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君胡生，姑隐其名，简称胡君。他曾和我在企划处共过事，关系一般。后来调到贸易部门，见了面也是客客气气的。
　　 刚认识他时，他还没有谈女朋友。到他被总公司开除公职，我认识他前后十来年，依旧孓然一身。
　　 胡君五官端正，笑口常开，工作认真，为人良善，说话从不带脏字。然而身材偏矮，体型偏胖。虽然他按公司着装规定，整天西装革履，然而理一个板刷头，看着有点不伦不类。综合起来，他的外形颇似世界足球明星马拉多纳。如果再跟在他身后注意他走路的姿势，观者就会忍俊不禁，他的两条腿走路时呈外八字，活像只摇头摆尾、肥硕的鸭子。
　　 于是，有个不怀好意的同事便给他取了个绰号：鸭子。当然，这绰号也只是在背后议论他时才用，没人敢当他的面这么叫他。因为，他听到“鸭子”两字就会一改斯文状，顿时面红耳赤，继而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地卷袖攘臂，瞪着对方一扑一扑地直想打架。
　　 原来，全公司里都知道胡君颇好南风，有分桃断袖之癖。因此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女朋友，一直单身。其实这问题不难解释，哪个姑娘愿意嫁给性取向不正常的男人呢？
　　 搞同性恋的男人，在大众的眼中比乱搞男女关系的男人更不堪。乱搞的男人，毕竟还是个男人。男人的通病就是想搞女人，搞得到，说明他有能耐。这事很正常。而“鸭子”们之间的关系，历来被社会诟病，男人们不屑一顾，女人们嗤之以鼻。因为那事不正常。当年法西斯在德国、欧洲猖獗时，同性恋者也属于必须囚禁、清除、消灭的对象。
　　 男同性恋者，在老北京人嘴里叫做“兔子”，在上海人嘴里就是“鸭子”，在旧社会的戏曲界称作“相公”，有些地方称作“二尾子”。跟美国的“牛郎”、“断背山”是同一回事，只是叫法不一样罢了。
　　 据说在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上海人民广场旁的人民公园里某个区域，是“鸭子”们聚集的地方。每星期六晚上，来自上海各区的“鸭子”们纷纷骑自行车、开摩托车、搭公交车，准时来到这里聚会，结识、挑选新朋友。里面有不少男人穿旗袍，涂口红，头戴逼真的烫发头套，摇着苏州产的檀香扇，扇出一阵阵的各种香水味儿，搔首弄姿，忸怩作态，捏尖了嗓子相互寒暄：哎哟，张家妹妹，好多辰光不看见了，侬迪厢好伐（你这段时间好不）……噢哟，杜（大）阿姐，侬面色是越来越好哉，雪白粉嫩，阿拉（我）恨弗得咬侬一口呢……
　　 不小心误入这领域的游客立即汗毛直竖，落荒而逃。担心逃慢了，连隔夜饭都要呕出来。尤其是带了孩子的家长，赶紧抱起孩子，捂住孩子的眼睛，狼狈逃窜。
　　 在同性恋不被承认的九十年代，市民们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必欲取缔而后快。经过人大代表的不断提议，电视台的几次曝光和司法机关的严打，终于将那群“鸭子”赶出了人民公园，还给人们一方净土。然而，这种出自某些人特殊精神需求的行为是不会轻易退出社会，公开的不行，那就转入地下。
　　 胡君尽管忌讳人家叫他“鸭子”，然而日常行为里总会不自觉地带出“鸭子”的媚态。
　　 有一年夏天，我们部门去杭州玩，游罢灵山洞，我们坐在登仙桥上等后续的同事。这时，胡君做出一副娇弱状，掏出小巧的檀香扇，翘起兰花指，自顾扇风。男女同事们瞥了他一眼，权当没看见。可我看着就来气，沉着脸走到他面前，左手一把夺过扇子。他抬起头，满面惊愕地问：“杨兄，侬有啥事？”
　　 “啥事？我看到你异样刮搭（稀奇古怪）的事就触气（生气！）你看看你还像个男人吗？”
　　 “咋不像男人啦？”他撅着嘴问我。
　　 我没有回答，伸出右手捏住他的右手腕，稍一使劲，他就“哎哟哎哟”地叫了起来：“疼死我了，杨兄放手。我不做兰花指了还不行吗？”
　　 我把他的檀香扇折拢，顺手插到他的后领：“今后再让我看见你翘兰花指，非拗断了你的无名指不可！”
　　 在同事们的哈哈大笑声中，胡君沉思了一会，自言自语道：“唉，这都怪我的几个姐姐，对我喜欢得不得了，从小就让我穿她们的衣服，给我画眉毛涂口红……我也晓得这样不好，可……可一时改不过来。”
　　 由于我的工作需要，我的办公桌上有两架电话，一架是公司内部的，还有一架是可以直接打外面的。
　　 有一天，已经调出企划部的胡君走进我的办公室，丢给我一支好烟，说：“杨兄，能不能借用你的外线电话？我有个业务，需要跟外面联系。”
　　 既然是公事，我当即同意了。
　　 于是，胡君坐在我的办公桌对面拿腔捏调地打电话了：“喂，你是刘经理吗……你猜猜我是谁……什么？猜不出？你很忙没时间废话……别别，你别挂电话，你今晚有空吗？我请你吃饭……凭什么？就凭我跟你是老朋友呀。”说到这里，胡君的眼睛眯了起来，弯得像月牙，满面笑意。语调也越来越柔，越来越轻。
