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正值文革时期，生活困难，几乎家家顿顿都吃窝窝头、大饼子、苞米面粥，胃口腻的不能再腻了。盼着过年成了普遍的生活奢望，过年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等过完年三十和初一，出了“破五”，年味未尽，就盼着正月十五吃元宵。
　　 说实话，元宵没什么吃头儿。这些年生活好得今非昔比，正月十五吃元宵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现在的人们过元宵节几乎不再吃元宵，都改吃汤圆了。汤圆比元宵个儿大，吃起来口感更好，寓意：大团圆。
　　 不过那年头人们熬得够呛，吃元宵也就当个“事儿”，尤其是我们这些小孩子，盼着元宵节盼得甜嘴麻舌的。当时粮油蛋肉等食品紧缺，都凭票供应，过节的元宵自然就成了孩子们眼中的“稀罕物”。
　　 当时我家住在沈阳北郊一个小镇的国营仓库家属宿舍，当地仅镇供销社和附近矿区商店的副食品柜台才能买得到元宵，并且数量有限。
　　 记得那年寒假，出了正月初五，我们几个小学同学组成的家庭学习小组开始恢复挨家轮流写作业。正月十四那天正好轮到在喜福家写作业。一晃儿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几个很快写完了当天的作业，于是蹲在屋地上打起“纸宝”来。这时，喜福的爸爸回来了，他穿件棉大衣，戴着棉帽子和棉手闷子，手里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布兜子。
　　 “爸爸，元宵买回来了？”喜福忙站起身迎上去，翻看着他爸爸手里的兜子。
　　 “慢点慢点，买回来了，二斤元宵！”喜福的爸爸笑呵呵的，随手把兜子轻轻放到木桌上，打开让喜福看，并将摘下的棉手闷子和棉帽子放到炕上，脱下棉大衣。
　　 我们几个同学也赶忙凑了过去，见喜福爸爸放到木桌上的兜子里，两个旧黄色的纸袋敞着口，里面装满了雪白滚圆的元宵。
　　 “啊！太好了！吃元宵啦！”喜福高兴得手舞足蹈。
　　 其他同学也跟着禁不住高兴起来，“正月十五吃元宵啦！又甜又香的元宵啦！”大家相互嬉笑着。
　　 “我妈早上也去镇供销社买元宵去了，这会儿可能也买回来了。”安平站在一旁不无攀比般地说道。
　　 我坐在桌边的椅子上，心里揣摩着：我爸也去买元宵了吧？
　　 不知是谁说了句：“写完作业了，回家了喽！准备吃元宵啦！”大家不约而同地背起书包“呼啦”跑出了喜福家。
　　 “慢点，别跑摔了！”喜福爸走出屋门冲我们喊着。
　　 “叔叔再见！”大家摆着手，冲出院子，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我一溜烟儿地跑回家，推开院门，见爸爸在院子里正用锹和着湿泥。
　　 “爸，你没去买元宵啊？”我着急地问。
　　 “哦！炕不好烧了，别耽误晚上做饭，我先收拾收拾炕，吃过中午饭就去买。”爸爸扭头冲我说着。
　　 “那还能有吗？”我有些急了。
　　 “快收拾完了，我马上就去！”爸爸说着走进屋里。我跟着爸爸进屋站到炕前，爸爸蹲在炕边儿，用抹子在卷起炕席的炕面上快速地来回抹着。
　　 不大儿的功夫，炕抹好了。爸爸顾不得吃午饭，赶紧穿上棉大衣拎着兜子就出去了。
