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比一棵棵松树站在耳畔，已经是若干年了。
　　 极明朗或者极清净的风琴声随着“啪、啪、啪”的女声节奏，穿越层层宽大的梧桐叶、枫树叶传至，一种比寂静还高远的话语在向我耳朵里灌输，一天又要过去了。那时乡村的下午注定是无聊的，我正背着书包匆匆地从村学堂往家里赶。那片刻的风琴声属于我们村小学的一位女老师，女老师是我们老村长的长媳妇，邻村人（我们村对邻村人一般怀有意见），她是民办教师，经过一段艰难的转正时，在市级师专进修过声乐与器乐。女老师如今看来算是有音乐天赋的，声乐、器乐都不错。但对村里人来说，女老师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穿着，非常有音乐气质，这些根本不存在村里其它女人身上的打扮，依次有序，好比一束高贵的音符从下而上，均匀、匀称，叠放在高挑精致的躯干上。那时的女老师只有三十一二，连走路也有着如五线谱上的音符般高低不同。随即，粉红、有蝶彩的衣饰、长至膝盖的黑底半筒裙异常的生动活泼，夹带着一双小巧的尖尖高跟鞋出现在村里的小巷，把村里古灰色的木板屋的阴沉冲刷得无影无踪，多么鹤立！一种孤独的秩序有它每日傲立的风景，女老师和她老公，村长的大儿子一直住在学堂的后花园一栋仿古房子里，当初村里人传言，咦，她是霸占一位外地老师的吧。每度儿童节，我们的村小学都会组织一场学生儿童舞、歌唱比赛，她的小女儿每每是小演员，她是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闲杂无事的村人也都会聚集在学校操场观看。
　　 但那时八十年代刚开始不久，村里往往是繁重的令人麻木的农事，农事是乡村的主角，这些乃至春夏秋冬，都与女老师默默无关，她贵为村里权威的儿媳妇又是老师，生性有些大小姐脾气，加之她的打扮，因此女老师成了村里不少男人女人的腹诽对象，说起她宛如是村里我们普通百姓眼里的一祸。
　　 女老师的高跟鞋脚踩风琴踏板声，我相信这是被村人有意无意时忽略的，我却常读到了喜悦，它令我一生都难忘，只要流了出来，在我的世界里便开始有节奏地宁静，随着她教她的女儿甩嗓子练歌喉的阵阵轻轻的“咑、咑、咑”，宁静中有炽热，节奏中还带着片刻欢喜的稍停。如今想来，那样的下午松沓却一再地悠长，时而清晰、尖锐，就像昭示着记忆本身。而回想起那样儿时里的数年小学，天天放学后的五六点，扫完了教室，就像踩了层松针，绵软的，随我离开村学堂的步伐，步伐里的轻重，隐约、回折，又一再地孤寂，直到久久存放在记忆。——后来也没有经篡改，这些像脚踩着松针的旋律，现在想来也是如当初那么清晰。
　　 后来，女老师成了我四年级和六年级时的班主任，不管课堂上还是课后，女老师经常冷酷地惩罚一些不遵循她教学方法与她不喜欢的学生，不论男女。我也一再受她惩戒，当时我受体罚几乎成了当时村小学人人皆知的风景。因此整个童年，和我妈妈、村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对她没有半点好感，甚至深处里对她充满恐慌，但我还是被她的演奏吸引：
　　 她的手指与她修长的腿共同击节出来的声音与她的行事作风完全不同——现在像此，有绵长记忆的恐怕也只有收割稻谷时分的秋天——牛群归来声哞哞，蛾虫的鸣叫镂满清冷，这些声音也和女老师的风琴声一样有滋有味，属于我记忆中存放最早的乐器，它们与那些经常放在下午上的张开大嘴“咿咿呀呀”吼音符的音乐课不同，也不像村里操办丧事时那些枯燥令人心烦的钹鼓声，相反，它们心空，或者发冷，反而更能使人沉入一种不过分的沮丧、沉思或者喜悦之中。就像此时的秋收一样的令人喜悦，声音甘愿成涓流，流向隽永，我异常喜欢。
　　 那时，我也常坐在黄昏的田堤上听秋声，偶尔，一只灰色的大雁扫过高空，很久一段时间，我的老家位于一条飞机航线下，家乡的上空时常隔三叉四就有只飞机或轻飘飘或轰隆隆地掠过，高空中留下一条细长有如纺锤甩出去的白线。秋天的茅草在风吹下也能发出噗噗的声音！
