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真是个好东西。在所有的植物中，我觉得没有比它更让我喜欢更值得尊敬的了。
　　 芒种前后，我们将种薯地里的红薯藤剪成尺把长的一节一节，按一定的间距斜插在平整好的田里、地里，掩上一层薄土，浇透水，一夜之间，它的根就和土壤亲密结合在一起，精神抖擞地生长起来了。随着气温的逐渐上升，薯藤越长越长，恣意蔓延，碧绿的薯叶像一双双轻盈的手掌，快乐地抚摸着阳光和雨水。
　　 妹妹开心地摘下两根薯杆，掐掉叶片，将叶柄做成耳链，挂在耳上，在我们面前神气地走来走去，笑得像花一样地灿烂。弟弟不甘示弱，将几根叶柄连在一起，做成“翡翠项链”，围在脖上，快乐得像只骄傲的小公鸡。
　　 母亲这儿摘一根，那儿摘一根，摘满一把后带回家，撕掉茎皮，将叶柄切成拇指长的杆杆，和肉一起爆炒，顷刻间，一盘色香俱佳，风味独特的“红薯杆炒肉”就上桌了。我们谈笑风生，吃得津津有味。多年以后，我虽久居闹市，仍难忘它的美好，每每上街买菜，总要寻觅一番它的芳影。
　　 许是薯叶的味道太过甜美，我放牛时候，每次从薯地边经过，牛都抵不住诱惑，总要偷偷地吃上几口。它故意走得很慢很慢，装着认真吃草的样子。趁我一不注意，它就伸出舌头，狠狠地撸起一抱薯藤，快速地放进嘴里。我大吼一声，它惊慌地别过头去，用眼睛瞟一瞟我，无辜的眼神好像在说，怪我咯！那样子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人勤地不懒。母亲带着我们，时常给薯地除草、施肥、翻藤。秋天，红薯成熟了，一个个或椭圆或纺锤形的块根，胖娃娃似的亲亲热热地挨坐在一起，等着我们去收获。有的可能性子较急，迫不及待地拱出地面，露出它肥嘟嘟的半个身子。我们用角锄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从地里挖出来，敲干净泥土，然后用箩筐装了，一担担地挑回家去。丰收的喜悦，洒满了弯弯的乡间小道。
　　 母亲将地窖用石灰消毒后，铺上一层厚厚的新鲜的火土灰，再铺上一层厚厚的干净的谷壳，然后把精心挑选的做种的红薯放入地窖，每铺一层红薯就盖上一层谷壳。种薯舒舒服服地睡在母亲为它们准备好的房子里，安然地度过寒冷的冬天。来年二月，把它们取出种在地里，又会发出很多的红薯藤出来！
　　 其他的红薯，一部分被父亲刨成丝，晒干后作为饲料或是酿酒的材料；一部分则被母亲用来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我们常见的烤红薯、红薯饼、红薯粉、红薯干就不说了。这里，来说说我最喜爱的两种食品：红薯片和红薯糖。
　　 把红薯清洗干净，放在大铁锅里煮。煮熟后，将红薯取出放在一个大木盆里，用锅铲或木棒将红薯捣烂如泥状。红薯泥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
　　 如果是做红薯片，母亲就将芝麻和红薯泥拌匀后，铲出放在一块一尺见方的木制模具里，用皿子抹平，再将成形的薯泥倒在事先准备好的干燥的稻草上，让阳光暴晒。几天后，香软的薯泥就变成了一张张又干又薄的红薯片。父亲用切刀将一尺见方的红薯片裁切成若干个长方形或三角形状的小片片。这样的薯片很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每年冬腊月，乡里农家的禾场上，都会见到晒薯片的热闹场景。
　　 春节前夕，母亲用油将红薯片炸了。金黄金黄的薯片，又香又脆的薯片，是我们的至爱，也是我们招待客人的一道上好食材。
　　 如果是熬红薯糖，母亲则在盆里添加一定数量的清水，将红薯泥充分搅拌，调至稀稠适度，再用一块洁白的纱布进行过滤。过滤完毕，将汁液倒入铁锅，用大火煎熬。随着水分的挥发，锅里的汁液慢慢泛黄，飘出好闻的芳香。大海退潮一般，汁液渐渐减少，最后变成一团浓浓的红薯糖，粘粘的，像黄油一样。往往一锅糖，要耗费十来个小时。其中，红薯的质地，搅拌的程度，火候的把握，又决定了糖质的好坏。看似简单的东西却蕴含了较为复杂的工艺元素。
　　 在乡下，熬糖是件繁琐而又劳累的事情，也是一件快乐而重要的事情。有了糖，似乎就有了甜蜜幸福的源头。小时候，母亲经常把芝麻、花生、黄豆炒熟之后，和红薯糖粘在一起，捏成各种可爱的形状给我们享用。母亲还把糯米爆成米花，用红薯糖做成香甜可口的年糕。我们有时上山去砍柴，带上几块年糕补充能量，雄赳赳的颇像古代出征的勇士，干起活来也特别带劲。
　　 爷爷告诉我，红军当年打游击时物质匮乏，饥一顿饱一顿。后来从山区农民那得知种红薯可有效应对饥饿，便和山区农民朋友一起在房前屋后种植红薯。“土藏萌红薯，吃饱不辛苦”。正是红薯，帮助红军在那艰苦的革命岁月，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生活难关。
　　 看到红薯，我想起先辈们的一生。他们就像可爱的红薯一样，纯朴、憨厚，在泥巴里默默生长，虽然不起眼，但却非常有用。红薯一样的人，人一样的红薯，他们是大地上最真实的存在。
　　 我爱红薯，更爱像红薯一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