　　 妈妈上班不在家，爸爸上夜班白天才有时间收拾炕和买元宵。我和哥姐吃过午饭，就坐在炕上翻着小人书。不知为什么，平时最喜欢看的小人书《小兵张嘎》、《平原枪声》，现在一点儿都没心思看。我的眼睛“走马观花”着小人书，心里却热切地期盼着爸爸快点儿把元宵买回来。
　　 下午三点半都过了，还是不见爸爸回来。我跑出院子，来到胡同口，看通向镇里的小道儿方向有没有爸爸。
　　 跑了好几趟，还是不见爸爸的身影。我有点儿累了，就回家倚着炕上的“被格”歇着，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耳边响起了爸爸的说话声。
　　 我猛地睁开眼睛，是爸爸回来了。
　　 “爸，买回元宵了？”我急促地问。
　　 爸爸显得有些愧疚，“我去了供销社，买元宵的人很多，都站着排，可还没轮到我元宵就卖没了。我又连忙跑到矿区商店，结果也卖没了！嗨！”爸爸叹了口气，把一支卷好的旱烟放到在嘴上，点着，吐出一缕淡蓝的烟雾。
　　 想到元宵节吃不上元宵了，我忍不住留下了眼泪。
　　 “早点儿去多好！”我哭了。
　　 爸爸坐在炕边，把我搂在怀里，“是爸爸不好，没买到元宵，别哭了！”
　　 妈妈下班回来了，见我因为吃不上元宵哭了，想了想，对爸爸说：“要不你明天求住市里的他吴叔买二斤吧！后天带来就行。”
　　 “对呀！你看我这脑袋！”爸爸用右手轻轻拍了一下自己的头。
　　 爸爸告诉我，“明天早上我见到下夜班的你吴叔，让他从市里代买二斤元宵。”
　　 听了爸爸的话，我破涕而笑，可我还是从心底流淌出元宵节吃不到元宵的委屈。那时的孩子哟！
　　 吴叔家住沈阳市大东区老瓜堡一带的南卡子门附近。他个儿不高，瘦弱，气管不太好，说话声音丝儿丝儿的；但性格硬朗，为人厚道，办事不拐弯。
　　 那时单位消防队有一台电子管的12寸电视机，每天晚上家属院儿的孩子都想看看节目。但单位出于安全的考虑，不允许家属或外人进出。所以每天晚上阻止孩子们进单位看电视就成了一件难事儿。有的孩子淘气，就往收发室扬沙子。吴叔看似生气，自语道：“还看什么电视，沙子扬了一可身!”语调似说似唱，不过他对孩子不是真动气。
　　 正月十六下午四点多钟，我按照爸爸的吩咐，来到北大门收发室找吴叔取元宵。
　　 吴叔见到我，满脸亲热。他把两袋元宵包好，放到我的手上，认真地告诉我抱好，“如果摔倒了，把元宵扔出去，千万别压在身下，否则元宵就没法吃了。”我欢快的一口答应。
　　 记得那天刚刚下过一场小雪，路很滑，我抱着元宵小心翼翼地往家走。妈妈站在胡同口等着我，见我慢慢走来，忙迎了上去，接过我手里的元宵。
　　 我跟在妈妈身后回到家。妈妈走进灶间，开始煮元宵……
　　 那天晚上，全家人吃着妈妈煮的元宵，很高兴，屋里洋溢着暖融融的亲情氛围。我更是喜出望外，我和其他同学一样，也吃上了香甜的煮元宵；虽然迟了一天，但一想起爸妈为了让我们吃上元宵所费的心思，我就感激不已。看着我和哥哥姐姐坐在桌旁吃着元宵，爸爸和妈妈的脸上绽放着欢喜的笑容。
　　 还有吴叔，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吴叔把元宵送到我手里时对我说的那些温暖心间的热乎话，令我难以忘怀。不为别的，就为他以父亲般的情怀满足了贫困时期一个孩子懵懂的心理愿望，温暖着这个孩子在冬雪天里捧着元宵的那双冻红的小手，掏出了作为一个长辈对晚辈的慈爱之心，天地良人！
　　 而今我已年过半百。一路走来，东西南北中，各方菜肴品尝不少。唯提到元宵，我还是觉得那年正月十六的元宵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