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父亲徐兴华的遗物中，有一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让我们倍加珍惜。父亲是安徽六安麻埠人（现属金寨县），1932年6月在大别山参加红25军，先后任宣传员、文书、参谋等职。1935年9月长征到达陕北。父亲那年17岁，在后来的两年里任延安红15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团委书记等职。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按照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红军十周年纪念章，就是为纪念1937年7月红军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改制八路军时所做。获得者必须是1937年7月7日以前红军正规部队的在编人员，这也是后来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历史划分红军时期与八路军时期的时间依据。
　　 这枚纪念章为青铜材料铸造而成，呈五角星形状，纪念章的上部是镰刀和锤子，象征着领导红军的中国共产党，纪念章正中是一名红军战士骑马吹军号向前跃进的图象，下部铸有“1927—1937，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的文字。这枚红军纪念章是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以后，为纪念红军成立十周年（自1927年8月1日起），红军总部在1937年9月颁发全军的。当时究竟制造和颁发了多少枚，因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考证。
　　 当时红军战士都对“红军”的光荣称号有着深厚的情结，因为红军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用无数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的生命、鲜血换来的！对红军部队在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要把红军的红五角星帽徽、红领章取下来，而改为佩戴国民党的标志青天白日帽徽，许多同志在感情上确实一时难以接受。当然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们是晓以民族大义的，是顾全大局的。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在长征时期是“死对头”的国民党军队配合作战，最终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共同书写了新的篇章。
　　 这就是历史。所以当1937年9月这枚纪念章在我军颁发以后，在获得者心中的分量是不可估量的。红军虽然只有十年的历史（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算起，到1937年7月7日结束），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红军”这两个字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意义将会是“留芳千古”。
　　 抗战爆发以后，父亲被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先后任总校直属队政治指导员、总校五大队宣传和组织股长等职务，后在太行陆军中学、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华北军政大学干部总队等部队任政治处主任、政委等。建国以后，父亲先后在空军第二十二飞行师、第六航校任政委，“红25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成员，空一军政治部主任。1964年，父亲遵照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的命令，转业到新成立的民航沈阳管理局任第一任政委，1978年离休。1986年12月16日，父亲因病不幸去世，享年68岁。
　　 在战争年代，父亲经常要参加战斗、行军和转移；在和平年代，父亲曾经十多次随部队调防或者调动工作。但是无论走到哪里，父亲都象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这枚红军纪念章，纪念章被他带在身边整整49年。他甚至平时根本不让我们动他保存这枚纪念章的一只小牛皮箱，生怕弄丢了什么。在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时，我才看到这枚纪念章的。后来，母亲和我们子女们继续把它珍藏起来，现在由我的大哥保管着。
　　 能把这枚红军纪念章保存至今的已经很少了。我所知道的另外还有几枚，珍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还有一枚为一位辽宁省军区离休干部、1931年7月参加红军的汪远忠同志所收藏。1985年，汪老已经把他保存多年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献给国家了。如今79年过去了，纪念章尽管颜色已经发暗，有一角的油漆已经脱落，但是它作为当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自己设计和制造的纪念章，仍然没有失去当年的光华。我们的红军战士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前赴后继的奋斗、金戈铁马的生涯，红军不怕任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和长征光芒，永垂青史的荣誉与功勋，都深深地铭刻在这枚不平凡的纪念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