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大官小都是官，为民做主是好官。为民做主谈何易，官路崎岖难认知！
　　
　　
　　 一
　　 我爱看文章，更欢喜了解古代的人情世故。对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十分钦佩，认为他很有骨气。他这种骨气，便是不能为了迎奉上峰，而失去自己的志气；对于诗仙李白“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说法也非常心仪。可是，却不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再经过这些年的琢磨，好像悟得了他们留下的字里行间还有许多没有说明白的话。因为，古代人与我们的环境虽然不同，可是，个人的天性应该还是大致相同的。
　　 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然而，在我所有的经历里，却也有“当官要为民做主，得罪上峰无前途”的具体事实。
　　 最近，我收到了文友周逢春先生赠送的《桑榆独白》的新书，看到了“溪口镇章书记说的一句实话：‘群众算老几？说我再好，喊我万岁也没用，不如领导一句话’”的文字（《桑榆独白》第133页），令我想到了我自己的“官路”，因而要写这些亲自经历。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性情，实在与当官不适应。真正感到，这位“章书记”把当官的“诀窍”一言以蔽之了——当官要想为老百姓做主，只能是“自塞官路”。我曾经走过的官路，便是个明证。
　　 当官的官路，通向哪里？答案是没有止境的。而普通人当官，到了一定的地位，就算“官当到顶”了，再要飙升就非常困难，或者就没有可能的了。特别是在“农业、非农业”界定得冰火两重天的时代，农民当官，当到了大队一级，就算到了头。再想上升，那是“非农业”的官，也就是说，是不可能的了！
　　 然而，普通农民要想当到大队这一级的官，其实也不容易。因为这是当局“千里挑一”的选择，其中有许多因素，少了哪一项，便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这里就不细细阐述了。总之，能当上这一级的官，就可以脱离农业生产，可以管理所在地方的社会和百姓中具体的事务，如果怀有百姓观念，是可以“为民做一点主”的，起码可以少做一些令老百姓“不可思议”的事。由于是直接管理当地百姓，会被百姓们“另眼相看”。
　　 我的父辈们，是“大集体时代”的当时人。我的伯父是村里的“老干部”。他在合作化初期，便被拉着当上了村干部，共产风中、生产队时期的几十年里，一直都是当地负责干部，工作成绩斐然，被身旁的农民尊敬。然而，却永远只是个“自然村干部”。究其原因为什么没有升级，就是他不是上级的“驯服工具”，上级对他只能是“敬而远之”，特别是关系到老百姓利益时，他坚持与上级“对着干”，总是弄得当权者“狼狈不堪”。因此，他虽然在老百姓当中口碑极好，而在上级干部面前，却是“很难对付”的人。因此，大队的主要干部职务，一直与他无缘。只是因为群众信任，他的干部职务上级也不好拿得下来，于是，他“一辈子都是自然村的干部”。可是，他的作为，却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样。
　　
　　 二
　　 我从小在伯父言行的熏染下，得到了当干部就要为老百姓“做实事”的作风。在那火红的年代里，农业上天天强调学习大寨。在长时间的“学习”中，我终于“悟”得了一个诀窍，就是在“大呼隆”的生产中，可以实行“小段包工”。于是，我将我的“心得”与生产队里的几位“诸葛亮”们讨论，都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因为当时所有的生产队生产都处在拖拉、无效益的状态，真正“当家理事”的农民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是苦于没有解决的办法。
　　 可是，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我竟被想不到的“特务案件”攀扯着，五年后才得到“释疑”，被派上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的“官”。这是驻队“人保组”（文化大革命中公、检、法合并的机构，当时在我这里审查我们的“特务案件”）创造的新官名。因为，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已经是新的春天，生产队干部当年选举工作早就做过了，队干部已经确定下来，他们要给我这个“嫌疑特务”正名，才设想出了这么一个新办法。而且生产队整个时期，只有这一年，也仅仅只是我这个生产队才有这么个官名。这是个什么职务呢？当时的人保组负责人说：“政治队长好比是大队的书记，是生产队领导班子的一把手。”