　　 显然，这些单一色彩无人过多留意，很容易令我们村里的老人们打盹。
　　 我与家里的老式八仙桌等高时，一件从来没见过的西洋乐器出现在了我的视线：薄钢片、黄铜簧片、翠绿色塑料主体，简单的工艺架构。是一只上海牌口琴。口琴是大我十岁的二表哥他高考完后顺路从城里带回来的，二表哥在他高中暑假、高考失败的一两年里，二表哥常在棕绷床上看书，赤裸上身，累了，就睡过一整个中午。下午，或许，他已经干完了农活，然后一躺床上酣然大睡，每年七八月的夏天他伊是如此。有时他觉得日子又实在枯燥无味，也会拿出口琴用嘴唇擦拭几下后，对着一本刚流行的歌曲书上的简谱吹上一段，他的琴艺并不好，吹累了，就把书蒙在头上，口琴依旧在手里，我有时就躺在他旁边，二表哥并不理我，我羡慕他的口琴，但并不敢从他手上去摘取。我只能去追忆。这时，这些有些好玩的回味本身就成了乐器，不是二胡也不是具体的风琴、口琴什么，静静的，像蒲扇里的风，扇着整个漫长的夏天，与大山里孤寂难熬的气息一起，流淌。到了夜晚，乡村更静了，又与乡村石岩间的毛竹、家竹林、灌木、松林相互搅拌。当月亮照着山体的轮廓，有些时候，二表哥也会吹奏。它们也可能伴随着我童年时受委屈时留下的眼泪一起辉映了乡村之夜连亘的松涛。
　　 乃至当今，这些歌唱的乐器依旧在上空清唱，如今，种种乐器里流出的声音，好像它们自己已经长出了乐器！直接地是，它们的挥霍已让时空更空寂，让命途更错杂而且多舛——
　　 当年，村长的媳妇、女老师的女儿并没有如愿考上高等音乐学院，更别谈名震一时的歌唱演员，哪怕是我们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工团演员都不是，她女儿当年与我同学，读了极普通的一个高校，最后她回了老家，结婚，成了一名普通女人，后来，我也多次听我妈转述过，说那位女老师的女儿经常对着她们的旧居，也就是我们的村小学发呆，就像在与那流失的时间一起对坐；
　　 即使是女老师自己，她也老了，皮肤松沓，昔日弹奏的风琴声一起跟着她老去，随着80年代后的进展，她越来越没有往昔村小学老师的权威，当初再美丽的女人也黯然转身了，只是十多年来，村里的风气已经开化，村里的女人们慢慢走近了新浪潮带来的衣饰、行为，村里的男人们也不种田了——行生意，迁徙城镇，远走他乡纷纷去打工；这些年，村里多了许多外来人，包括嫁来的媳妇，去四面八方打工像候鸟一样归来的儿女，他们，这些个个看来孤傲非凡有各自想法的乐器。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始一种与女老师类似的装束，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只是田野荒芜，房屋像孤岛，氛围比昔日淡薄，秋收时分，乡野如暮色中寒鸦孤鸣。
　　 经我大姑后来的证实，二表哥曾经失意，夏日每天与口琴相伴，当时的亲戚都是相信他会考上大学走出老家，那时的乡村还是贫穷的，走出大山永远是主题，但二表哥脾气太过于火爆，多次与大姑父顶嘴，他更是一气之下没有再去复读，在接下来两三年的时间，他依靠聪明的脑袋和结实的身体学会了刚刚兴起的零包水电安装，很快又南下，五六年内的打工，二表哥含辛茹苦，也真正深深地体味到了他乡无靠的辛酸，这段时间，在大姑的强烈要求下辛苦地寻找自己的婚姻，还给远在湖北浠水读师专的妹妹挣不菲的学费，后来，他回了我们县级小城，又重新做起了水电安装工给人零包。
　　 就是我也在芸芸众生的嘈杂中迷失，失败。被淹没。
　　 就说我自己，我南下支教过，在广东唱过粤语，在北方的一座城市里的大学搞过讲座、诗会，一直到现在东京三头琴鸣唱的街头上无名行走：我跟流，与洪流共鸣，但一个女学生从那座北方城市的五楼上空尖叫着跌落了下来，零下十几度惟有地面的冰冷，没有一类小说里写的那般唯美，眼睁睁地看着垂死的她躺在地上抽搐，真是让我一辈子都记住了那个夜晚发出的那声长号的刻骨的尖叫。自此，产生了对追求的恐惧，脑子里有了如飘带般长记叙反思的念头。
