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蝉声召进树荫下的。在贵阳，我有好多年没听着蝉鸣了。
　　 这是两棵粗大的树，枝繁叶茂，我没有找着蝉，倒是找着挂满枝头小青梨似的果子。我认识，眼前是两棵核桃树，在故乡外婆家后院墙内，就有一棵比外婆年岁还长的核桃树，一到夏天，我就到树下跟踪蝉的鸣声寻觅蝉，有一次让外公遇见，他对外婆说：这小子整天守着核桃树，恨不得树上的核桃一夜都熟了。
　　 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大院内的两棵核桃树，与外婆家后院墙内的核桃树一样粗大，簇拥成一柄巨大的绿伞，绿荫处可罩下二十余人。不一样的是，同样粗大的树，这两棵树挂的果子比外婆家的核桃树多。因枝上挂果太多，有枝节经不住果子的重压俯身向地，初见时，我以为枝节断裂所致，身后有人说：枝节是完好的。说话的是一位微胖的老人，从阳光里朝树荫里走来。到我面前，微笑说：是刚到的吧？我看着老人两手相交捂着木质拐棍，点头。我知道，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是不对外营业的，听说有钱的老板想用万元求一夜宿，美梦没能成真。是的，这是一方净土，茅盾，老舍，冰心，艾青，郭沫若，刘白羽，曹禺，巴金，丁玲，王蒙等中国作家中的泰斗人物住过的地方，我以朝圣的心情走进来，对在这里遇见的人，以见佛的目光崇敬，再做实名求证。
　　 在走进绿荫之前，从餐厅过来的路上，遇见一位老人，彼此相遇微笑，擦肩而过，有人冲我惊讶：你不认识呀，与你微笑过去的，是王蒙呀！
　　 这是午餐后的正午，又从餐厅过来几人，有《江南》杂志社的沙牧，他对老人说：柳老，不午睡？老人说：要坐坐，等食物下落后，才睡。
　　 经打听，才知在核桃树下与我说“枝节是完好”的老人，是名声很响的原《小说选刊》主编柳萌先生。这位因“胡风集团”牵连，流放北大荒、内蒙古等地劳改的右派作家，复出后，历任《工人日报》文艺部组长，《新观察》编辑组长，《中国作家》编辑，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副社长，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总编辑，《小说选刊》社长，编审。第一、二、三届鲁迅文学奖评委，首届郭沫若散文奖评委。早就听说，不少作家的成名都与他做的嫁衣相关，但亲眼见着本人，这还是第一次。老人也许是经历的太多，理解他人疑惑的难言，才有我的不问，他的主动为人解惑。
　　 这是一个可以从你眼睛里读出你内心想法的老人。他见我朝一只鸟笼感兴趣，说：这是邓友梅的鸟，昨天他才离开。邓友梅的虎皮鹦鹉，一只。一只自个儿在核桃树下的鸟笼里玩耍的鸟。老人说：这鸟通人性。在北京邓友梅家，邓友梅是不用鸟笼的，任其在家中四处飞，邓友梅用餐，鸟就在桌面上，想吃什么，用嘴指给主人看，主人夹起的食，要是鸟喜欢，就张嘴，要是不喜欢，头就偏向一边。我明白了，老人最初走进核桃绿荫处的目的是来照看朋友的鸟，非因我对核桃枝的俯地的疑惑而来。
　　 第二次见着柳萌先生，仍然是在核桃树下。先生喜欢书法，是中国作家书法协会的顾问，有懂收藏的人，向他求字；不懂收藏的人，也向他讨字；他是有求必应之人。那天，他写了一上午，把创作之家书画室的宣纸写完了，我张嘴晚，没有宣纸为我书写，先生很是过意不去，我说：求字，也讲缘分，也许，我只能有目睹之缘吧。我这人，凡事都不是用功之人，唯有这一次求字心诚，没有得到柳老的字，心有不甘，与几位想要字的作家满街地找卖纸的店面。我们脚走痛了，没有买着宣纸，创作之家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要上北京才能买回宣纸。
　　 求字的第二天，午餐后，照往日的习惯，在核桃树下坐坐。见一黑色轿车进院来，下车来的是一个平头白发老人，右手拐棍，左手红色布袋，一身土布短装，脚上是一双旧了的解放鞋，没穿袜子，肌肤是阳光涂抹得太厚的泥土色，着实菜农样。柳萌先生告诉我：邓友梅来了。
　　 邓友梅径直走来我们这里，柳萌问他：你前天才走人，今天又来了，是恋这块地，还是恋我这人？
　　 邓友梅一脸的认真，是给你送报纸来了！为这份报纸，我可是在人家那里等了六小时。报纸是二○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的《中国文化报》，副刊上有柳萌先生最近写的《北戴河之美》散文，约两千字。
　　 这位在中国文坛占着重要位置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与他本人的着装真的让人不敢联系起来欣赏。他留在我记忆中的是：《我们的军长》，这小说获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话说陶然亭》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获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那五》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烟壶》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邓友梅长柳萌三岁，今年八十三岁，可他偏要说成八十五岁，后来他自己解释，不是我想卖老，是人生八十四是一个坎，我想一下越过去。老人不是迷信，是着实地感知生命的可贵。