　　 于是，我与自己生产队的队长商量，试行着我“悟”出来的方法。经过具体推行，生产速度果然很理想，使生产队“永远做不完的生产任务”明显地缓解下来。可是，矛盾却是无穷的：生产速度虽然快了起来，而生产质量却无法保证。分派下去的任务，人们很快都完成了，其质量多是一塌糊涂，对提高生产效率妨碍很大。弄得生产队当家作主的人都觉得“这生产队注定是打拼的生产方式，没有办法稿得好！”然而，我在实践中却认为，这里面涉及到了“科学管理”的问题，只要能加强具体管理，解决好劳动速度与质量的矛盾，“小段承包”的生产方式，是可以解决“生产拖拉，老是跟不上季节”的问题。
　　 这一年的年终选举，我被正式任命为“生产队长”，同时再也没有“政治队长”这个官名了。我当上了生产队长后，便与队里的几个“诸葛亮”探讨，怎样在搞好承包的同时，也将劳动质量保障好，切实将生产效率提高起来。经过反复、认真的讨论，并且多次召开社员大会，明确细致地讲解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道理，以求得最广大社员群众的真心支持。同时制定下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并且认真贯彻执行。
　　 在具体执行中，我坚持“奖励诚实的劳动者，遏制投机取巧”的现象。这一年的生产得到了最广大的社员支持，取得了生产队历史上空前的好成绩。而且繁忙的生产任务，完全被解除了。生产任务真正的松闲起来，于是，在完成了生产任务后，总是集体放假，显出了有忙也有闲的情景。全生产队人人皆大欢喜，对订立的生产制度都衷心拥护。
　　 更加喜人的是，由于执行了这种生产方法，这一年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新高，对国家贡献超出了规定的任务，集体储备多于此前年份的好几倍，社员分配虽然受到政策限制，也到达了最高值。我这个生产队的人们，到了这个时候才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了不够吃的问题。我这样的生产方法，在当时是“创造性”的，因此，与別的生产队生产情况比较，生产成果遥遥领先（可是，这种生产方式，必须是负责人能主持公道，否则也有缺点。有关情况，请另见下文附注。）。
　　 这一年我们这里进行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生产队的业绩，主要是对国家的贡献，成为了“社教运动”莫大的政绩，使得我所在的大队社教工作队被评为“先进工作队”。这样，我本人被工作队树为“标兵”，拉进了大队领导班子。由于我是刚刚进入班子的，被安排做主管生产的干部，上面还有个“书记”。后来，由于我的“德性”，这大队一把手，便一再与我无缘。
　　 【附注：当权者的态度，决定生产队小段包工的成败】我创立的“小段包工”的生产方式，确实解决了生产队生产老是赶不上季节的困难，提高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生产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人人心情舒畅。
　　 我到了大队工作后，这种生产方式生产队还在沿用。可是，队干部们在执行中却“走了样，变了味”，弄得社员们满腹怨气，生产当然无法搞好。虽然，总的生产状况，还是全大队最好的，却没有理想的好了。
　　 主要原因是：当权的队干部私心严重，承包农活时，他自己在场给予高工分；特别让社员有意见的是，他常常弄些功夫不大的农活，给他自己及少数人承包，给以出格的高工分。普通社员无法与他们说清道理。常年下来，少数人，当然包括这些当权者，工分比一般人高了许多。在“靠工分生活”的时期，社员们自然产生了很大不满，对生产便失去了主人翁的负责心情，采取着敷衍态度，生产自然就上不来。
　　 再好的生产方式，如果没有最广大的社员拥护，也会是没有好的效果。由此我们知道，在生产队的体制下，难得有主持公道又善于治理的干部；因此，生产队的体制，是无法将生产搞得好的体制。
　　
　　 三
