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产队存在了28年。我亲身经历了它的前世与今生，尝过它的酸甜苦辣。
　　
　　 一、农村称呼的变化
　　 中国农民自古聚族而居，形成自然村落。其称呼也五花八门，最普遍的形式是“姓氏＋屋”，例如石屋、洪屋、尹屋、万屋；也有“姓氏＋庄”例如何庄、杨庄。沿河边的村庄叫“洲”，例如横路洲，潘洲；或者“湾”，例如赵湾、詹湾、范湾。靠近山边则叫山，例如得胜山、橙山；或者叫岭，例如高岭、徐岭、千岭。也有叫冲或者叫峦，例如杨冲、曹冲，竹峦、松峦、团峦。还有一个象形的称呼，叫“咀”，例如周咀、程咀、芦咀、石咀，这些屋场，都是一个尖尖的凸出的地形，酷像原始人的“嘴”，方言读“ji”。
　　 农村这些称呼约定俗成，延续了千百年。有些地方尽管最先来的这个姓氏，现在迁移了或者死了，但是，中国人厚道，一直沿袭着最先的称呼，永远不变。
　　 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农村自然村落都叫生产队。现在叫“村民小组”。
　　 这些村落在官方怎么称呼呢？
　　 先说说国民党的“保甲”制度。1937年2月，国民党由行政院公布《保甲条例》，然后在全国推行。保甲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以上设乡（镇），以十保为原则，但是不得少于六保，也不能多于十五保。1940年，佐坝乡属城关镇，辖西洪、金碧乡，又称西路，下辖24保。
　　
　　 二、生产队的形成
　　 解放前，中国农业生产，一直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解放后，根据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生产互助织。1952年底，互助组转为初级社，1956年发展到高级社，下设生产队和作业组。1958年9月，根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高级社合并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各级权力机构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社员代表大会。
　　 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会计、妇女队长、民兵排长，这些人组成“队委会”，他们是生产队的统治阶级，掌握着一个队老少的命运。
　　 生产队长不是终身制，一年一选，可以连选连任。选举由大队干部主持。一般由一个有名望的人提名，大家当场议论，最后报大队批准。队长同社员一样参加生产劳动，没有什么补助工资，只是劳动强度轻一点。有的地方甚至没人愿当队长。当时有一顺口溜：“公社干部挎背包，大队干部手叉腰，生产队长扛把锹”，是最形象的写照。
　　 1980年，宿松全县有6708个生产队。1984年3月，废除人民公社制，成立乡人民政府。公社管委会改名乡人民政府，26个大队改名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名为村民小组。
　　 现在，农村自然村落的名称没有变，还依然是那样称呼，但是，官方文字称呼改为“村民小组”。
　　
　　 三、农民们的生活
　　 请允许我唠叨唠叨生产队农民们的生活。
　　 “吃了吧？”以前农村上了年纪的人打招呼方式，千篇一律的都是这样。千百年来，乡间邻里串门，吃饭时看到来人了，都会起身让坐，说：“加一碗不？‘相聘’您的饭！”（“相聘”或者写作“相品”，这是一个方音）来人也都约定俗成地客套：“刚吃的。没有菜，你多吃一点！”客人到家吃饭，放碗时，主人都会抢着接碗再去盛饭，并叮嘱“莫谦礼，没有菜吃饱了！”
　　 没有考证这种民俗起源于何时。但是，在农村生活整整61年的我，自小耳濡目染这种纯朴的礼节。而且深知这绝不是俗套，而是包含着最朴素最真挚的感情。
　　 “饱汉不知饿汉饥！”经历过严冬挨过冻的人，深感太阳的温暖；只有亲身挨过饿，亲眼看到过饿死人，才知道吃饭是世界上最伟大最重要的，天经地义的大事！
　　 “民以食为天”见班固《汉书•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天：比喻赖以生存的东西。人民靠粮食生活。老百姓的解释更直白：“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问世间情为何物？“柴米夫妻，酒肉朋友”。现代社会都说夫妻之间感情是基础，然而，却忽视了最原始的基础却是有饭吃。有道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什么是大难？没有饭吃。毛泽东时代尽管“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但是还坚持“以粮为纲”，承认“肚子不饱思想不通”——吃饭是人的原始本能。