　　 我的嘴是笨拙的，多年来发育迟缓，成年后我的嗓子都还过于尖细（曾经我暗暗里学过女老师），嘴型不准，我的手也是一样笨拙的（二表哥的那只口琴到我手里我也无可奈何），其实我早早地就发现了我不适于音乐这一行，就像有些人天生不善演奏。还是大学时期的第一年冬天寒假，我回老家，我曾试图学好二胡，我找了我晚叔公，晚叔公在父母眼里是他们祖辈三兄弟中最狡黠的，一直是个唯利是图的人。晚叔公是个乡村老琴师，四十年前，就开始在公社的文工团给湘戏（花鼓戏）拉二胡，不久，他在大运动中备受饥荒，晚叔公躲在棺材里吃了一夜的荞麦被发现了，文工团的领导觉得这件事异常龌龊，他被开除了。晚叔公拉了半个世纪的二胡，他从文工团出来后，每到村里老人死去祭公堂他都必到，简直是把拉二胡变成了赚生活费的行当，我向他借的是他数把里最好的一把蟒皮中音二胡，抹上松香，架上琴弓，但很快我败下阵来。这把二胡和一只被遗弃的风筝一起挂在墙壁上多年，直到后来祖父过世，清理门堂，晚叔公看着这把二胡落满陈年厚厚一层灰迹，琴杆琴轴上汉漆剥离，他连声叹气说不是料，真不是料，拿着他的二胡扫兴而走。
　　 ——这些乐器，还有与乐器相关的曾经种种，它们像被遮蔽了阳光的树木，多么扭曲地活着，现在，它们演奏出的松涛汇集一起，我能看出一片的松林。
　　 它们成了时间里相对的留级者吗？现在回想，80年代后的所有乐器的效果都一样，等同于一个老人蹒跚走来，一扇半掩的门下，午后的太阳朗照闭目养神的老狗，也照着冬天永恒却已如黑白底片般的山沟；有时，它们还让我成了彻底的自娱自乐者。一切事物过去后，都是那么伤感。这样，万物就变成了伤感而至的怀念。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又衍生出来，它们发生在八十年代后，在新的时间里，在我身边这些比乐器更大的空间里拓展，放电影一般，这些活生生的对白依次上演：逝去第一、第二个亲人，流散第一、第二、三个友人，凡人与非凡人错杂，辟绯闻、追绿卡、为职称孩子房子奔波、求医用偏方……自此，我想起，还不得不反叙我幼年时一个不太愿意见到似乎也与乐器不相干的人。
　　 他就是我的外祖父，外祖父是名乡村里最常见的草药老郎中，年老后不是十分地爱干净。现已逝去多年的外祖父在宏长的杂音里总是那么意味深长地存放——他爱刮舌苔，年老的外祖父用半弧形的青篾张嘴刮着舌头，哇哇大吐。那时，每个村里都存放着好几部这样的老人。本来是鸦雀无声的村子这些不好的声乐在时起比伏，见过的人都说，看，他们简直就是我们村子里的活乐器。祖父用过的青竹篾堆满屋内屋外的土墙角，外祖父也因此常常受我那些出嫁、打扮如女老师般时髦的姨妈们的诟病，她们纷纷不愿回娘家，她们高调地口口声声说，就是怕见到那些乱放的青竹篾，听到那部烂机器叿叿声，引起集体呕吐。幼年时，我像我那些年轻的姨妈们一样，也很不理解外祖父这个我看他一次就会令我作呕多日的行为，现在除了单纯中医的意义，纯粹成了我的愧疚，当初缺少宽容。还有的话就是一种思索存在。
　　 其实，这些一连串已经逝去了的旧事本身就是乐器。种种演义的诘问与时代、环境、人生较量，与拮据的岁月反复地抵磨，注定是沉郁者——乐器里的大提琴，不像且听风吟的风琴，它们充当的是底色，是多么痛苦的远行者！与多种令人怀念的乐器汇流、合奏，共同演奏着每一天，是八十年代后的乡村隐秘的版本。谁能否认？
　　 八十年代后的乐器，有时，我不禁想，它们填充在一个欲意横流的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忽大忽小但终归为小的乐器想得见看得见却摸不着，“咑、咑、咑”声还是日渐日远，藏匿在昔日的铜壳底下，铮铮发亮却已神秘变得捉摸不定。
　　 经历未来到了某个绵软沧桑的时节，重新翻看——
　　 也许真有一天，连同听得到听不到的，这些声音，终终将都会成为时间对时间或华丽或普通的呓语。乐器的意义即是如此。一旦来不及回过头来看，这些年代里的声音，包括刚开始吸引我的风琴声、每年一度的秋收时分、枯燥的乡村生活带来的影像，一切像昔日外祖父刮舌苔扔青篾的土墙，已被雨水冲洗得沧桑而又斑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