　　 我虽然当了大队干部的“官”，却是个“不识官路”的懵懂人，老是将伯父作风牢牢地奉为楷模。刚上任的那一年秋季，去公社参加“收缴排涝费”的会议，便与这次会议的公社领导闹了个彻底的“决裂”。令同去的原副主任“瞠目结舌”。散会后，他悄悄的问我：“你这样说行得通吗？”我说，不管行得通，行不通，我们大队的排涝费就是不交，除非我不当这个干部！既然当着这个干部，不为老百姓讲话，那这个干部当了还有什么用？这个副主任听了，只是点头。
　　 具体情况是：“大跃进”以后，政府宣布“停止一平二调，实行‘谁受益，谁负担’的政策”，可是，在具体实行中，这个政策总是不能兑现。这“排涝费”，公社解释是“水电费”，是排涝所用去的电费。凡是圩区的土地都要平均负担。而且已经执行了许多年。这个数额是巨大的，是生产队沉重的负担。社员们都认为是不合理的“一平二调”。于是，在这个会上，我说“这水电费我们大队无法收取，社员们意见太大，都说，宁愿不排涝，也没有这么大的损失。”事实上也是这样情况。我所在的大队，只是沿湖一溜低矮的“荒田”，这排涝才可以受益，而所摊派的“排涝费”，是按照圩区所有的土地“平摊”的，我们大队负担的总数额，远远超出了这些荒田的收入。
　　 可是，那公社干部却说，这是党委的决定，必须执行！我当即予以了回绝：“不正确的决定，党委的决定也无法执行。”这个会议以后，公社还是派来了收费员。因为我已经向我的大队所有的生产队都打了招呼，当然，这个“排涝费”这一年一分钱也没有收到。之后，公社只好改变了这种“一平二调“的做法，不仅仅是我这个大队，连圩区其他的大队，也就再没有所谓的“排涝费”了。可是，我的行为，当时却为公社领导所震惊。
　　
　　 四
　　 我所在的大队，虽然是圩区，水田却需要灌溉，而且也常常抗旱。按照地形状状，大队内的土地分成了三个大片，由两台大型抽水机进行这些工作。其中有一个片的抽水机是与相邻大队公用，灌溉水源由大队以外的苏武长滩里的蓄水供给，一般情况下，能够做到旱涝无忧。
　　 文化大革命后期，县里将长滩开垦，建立了“示范良种场”，从此，那抽水机的水源便成了“水无来源的旱机”。有两年出现了一点旱情，使这台抽水机灌溉的水稻田遭到了不小的减产。我根据这个情况，私自写了一篇描述情况的文章，与相邻大队干部商量，要求县农场保障我们灌溉的水源。
　　 接着，我将这篇文章改成了“向县政府的报告”，理由是：办这个农场去掉了本来的良田灌溉蓄水湖，稍有旱情，其损失远非农场收入可比；还将滩上的原本水产消灭了，这些水产，虽然只是野生的，却是社会财产。而为了开垦荒滩，经营农场，县里每年都要投入巨大的人力与财力。两相衡量，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应该“退耕还滩”。如果不能“退耕还滩”，起码要将原来的蓄水湖“白水坝”划归我们大队所有，以保障农田灌溉的水源。
　　 这个报告县政府很重视。不久，便由常务副县长Z副县长到良种场召集两个大队主要干部协商这件事。参加这次协商会议的，还有公社的主要干部。我们大队的书记（他常常认为我会抢了他的权）自己去了。协商的结果，连蓄水湖白水坝也没有要，而是在大旱的时候，抽水机无水可抽时，由良种场在外河建立临时“喂水站”，由外河灌水作抽水机的水源。所用材料由良种场承担，所用人工由我们两个大队负担。这种决定，明显与所写的报告内容不符合。我当时便对这种决定不满意。而我们大队的书记却解释说：Z副县长说，良种场已经办了，不便撤销；给你们白水坝，农场不好管理。既然领导这样说，我们……
　　 这个协议虽然得到了县和公社领导人的满意，却给应该受益的农民留下了不应该有的困难，以致一有旱情，就有旱灾——后来，每当大旱，受旱水田已经旱得很严重了，才急急忙忙去赶建“喂水站”；而具体建造时，总是“不慌不忙”；等到快建好了，老天竟下起雨来。这建喂水站，常常是劳民伤财，白忙一遭，而水田旱灾依旧存在。这种做法与“勿临渴而掘丼，宜未雨而绸缪”真正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便是当干部的对待百姓和上司的态度所形成的必然结果。
　　
　　 五
　　 再两年的春天，我正在参加县党校学习时，我的父亲在长期的病磨中病危。我得知消息后，知道父亲即将永远离开我们了，便怀着悲痛的心情及时回到了家里，为老人家送了终。
　　 我的父亲一辈子历尽了人间艰苦，我决心要郑重地为老人家办好后事。当时，公社书记在我们的大队蹲点，他为了这件事，特别找我谈了话，说要“丧事简办”。这位书记，可以说是“丧事简办”的模范，他的父母去世，他像是没有丧事一样：他的父亲上午死去，下午就去火化，接着便埋葬了；他的母亲是头天晚上逝世的，第二天就办完了丧事。我没有理会这位决定我“官运”书记的建议，因为，我认为太“简单化”了，既对不起饱经苦难的父亲，我自己心里也会不能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