家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的总结：“既是‘汉化’也是‘胡化’的双向过程。”
　　 匈奴在北中国地区的消失，其实是不断地与汉族通婚，消失在汉族当中，从《晋书》中一篇《北狄传》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我们的意识和历史观是农耕的汉民族的，但我们的基因、肉体却是农耕和游牧融合的。唐太宗李世民说：“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更何况匈奴本来就是夏的后裔，是我们的兄弟民族。所以丑化匈奴、仇视匈奴的历史观、民族观是不正确的、不科学的，也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