　　 “君子羞面不羞嘴”。填饱肚子是动物的本能。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家中至今还保留着一个木桶，杉木的，木质很好，椭圆形，上面有提柄。这是1958年人民公社吃大食堂时的用具。我家8口人，每日三餐都去大食堂打饭——如同今天的学生们排队打饭一般。打饭其实是粥，粥那个稀啊，真个是“一吹三道浪，一喝九条沟”。我那时才三岁，少不更事，每每都睁大眼睛，寻找桶底下那几粒米。稀粥在肚子里没多久又饿得咕咕叫。那个饿啊，有时饿得浑身无力，头上直冒冷汗，这种症状，我们现在叫“低血糖”，那时年纪多的人说是“饿痨病”，说是吃羊油可以治好。
　　 哪来的羊油啊。妻子家一只小羊死了，邻村的两位同姓的兄弟睁大眼睛，望着死羊轻声问：“兄弟，你家的羊卖一点给我不？”一家老小七、八个人，恨不得连皮带骨圄囵吞下去。有卖点给他的么？几天后，这位要买死羊的，竟然活活饿死了，死时才40来岁，正是人生青壮年！
　　 1959—19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夜晚偷吃沾满屎尿的红芋种，偷池塘里的谷种吃的，都是最忠厚老实的人。“人饿不怕丑，鸡饿赶不走”。那几年饿死人是常事。我的舅父就是活活饿死的，而且胡乱葬在山坡上。几十年后想改葬，舅母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舅父的坟头。那年头死个人，用一块木板抬去，哪有力气挖深坑垒高坟，更不可能竖石碑。谁有心思记得清清楚楚葬在哪里？人死了不择良辰吉日，不叫和尚道士，四个男子抬上山，挖坑埋葬了事。男人们争着来抬。人死人埋，天经地义。为什么争着来抬？因为有一餐饱饭！埋完死人吃完饱饭才抱头痛哭，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昨天还一起干活，一夜之间竟然饿死了。“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挨过饿的人，才懂得好汉不值一粒米，才相信教书的先生，真的捡茅厕缸边的饭吃。
　　 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孩子们满世界找吃的。那时，总盼望着家里来客，来客有白米饭。大人们叫我们“饿牢里放出来的饿牢鬼”，会吃饭的人称“大量户”。“大量户”到底有多大？我屋里一位爷爷不止一次吹嘘他吃“九大碗饭，十三碗半锅巴粥”。他跟人“打赌”，整整五斤米饭连米汤全都喝了。吃下去叫人揉肚子，但他却赢了。一位姓陈的医生，据说一餐吃9.5斤猪头肉，连肉汤都喝了。我们到河荒干活，每餐都是一斤米饭，两大碗饭。那年月干部吃商品粮，每月不足30斤。做手艺的人，可以一日三餐白米饭，所以，“条牛担种不如手艺在身。”
　　 我的父亲不吃粥，母亲在米沸腾时，舀点米在汤罐里给他煮“饭”。平时，饭里都把杂粮放在锅底，每人先吃一碗杂粮再吃饭。冬天，晚上通常把杂粮磨粉烙饼，晒成干“豆巴”，一大锅青菜煮汤加点豆巴，一家人也吃得“饱饱暖暖”的。农村人叫“哄肚子”——一句绝妙好辞！我的母亲往往在灶下黑暗中，把半碗豆巴汤喝得很响，煞有介事地扒着空碗，直到一家人全吃完了，有剩下的她才吃。“饿是烧火佬，涨是烧火佬。”母亲说。仁慈善良的母亲啊，现在想来眼睛都发热！
　　 孩子多的家庭农闲时，小孩子干脆不给吃，说小孩晚上吃饭长“伤疤迹”。有小孩哭闹，一顿鞋板，一顿笤帚。笤帚枝如日本人的刑具挂在醒目处。现在看来是多么残忍。
　　 从小有饿肚子的体验，让我们这一代人肠胃好，什么都能吃，不择嘴。一日三餐白米饭，是中国农民世代相传的理想。
　　 为了一日三餐，母亲在年三十夜里，要我们碗里留点饭，说来年“有得吃，有得剩”。母亲告诉我，肚子饿口渴时，用舌头顶住上腭，会不渴不饿。或许这是她们代代相传的生活经验，小时候饿时五心烦躁，哪有心情用舌头顶住上腭？
　　 为了一日三餐，有心计的农民，在稻堆头拍水，让谷沾水“发涨”多煮饭；一次舂很多米，陈米“发涨”比新米多煮饭。现在看来，这样会丧失营养成分，但那时却能填肚子。
　　 “肚子不饱，思想不通。”民以食为天。
　　 1975年，我们生产队每人分半斤菜籽油，最后不够，每家还退回一勺子，我一家三口人，一年就只有1.5斤油！整整一年365天啊！
　　 那时，人们节俭到什么程度？我一个同事说，他和寡母二人，三斗米过一年，到割谷时还剩下三升——6个月只吃了50多斤米，每餐饭，杂粮野菜上面撒几粒米，沾一点米汁！我妻子说，她一位亲戚来她家作客，半碗米加两碗烂红薯干，没有一根菜，却埋头吃了三大碗！我在上幼儿园大班的年龄，跟父亲到荒场，为的是“蹭饭”——父亲的一份饭两个人吃。
