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担叔，是我的恩人。
　　 钩担叔人好，性情也好，生活中也有好多笑话儿。
　　 钩担叔姓张，住在我们家后院，名号张万玖，和父亲年纪差不多，因为他行九，阿拉伯九字下面下边带个钩儿，村上的人就给送了个绰号叫九钩担，后来干脆九子也省掉了，就喊成钩担了。
　　 钩担叔瘦高的个子，长脸儿，秤锤鼻子，蛤蟆嘴，走起路来一窜一窜的，一年四季穿衣服都掀着怀，扣子和扣鼻儿分别列队在胸前站岗，两片衣裳前襟随着脚步有节奏的忽闪着。
　　 村上人眼中的钩担叔酣儿八实，其实钩担叔叔为人非常善良，一点也不酣，是一名忠实的老共产党员，是个任劳任怨大公无私的人，六七十年代在生产队里当了多年保管，只是对什么事情反应慢半拍儿，生活中闹出了不少笑话儿。
　　 六四年夏天，县里派来了住村干部，县委候委员。
　　 大钟一敲，社员们争先恐后来到队部，农村人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有见过什么大人物，听说来了个县委委员，大家都挤挤扛扛，瞪大眼睛一睹大人物的芳容，只见候委员四方脸上带着一副墨镜，上聊着嘴角儿，露出两颗金碧荧煌金牙，漂白的衬衣扎着外腰儿，脚蹬锃亮的皮鞋，走路迈着四方步，高卷袖筒的胳膊上是闪闪发光的手表。
　　 队长开始讲话：“县里给我派来了候委员，我们大家热烈欢迎，请候委员给我们讲话讲话。”
　　 一阵热烈的掌声，候委员慢条斯理一番很客套的讲话，钩担叔站的离候委员最近，勾着头不停地上下打量着候委员，还没等候委员话落音，钩担叔叔急不可耐问道：“那候委员，您贵姓啊？”候委员笑了笑，头扭四十五度角，斜着一只眼睛，（一个眼珠儿是假的）用不屑的眼光看看高他一头的钩担叔，然后右转向大家，傲睨自若的说：“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姓侯还姓候。”一阵哄场大笑，让九叔面红耳赤，站在一旁的九婶儿一下子脸红的脖子根儿，狠狠瞪了九叔一眼，转身离开会场。
　　 那些年代耕牛是生产队里的命根子，每年的冬季，趁着天还没有下雪，提前把吽屋里备足饲料，储满吽草，在打麦场上男女老力齐上阵，支上几口铁铡，有人从大麦秸垛往下扒麦秸，妇女们把麦秸莎得整整齐齐，供男劳力们铡，钩担叔叔挑着两大罗筐铡过的麦秸低着头向吽屋走，对面走过来挑着两个空罗筐的王学贵，王学贵挑衅的说：“钩担，这是你的免购点儿（人头儿粮）？”勾担叔不假思索爽快地答应：“哎！”
　　 半晌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着钩担叔磁眯楞笑儿，钩担叔很是纳闷儿，皱着眉头咯念来咯念去，突然激动的涨红了脸，跑到王学贵跟前，指着王学贵说：“你他妈的学贵，你的免购点儿！你的免购点儿！”大家一个个笑的躺在了麦秸堆上，眼泪和脸上的灰尘揉在一起，成了花狗屁股。
　　 钩担叔叔是全村的开心果儿。他的笑话儿也流传了几代人，谁看见他都会取笑他，他总是笑笑说：“爬过去吧！”
　　 钩担叔心地善良，做事认真，处处为别人考虑，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对钩担叔心存感激。
　　 中原地区，红薯是粮食中产量最高的，是一年生活中的主粮，每年每家每户都要切几笼红薯干儿。
　　 以前我们家切红薯干的任务都是母亲的，在母亲有病的时候，切红薯干儿的任务自然落在了我的头上，每天家里八口人分一两千斤的红薯，由于身单力薄，挑挑切切常常到深更半夜，那时分红薯都是钩担叔掌称，每天下午照顾完母亲，半晌间都上地，勾担叔叔只要看见我背着刨子，不管到不到分红薯的时间，就说：“先给妮子称吧，要不她一个人切完的太晚了。”
　　 我们那里是黑土地，土质太粘，坷拉块子太大，用吽拉土鈀根本就鈀不动，常常因为坷垃太大，把钯掀翻，吽把儿（饲养员）摔倒在地。每到冬季，妇女劳动力们主要任务就是打坷拉，男劳力兴修水利搞冬建，到了晚上，男劳力们轮流加班轧棉花，那时还没有架电，轧花车全部是人工脚蹬。
　　 轧花房离我们家较近，我们家的厨房也很大，加班人员的夜餐都在我们家做，钩担叔是炊事员，父亲负责烧锅，每天晚上做豆腐粉条汤。
　　 那年冬天，母亲去世后，嫂子把一切家务都撂给了我，挑水，做饭，刷碗喂猪洗衣服，白天打坷拉挣工分，手上撴裂的血口子象小孩嘴一样，疼的钻心，晚上还要加班纺棉花。
　　 滴水成冰的夜里，又没火可生，点一盏小煤油灯，灯头也就黄豆子那么大，在纺花车风的带动下，灯头火一闪一闪的，手冻的生疼生疼的，两只脚盘着坐在草墩儿上，冻的麻疼，起来不会走路，扶着墙才慢慢沿到床边。
　　 为了躲避劳力们夜餐时间，我总是在他们下班之前，熄灯睡觉，九叔做好饭，先找个大碗，盛上一满碗，叫父亲端给我，父亲坚决不肯，九叔语重心长的说：“四哥呀，一碗饭算啥，这么一大锅饭，多一碗少一碗又有啥，妮子很辛苦，很可怜，一家人的大事小事都是孩子干的，看着都让人心疼，天又这么冷，去吧，端去吧，喝碗汤，好让孩子暖和暖和。”
　　 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忘了钩担叔的恩情，愿好人叔叔，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