　　 我放下正在审核的合同，看了看他脸上没刮净的胡子茬，再听他用暧昧的语调有一搭没一搭地尽说废话，我身上的鸡皮疙瘩几乎掉了一地。他这是谈业务吗？咋越来越像谈恋爱呢。我点燃了他给我的香烟，狠吸一口，然后不客气地将浓烟隔着桌子吹到他身上，示意他快点谈正事，谈完了立即滚蛋！我快受不了啦。谁知他掏出带香味的餐巾纸，捂住自己的鼻子，飞了我一眼，嗲声嗲气地娇嗔道：“讨厌。”
　　 我再也受不了了，将烟头一下子掐进烟灰缸，站起身，指着他大声道：“我见的业务员多了去，有你这么联系业务的吗？我看你不像工作，倒像是吊膀子（勾引异性。）什么德行！我这电话很忙，请你抓紧时间，别影响我的工作！”
　　 胡君赶紧站起身，弯腰对着话筒又低语了几句：“骚瑞，刘总，我俩的业务先说到这，过几天我上你公司面谈。喂，喂？嘁，电话挂了也不跟我说一下。”
　　 从那以后，胡君再也不来我办公室借打电话了。
　　 过了半年，我突然发现公司里见不到胡君了。问他的部门才知道，他被公安局抓进去了，罪名是“聚众淫乱”。
　　 胡君出事时还在九十年代后期，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非常严厉，视作必须禁止的流氓行为。一旦被人举报并现场抓获，会遭到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随后，他被公司除名。听到这消息，我很为他惋惜：名牌大学毕业，能分到央企是多么的不容易。尤其是进入外贸部门，责任虽然重大，前途却一片光明。按他当时的条件，在社会上找个白领丽人结婚，真是易如反掌。他那时已经买了按揭贷款的商品房，每月必须还贷。这下铁饭碗没了，急切之际拿什么还贷？
　　 尽管人的一生中会发生无数次后悔，后悔投错了胎、做错了事、爱错了人、入错了行、结错了婚……然而一旦错事成为了现实，世上就没有后悔药能将错事涂抹、修改。俗话说种瓜者得瓜，种豆者得豆，自己酿的苦酒还得由自己喝。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
　　 八年后的一个冬夜，我在陆家嘴金融区某个大酒店参加冷餐会。散席后，我走到大街上，看到被无数街灯、霓虹灯照亮的夜空里，一栋栋摩天大楼灯火通明，好像一根根晶莹透剔的巨大水晶柱。片片雪花在高楼间轻盈地随风旋转、飘舞。快过年了，下点雪似乎更能渲染出过年的欢乐气氛。
　　 酒店离公司不远，走回去也就一刻钟，我就没有打出租车，而是双手插进暖和的羽绒衫里，迎着飞舞的雪花，踩着人行道上薄薄的雪粒，撩开大步往公司走去。当我走到离公司大楼不远处的一家临街饭馆门口时，被一辆停在人行道上的垃圾车挡住了去路，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走到上街沿，想绕过几个敞开式垃圾箱，继续往前走。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垃圾箱前站着一个男人，穿着环卫工人的服装，正在费力地搬起垃圾箱，试图将箱里的垃圾倒进垃圾车。
　　 就在我绕到这个人身边时，他正好直起腰，与我来了个面对面，我一下子从他胡子拉渣的脸上认出了他是谁，不禁失声叫道：“是你呀，胡君！”
　　 他木然地看了我一眼，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得出他内心正在激烈斗争。也就过了几秒的功夫，他冷淡却彬彬有礼地回答我：“先生，我不姓胡。您认错人了。”说完，他再次弯下腰，试图抱起那个装满废弃食物袋的垃圾箱。
　　 他比八年前瘦多了，脸也黢黑，头发乱糟糟的，大概没时间也没心思打理自己，早就不再是当年奶油小生的形象了。我知道我没认错人，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装做不认识我。我只能识趣地继续往前走。
　　 八年过去了，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接轨日趋紧密，中西方的思想交流日趋接近，很多观念和意识形态已经开放不少。尤其是对待同性恋行为，由当初的口诛笔伐、围追堵截而转向比较宽容的态度，承认那是一种性错位，属于个人心理和生理上的一种特殊情况，不是道德上的堕落和犯罪。这是中国尊重人权、尊重民主、理性认识人性回归的具体表现。
　　 走过一个十字路口，我回过头来，透过模糊的雪帘看他，发觉他正呆呆地看着我。看到我回过身来，他赶紧又把腰弯到垃圾箱上。于是我不再看他，径直向公司的停车库走去。
　　 雪，下得越来越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