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家庭妇女，她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五个年头。母亲辞世后，我很想写点东西来祭奠她。可拿起了笔，千头万绪，又不知道从何写起。
　　 又逢清明，跟弟弟和哥嫂一起去父母的墓前祭扫。临山的公路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因怕发生山火，对过往的车辆和人员盘查很严。烧纸钱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也只能在父母的坟前摆上些供品，来表示儿女对父母的一片孝心和怀念。
　　 从墓地回来后，弟弟回了自己的家，哥嫂吃完了早餐，也坐上火车去了临县儿子家里。我独自一人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思绪，陆陆续续地敲击出下面的文字。
　　
　　 母亲这一辈子没有享过什么福，生活中的种种磨难，使她学会了逆来顺受，更养成了坚韧、顽强的性格。
　　 父母都在世的时候，曾经听他们说起过，因为爷爷家里穷，父亲很小就被过继给村子里一户没儿没女的老人做孙子。父亲跟母亲结婚后不久，因为不满意老人的谩骂，就一个人赌气扛着行李卷儿去了关外。家里只留下了母亲一个人跟曾祖母和曾祖父（也就是那两位老人）一起生活。
　　 母亲很勤劳，无论是田里的农活还是家务活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就是这样，还要经常忍受曾祖母和曾祖父的非难。他们是老人，母亲从来不跟他们计较。可他们对母亲还是横竖看着不顺眼。
　　 那一年冬天，母亲生下了姐姐。关内的冬天，室内一般不烧火，屋子里穿着棉衣都感觉到冷。姐姐出生后连哭声都还没出，一看是个女孩儿，就被曾祖母赤着身子扔在了一旁。姐姐就这样死了，也不知道是出生时嘴里有异物憋死的，还是屋子里太冷被冻死的。
　　 我们懂事后，母亲曾经不止一次地提起过这件事，说如果当时曾祖母能把姐姐抱在怀里暖一暖，姐姐也许不会死。说这话时，眼睛里没有眼泪，也看不出悲伤。但我们能体会到母亲心里的那份悲凉。
　　 父亲离开家乡后，先去了黑龙江，在那里当了一名煤矿工人。这期间也曾经回家过几次，但跟母亲总是聚少离多。后来哥哥出生了，再后来，父亲把母亲和哥哥都从关内接了出去，一家人总算是得以团聚。
　　 父亲被调往河南煤矿后，我和弟弟相继出生了。我和弟弟出生时，父亲因为工作忙，都没有在母亲身旁。是母亲一个人生下我们后，自己用剪子剪断了脐带并扎好的。
　　 在河南的时候，曾祖父曾经去住过一段时日。看到父亲收入还不错，在煤矿也当上了领导，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待父亲了，可对母亲仍然不好。
　　 一次，家里买了一只烧鸡，曾祖父让父亲和我们吃，唯独不让母亲。待父亲和我们下桌后，曾祖父把剩余的鸡收拾好放了起来，也不肯给母亲吃。
　　 这件事母亲很伤心。父亲虽然性格急躁，经常跟母亲发脾气，可平时在吃喝上从来不亏待她。在曾祖父没来河南之前，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大家一起吃。
　　 也许在曾祖父看来，孙子、曾孙都是自己家的人，孙媳妇却算不得是自己家里的人。这种观念一直到曾祖父去世，都没有一点改变。
　　
　　 江西新建了一所金属矿，缺少懂矿山管理的干部。父亲被从河南煤矿调往江西矿山工作。母亲为了父亲和我们，更为了这个家，只好放弃了自己在河南的工作，跟父亲和我们一起前往江西。
　　 也许是由于性格的原因，父亲在江西并不顺心。因为工作中经常跟矿上其他领导发生摩擦，情绪过激，竟患上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那段时间里，父亲在家里经常摔东西，吵骂不止。我和哥哥、弟弟都被吓得大气不敢出。母亲只好默默地把摔碎的东西收出去，再把屋子收拾好。
　　 后来父亲被送进医院住院治疗。母亲一边操持着家务，一边照顾着病中的父亲和我们。在医生的治疗和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的病情最终得以痊愈。
　　 父亲的病治愈后，已经对原来的工作厌倦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主动向上级领导提出申请，要求下放回河北农村老家。领导本来不同意，可看到父亲去意已决，也只好批准。
　　 父亲回到河北农村后，矿上还多次去信商量，让父亲返回原单位工作，父亲都回绝了。就这样，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弟弟，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妹妹，跟父亲一起开始了在河北乡下的生活。