　　 有人要与他与柳萌合影。他让柳萌站正中，邓友梅对照相的人指着柳萌说：他是我的老师。尊师嘛！
　　 邓友梅每天在我们视野出现，是很有规律的，早上六点起床，他就走向核桃树，将他的鸟挂在核桃树上，走向院外，一小时准回来，走向餐厅。晚餐后，向院外去一小时，回来经核桃树下，取下鸟笼，带着鸟回住地。晚十点准时熄灯睡觉。
　　 柳萌告诉他：小蒋观察你几日了，问我：你怎么不与大家同桌吃饭？还说，吃饭的时候根本看不着你。邓友梅笑答：我吃得太少，又太慢。柳萌说：这不是理由，是想喝两杯吧？这不好，酒，就不要喝了，饭，多吃两口。这么大的岁数的人了，要会照顾自己，不给身边的人添麻烦。邓友梅不直面柳萌的话题，对我说：柳萌的养身理论比我强，我只是根据自身的情况调理饮食。
　　 邓老在网上的照片可以证明，他曾经是一个老来发福的人。行动的不便与血糖的升高，经医学专家提醒，他为自己制定了一套节食降糖、控制体重的饮食计划，以少食优选为原则，即少吃或不吃主食，多吃富含多种营养成分的蔬菜、豆制品及少量瘦肉。因为这些食物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能够满足人体的需要。邓友梅非常赞成中医的理论观点，吃饱与身体的需要不是同步的，“饱”只是胃的感觉而已。人有饱胀感后，其实已经过量了。因此，他每天的主食不超过三两，认定“少餐必定神安”。他用他的养身之道让关心他的老友无话再劝他多进食。他拿起柳萌的手机说：身体你没我好，手机可比我先进多了。柳萌说，我的手机才几百元，哪能与你的手机可比。
　　 多少了解邓友梅的作家，知道他在一九八九年就使用电脑写作，知道他敲击键盘是一种快乐，他敲击键盘的手关节活动自如，反应敏捷。在各种会议差旅的间隙，都能见到他敲字的身影。
　　 邓友梅看着自己的老友柳萌，说：我的手机是八十元的，通话就行。
　　 柳萌与邓友梅的经历相似，都是最早期的中国作家右派，吃过不少苦，对于那段经历，柳萌不想细说，邓友梅的细说却有戏说的幽默。
　　 那年，王蒙骑着自行车，在王府井与邓友梅相遇，悄声对他说：刚开了会，要反右了，让邓友梅当心说话，说他性情直，心直口快，不像他，不能说的话，烂在肚里。邓友梅说：劝我当心说话的王蒙，几天后就成了右派，比我先打成右派。问他为什么被打成了右派，他不知道，平反时，一道平反的人，个个档案里都有右派言论，就他没有。他说：在被打右派前，他们开了会的，一群作家散会后，就有人说：没我们的事，只要在座的不乱搞女人，就一点事都没有。结果呢，让他们安心的这位中国作协领导，不几天就是首批右派。有趣的是，在大会上，领导安排邓友梅发言，他在台上说了一些这个右派作家领导的不是，台下，掌声雷动，台上领导大声制止，让台下的人不要鼓掌，说：邓友梅也是右派。
　　 邓友梅右派平反后，就退休在家。他也不敢老呆在家里，若在家里，就会有公安人员找谈话。于是，他一早就上公园，没目标地行走，《我们的军长》的许多情节就是在公园构思出来的。最初是按自传来写，写一点是一点，写得快完事时，《上海文学》主编电话找到他，要来看他，他说：我来看你吧。没拒绝成，人家到了他家。来者是他的同学，岁数比他大，是一位长他几岁的大姐。大姐想象得出他的处境，但没想到他家居环境差到让她落泪的地步。他做饭给大姐吃，大姐在这段时间里，看了他写的草稿。离开时，让他改写成小说，寄到《上海文学》编辑部她收。寄出的第一稿，不是人家的稿，又退回让重改。改出来发表的就是《我们的军长》。不想这小说发表后，不仅得了一个奖，还得到不少期刊编辑约稿，一连获了五个全国小说奖。
　　 《江南》杂志社沙牧老编辑说，那年月，他们单位有人更冤。一位年青人在他们开会时，给一个一个的同志杯里倒水沏茶，一位工作组的领导问：这人是右派吗？有人回答：他不是。领导说：这样的人不是右派，什么样的人是？于是，这位倒水的工作人员成了一时难得补足的右派名额。
　　 听邓友梅讲右派经历的第三天，午餐后，与柳萌先生在核桃树下，这不是巧遇，我远远地就看见先生面朝着我坐在树荫下的铸铁西式椅子上，我向树荫下走去，树荫下有两张西式铸铁空花的园桌，八只相配的西式铸铁空花浮雕的椅子，全是白色的，还有围着核桃树的园椅。柳萌先生等我坐定后，说：昨天下午，北戴河文联来人接他去写字，他用人家的纸，为我与《江南》杂志社沙牧写了字，让我上他住的房间拿去。我说：这件小事，让柳老累心记着，不好意思。柳老说：答应的事，能办到的就办，况且，写几个字，也不是什么太劳神的事。说话间，柳老的手机声响，不知他与谁在通电话，他告诉对方，他明天就离开北戴河回北京，让对方上家里找他。
　　 才将熟悉的人，这么快就要离去，听他回完对方的电话，彼此没有言语，只是静静地坐着，相互偶尔看一眼对方，又将脸朝他处，这样的一段时间，又看一眼对方，苦味地面着微笑，而核桃树上禅声此起彼伏，是那么地不懂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