　　 “大包干”让我们吃饱了饭。我们这些乡下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劲头十足地做“责任田”。由温饱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我们经历了吃饱——吃好——吃巧的阶段。据资料介绍，中国人的寿命，夏代18岁，秦汉20岁。现在中国人均寿命是75岁，中国的人口达到历史的高峰——13亿！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解读这些变化，那就是人人都“吃饱了”！
　　
　　 四、队屋里评工
　　 我们生产队的队屋，在20多户人家的屋中间。5间又低又矮的茅草屋，成年人伸手能拉到屋檐上的稻草。队屋的大门是枫树木板钉的，做工粗糙，留下明显的斧头口痕迹。左边两间是仓库，破枫树门老锁着，里面放着“储备粮”。右边两间是面坊，中间是牛拉的大石磨盘，“椤柜”在屋后左边的角落里。前边一扇小木窗户，土砖砌的面厢，紧靠在小木窗边，墙上一口大铁钉，挂着墨水瓶制成的煤油灯，油烟一直熏到屋顶。
　　 堂屋是主会场。一根枫树驮梁，把堂屋与面坊紧连。刚进屋，就能闻到一股浓烈刺鼻的牛尿臊。一盏没有玻璃罩子的煤油灯，打得老大老大，浓黑的油烟随风摇曳着，飘向弯弯曲曲的松树桷子，飘向布满蜘蛛丝网的茅草屋顶。
　　 队屋正中墙壁上，贴着一张毛泽东主席像，两边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对联。毛主席像下，摆放着一张破旧的双屉桌子，这是主席台。昏暗的灯光下，靠墙壁坐着20多个人，一家一人参会。牛尿臊的面房屋里也有人，他们干脆在磨盘上或面案板上睡觉。男人们大都吸着自己生产的黄烟，吸足后，用那很不干净的手擦擦旱烟嘴，礼貌地传递给身边的人。这样依次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地吸着，小声说着话。那时农民个个都吸黄烟，劳动时累了，坐下来吸烟休息，缓解疲劳，天经地义，谁也不说偷懒，而且，祖祖辈辈男人们都吸黄烟，说“活血收潮”。
　　 社员们每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天天晚上都开会评工。社员们劳动一天收工回家，热过一碗剩饭，匆匆洗完澡，广播筒里就会传来习以为常的开会通知——“喂！吃完饭到队屋里开会呀！快些哇！”
　　 破桌子边坐着的两个人：队长、会计。喊广播筒的就是“生产队长”，坐在破旧的双屉桌子上主持会议。
　　 会议一般三个程序。第一项是评工。社员每天出工，男人10分，女人9分，老人小孩由队委会按劳动能力，评定5分或6分不等。一天早晨2分，中午、下午分别4分。迟到由队长裁定，扣0.3分至0.5分不等。到河里荒场劳动每天12分。第二项是分工。第二天做些什么事，哪些人做哪些事，一一由队长分派。第三项是队长作指示。当天哪些人、哪些事没做好，毫不留情地给予批评，年轻人挨批评多。第二天做哪些事，应该怎么做，都一一安排。
　　 有事则长无事则短。一般会议也要一个时辰，年青人在第一项程序后，早已习惯性地安然入睡，任凭“队长”谆谆教导。好在队长性格好，你睡你的，他讲他的，各行其是。
　　 这是每晚必做的功课，日复一日，夜夜如此。就像我们中学每晚坐班一样习以为常，而且家家到人，男人不在家女人或孩子去，否则，你白天的活白干了，也不知道第二天做什么事。
　　 我经历的第一位“队长”——准确地说，是三个自然村组成的大生产队的队长，相当于“部落联盟首领”，是一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不识字，还有一个“党代表”的头衔，人们当面都尊称之为“尹代表”，背地里都称他为“话哩”。该公有一个口头禅“话哩”，每句话末尾都少不了“话哩”，“我们的话哩，大家的话哩，现在的话哩，开会。”有位年轻人曾仔细数过，他一句话竟然说了8个“话哩”，而且一气呵成没有憋气。后来大家试着仿学，竟没有一个人学全——现在看来，他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生产队最重要的会议是“决算”，用现在话说叫发工资。一年到头，都“望乌（穿）了眼睛”。每年腊月二十后，把全年生产的粮食收入、油料等经济作物收入，全部计算起来，除以整个部落的工分，得出工分值。一般情况，每10分工约4毛多钱，年景好时4.8角，年景差时4.3角。全年每户出工多少，减去分得粮食的钱，劳力多人口少的叫“进款户”。在靠工夫吃饭的日子里，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五大三粗的男人，就是家庭的希望。“打杵一督，我奀挑一百五六！”——这是当时的流行语。有吃的没有做的，当时就是“吃冤枉粮的”，任何人都可以欺负他们。能进我现在半个星期工资的，不亚于现在的人看千万富翁，大家那羡慕的眼神，叫人豪情满怀。劳力少人口多的叫“找款户”，他家的粮食，都锁在队屋左边的仓库里。几家欢喜几家愁。“进款户”是得胜将军，趾高气扬；“找款户”则是败军之将，垂头丧气。每年决算都要进行到深夜，如果有余下十几元钱，都用来炒油面，吃炒油面时没有酒，但是进款户、找款户在部落的茅屋里，都会发出粗豪的欢声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