　　 一年时间还没到，父亲的下放金就全部花光了。家里的生活也开始明显下降：粮食明显不足，全家人都不得不开始“瓜带菜”，喝起了地瓜粥。我和哥哥、弟弟、妹妹经常哭闹，曾祖父和曾祖母也开始有了怨言。
　　 父亲从来受不了别人的冷言冷语，一生气，带着弟弟又去了黑龙江。家里留下了母亲、哥哥、我和妹妹暂跟曾祖父和曾祖母一起生活。
　　 那年夏天，黄河发大水，我们家住的乡下正是泻洪区，母亲只好带着曾祖父、曾祖母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起去临县逃难。
　　 我们一家六口人住在一个临时搭起的简易棚子里，一住就是近二十天。粮食政府统一供给，但却很少，根本不够吃。吃饭时，母亲总是让曾祖父、曾祖母还有我和哥哥先吃，她自己则先用玉米粥喂妹妹。等大家都吃完后，再免强喝上点稀粥，有时连稀粥都不剩一口。
　　 母亲就是这样硬撑着，带着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逃难的日子。在大水退却后，我们一家人才返回了家园。
　　 房子被洪水冲走了，洼地里的玉米还泡在深深的水里只露了个头儿。到处是一片凄惨的景象。母亲在叔叔和爷爷的帮助下，在原来房基的空场上架起了两个窝棚。一个给曾祖父和曾祖母和我住，另一个是母亲和哥哥、妹妹住。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晚上，我刚刚睡下，听到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的一段对话：
　　 “××（指父亲）来信了，听说家里遭了灾，想让媳妇和孩子都上他那儿去。”曾祖父说。
　　 “接过去也好，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不过咱们得留下一个孩子。”曾祖母说。
　　 “为什么要留个孩子？”曾祖父问。
　　 “咱们现在都老了，孙子又不是亲的，不留下一个孩子，他们今后还能管咱们吗？”曾祖母说。
　　 “那你看咱们留下谁呀？”曾祖父又问。
　　 “老大年纪大了，不一定能留得住，丫头太太小，咱们又伺候不了，就留下老二吧！”曾祖母说道。
　　 听到了曾祖父和曾祖母两个人的对话，我很害怕。那时我才只有六、七岁年纪，很怕被留在农村受苦，更怕从此要离开父母。
　　 我没有敢作声，躺在那里竭力装做已经睡着的样子。第二天一早，就跑过去找母亲，把听到的话告诉了她。
　　 “你愿意留下来吗？”妈妈问。
　　 “我不！我要跟妈妈一起走，去找爸爸！”我坚决地说道。
　　 “孩子，不用怕。只要你听话，妈妈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妈妈安慰我说。
　　 又过了两天，我们真的要走了，曾祖父和曾祖母果真提出了要把我留下来的想法。我强烈反对，他们刚说完我就大声哭闹起来。
　　 母亲借机说，孩子现在不懂事，很难管，还是她带走好。还说她走了以后，也不会不管两位老人，这一点让他们放心。就这样，母亲说服了曾祖父和曾祖母，把我们几个孩子都一起带走了。
　　 母亲是遵守诺言的，去了黑龙江以后，坚持每月都给曾祖父和曾祖母寄钱。就是后来去了大兴安岭，在生活极度拮据，一家七口人每月只有七十多元生活费的时候，父母也坚持每月要给曾祖母寄十元钱（那时曾祖父已经去世）。十元钱虽然不多，可在当时却可以维持一人一个月的基本生活。
　　
　　 一家人在黑龙江的生活也很贫困。经济上全靠父亲整日拿着“唤头”，走街串巷为别人理发来维持，有时还需要舅舅家里给些接济。父亲在走街串巷的同时，还要时刻堤防管理人员的围追堵截。
　　 还记得当时我们家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东面紧靠公厕，春夏秋三季臭味熏天；房子的后面是一个很深的洗煤沟，母亲时常带着我和哥哥去沟底垒坝，待水流走后，把把沉淀的湿煤面弄回家中烧火做饭。
　　 这是一个初秋的夜晚，子夜时分，一家人睡得正香，忽然听到母亲大喊了一声“谁？有小偷！”一家人都被从睡梦中惊醒。
　　 父亲醒来后发现，一个黑影迅速从窗下向西蹿去，炕上的窗子也已经被小偷打开。待父亲穿好衣服要去追时，小偷早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母亲说睡觉前，她已经把窗子关好，睡梦中她听到了有人开窗的声音，看到有一只手向父亲的枕边伸了过来。要不是母亲发现得及时，父亲枕下的手表早就成了小偷的囊中之物了。
　　 现在想来，这件事似乎有些可笑。当时我们家里那么贫困，几乎是家徒四壁，小偷竟还能光顾，这真可谓是“阎王不嫌鬼瘦”，实在有些滑稽。
　　 就在一家人的生活难以维持的时候，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开始在城里招工。父亲毅然报名去了大兴安岭。
　　 父亲去了大兴安岭后，收入虽然相对稳定了，但要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还需要母亲精打细算。我和哥哥都已经上了学，母亲这时又得了一种怪病，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家里到处都需要用钱，母亲不得不想尽办法节约每一分钱。
　　 一次，学校要组织学生看电影，每张票5分钱。虽然才5分钱，可回到家里我还是没敢跟母亲要。因为我知道，跟母亲说了也没有用，她是根本不可能答应的。
　　 第二天，在老师向我收钱时，我说我不去，家里没有钱。说完后，趴在桌子上哭了。老师看我哭心疼了，就自己出钱为我买了电影票，我这才跟同学们一起看上了电影。
　　 母亲并不是说心有多狠，对我有多么刻薄，主要是那时家里收入太少，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支出都很困难。她不得不最大限度地控制每一项支出，哪怕只有几分钱。
　　 一年后，我们全家迁往大兴安岭。搬家时，那里还没有全线通车。我们是坐了一段路程的火车，又坐了四个多小时拉砖的捷克“大拖拉”才到达住地的。
　　 在一片原始森林中，几栋板加泥土房，那里就是我们的家。去商店和学校，走的就是林中的一条羊肠小道。学校的桌椅都是用木墩和木板临时钉成的，设施的简陋和生活的艰苦是可想而知的。
　　 父亲在建筑工程处工作，为了多挣些钱来养家，白天去野外干计件，筛砂子，活又苦又累；母亲在我们放学后或休息时，就带着我们去林子里捡拾烧柴，用来取暖做饭。生活虽然清苦些，却也苦中有乐。
　　 后来，家里又添了小妹妹，居住地的环境也慢慢改善了许多，可家里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好转。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母亲和父亲不得不带着我们在野外开地，种些土豆和蔬菜。
　　 家里人口多，吃得多。到了冬季，好土豆不够吃，坏土豆也舍不得扔。母亲用钉子把铁片砸了些眼儿，拿土豆在上面磨成碎末，里面包上菜馅，用锅蒸了给我们吃。虽然外表黑糊糊的，我们吃得依然香甜。
　　 家里收入低，除了要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每月还要给曾祖母寄钱。一家人一年到头想要吃上顿肉都极不容易。除非国家冷库里的冻肉快要变质，卖“爱国肉”的时候，母亲才舍得买来让我们大吃一顿。
　　 因为没钱，过年时母亲也很少为我们添置新衣服。衣服裤子都是旧的，有时还要补几块补丁。但母亲从来没有让我们兄妹穿过漏洞或漏棉花的衣裤。这样的艰苦生活一直延续到哥哥、我和弟弟都上班以后，才有所改变。
　　
　　 哥哥、我和弟弟上班后，家里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情况也好了许多。可母亲生活上依然很节省——因为孩子都大了，马上又要面临结婚、成家。
　　 哥哥结婚时花去了家中的不少积蓄，等我要结婚时，家中可支付的钱已经不多。在我之后，又马上面临弟弟结婚，所以在我结婚时，父母表现出少有的“吝啬”：
　　 结婚不操办，像样的东西也只买了一件：那就是给我爱人花300多元钱买了一块当时算得上是名贵的瑞士浪琴手表。另外又给了我们300元钱，算做是给我爱人买衣物和我们旅行结婚的费用。
　　 结婚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这我可以忍受；可300元钱连给爱人买衣物加我们旅行，显然太少了点。不敢跟父亲说，我只好向母亲要。
　　 母亲体谅我的难处，更知道跟父亲商量他绝不可能同意再增加，只好在家里的积蓄中又偷偷地多拿出100元钱给我。
　　 去了舅舅家里一趟，就算是旅行结婚了。婚后跟父母住在一起，矛盾是避免不了的。这期间父亲因为生气，几次要撵我们单独出去过，都是母亲从中化解，才使矛盾没有升级。
　　 后来在弟弟结婚前，父亲领着我们一起盖了两户木刻楞土房。弟弟的房子没用出钱，我住的房子父亲却让我出了300多元钱。我觉得父亲不够公平，钱虽然还是照拿了，可心里对父亲却是不满的。
　　 实际父亲当时也是不得已，弟弟马上要结婚，家里的钱还不够，他也是没办法。后来晚年的时候，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在我们兄妹面前提起，说结婚时，唯有我是受到亏待的。
　　 哥哥、我和弟弟结婚后，经济负担减轻了，父母的生活才逐步开始好转。可好日子没过几年，就在大妹妹结婚后不久，母亲患上了脑血栓疾病。
　　 开始发病时是嘴斜眼歪，经过治疗有所好转；后来再复发时就是半边肢体麻木，出现了明显的血栓症状；再后来，母亲走路都感到有些困难了。
　　 那段时间，晚上下班后只要有时间，我和爱人都要去父母家里，坚持搀扶着母亲在门前的土路上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