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昔日苦，哪知今日甜。烧柴吃饭的变迁，略见一斑。
　　 ——题记
　　
　　 一
　　 俗话说：百姓出门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放在第一位，可见柴的重要性。 我家住在一望无际的苏北大平原，烧柴全靠农作物的秸杆，不少人家成天为烧柴发愁，为争烧柴兄弟反目者有之，大打出手者也屡见不鲜。我也曾为了一捆柴差点辍学的经历。
　　 那是1945年我上小学二年级，3位住校先生做饭烧柴，全由学生供应。学校规定：每个学生一学期交一捆秫秸或一捆其它干柴，不交烧柴者不准上学。那时农村贫穷，吃饭难，烧柴也难，哪有多余的柴交给学校呢。有的学生为了一捆柴竟自动退学。我家人多地少，烧柴一向困难，实在交不出一捆柴。那时我当班长，班里学生交的柴火，由我负责登记。第一次我没有交柴，偷偷写上自己的名字。由于心里胆虚，生怕先生发现，有一个多星期我都不敢正眼看先生，遇见先生躲着走。第二次又该交柴了，怎么办呢？我再也不敢偷偷写上自己的名字了。家中没柴，又不敢告诉母亲，实在为难。心想：“算啦，这学我不上了！”可是为一捆柴而辍学，我又实在不甘心。后来我的同学刘昭峨得知后，他就帮我下地捡柴。我俩在荒郊野外忙活了一上午，终于捡了一捆干柴交给学校，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我长大后，深知父母做饭的艰辛。为了多积点烧柴，父亲给财主家割麦，少要工钱，只图一地麦茬；秋天，母亲起早贪黑，扫树叶，捡树上落下的干棒；放学回家，我也常带着弟弟去野外拾柴火。一到阴雨天，我母亲的头等大事就是把干柴搬到锅屋。有一年夏天，阴雨绵绵，一个多月没有几个好天气。只要太阳一出来，母亲立马晒柴火。有时烧柴实在困难，干脆一日三餐改两餐。
　　 1955年农村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增产，生产队几乎全种小麦和红薯，烧柴更加困难。这时供销社供给少量煤炭，可是风箱风力不足，煤炭燃烧不全，满屋子黑烟滚滚，呛得人喘不过气，睁不开眼。
　　 1970年我在北京工作时，家庭烧柴仍然非常困难。为此我花高价买了个煤油炉寄回家中。终因农村煤油太贵，柴油质量又差，火力不旺，煤油炉也没发挥多大作用。
　　 1976年我从北京调到华北油田工作，第二年全家迁到油田，职工家属做饭、取暖免费供给煤炭，才解决了烧柴问题。不久，又供应石油液化气，使用更加方便。听专家讲，石油液化气燃烧后的废气污染环境且含有致癌物质，于是学校供应更洁净、无污染的天然气，热水壶、微波炉、电饼铛、电烤箱等家用电器应有尽有，如今生活、做饭已实现燃气化、电气化，再也不用为烧柴发愁了。
　　
　　 二
　　 孟子曰：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生的大事，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旧社会度过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亲身经历了粮食统购统销、三年困难时期、改革开放，对吃饭的艰辛深有体会。
　　 1946年，微山湖地区连年遭灾，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生活苦不堪言。清明节刚过，我家的粮食吃光了，小麦才开始灌浆，正是青黄不接之际，这时家家户户几乎断了顿，全靠树叶、野菜充饥。那时我的家乡是蒋管区，国民党反动派一心打内战，哪管百姓的死活，人们纷纷外出逃荒要饭。有一天我母亲把仅有的一瓢高梁面，掺些红薯叶，熬了一锅粥，全家人算是吃了一顿饱饭。我父亲从清早去借粮，到下午还没回来，一家人眼巴巴地等米下锅啊。那时穷人借粮可难啦，借1斗，麦收后还2斗或3斗，有粮人家还不肯借，他怕你还不起呀！果然，到晚上父亲空手而归，一家人坐在屋里发愁。忽然有人敲门，父亲开门一看，原来是前院的三奶奶听人说我家断了顿，她让儿子送来几十斤高粱，这可是我家的救命粮呀！父亲对我说：“儿啊，你要永远记住三奶奶的好，滴水之恩当涌泉先报！”
　　 解放后，人民的生活普遍提高，我家再也不为吃饭发愁了。可是对国家而言，6亿人口的吃饭仍是国家大事。为确保全国人民不闹粮荒，人人有饭吃，1952年11月，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即农民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城镇居民按定量供应粮食。商店饭馆经营的面食、点心全凭粮票供应。1958年我在徐州一中读高中时，有一位老乡去微山看望儿子没有带粮票，她在徐州饿了一天，后来到学校找到我。我从食堂买了几块红薯，她不饥不饱地吃了一顿。她回家还有200余里，没有粮票路上准得挨饿，我把仅有的2斤粮票送给她，我才安下心来。
　　 这年国庆节，我徒步回家。路过郑集，我的肚子咕咕直叫，离家还有100多里地，不吃点东西恐怕挺不过去。我来到一家饭铺坐下，服务员马上过来热情地说：“同志想吃点啥？”我摸模口袋，还有5角钱，左翻右找也找不到粮票。心想：“糟了，我把粮票全给了老乡，今天非挨饿不可。”正当我磨磨蹭蹭地刚想离开饭铺时，一位干部模样的同志看出了我的窘态，递给我半斤粮票。我买了一碗面吃了，才高高兴兴地回到家。
　　 1960年，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苏联的背信弃义，中国人民遇到了空前困难。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最苦的是农民。我家人多劳力少，所以我村最苦的是我家，我家最苦的是我妻子。她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还要下地干活，做10口人的饭。俗话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那时，哪里有米啊？庄稼几乎绝收，口粮不足半年，全靠国家供应。入春以来，每人每天供应几两杂粮，1月的粮食不够10天吃的。怎么办呢？每天吃饭前，我妻子抱着个长长竿子，掠榆树叶，和粮食混合在一起吃。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找来充饥。榆树叶、柳树叶吃光了，野菜、草根挖净了，吃湖里的杂藻(水藻)，吃嫩麦苗，还是吃不饱。
　　 后来，我妻子带着两个幼小的女儿吃食堂，一顿2个菜馍馍，回家想给孩子煮点稀粥，没有一点面，就这样干熬着。
　　 那时我在北京上大学，深知家中困难，但也无能为力。有时吃饭时，想到家里人在挨饿，竞偷偷落泪。后来我从仅有的一点补助里，凑了3块钱，夹在信封中给家里寄去。当时，家里正愁无钱购粮。见信封中夹有3块钱，才解了燃眉之急，当时全家人无不为之落泪。
　　 1977年我回老家接闺女和儿子来学校农场劳动。当时的团泊洼，生活相当困难，缺菜少粮，而且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大概是饿怕了，返校时我从老家带了20斤土豆、10斤粉条、100斤面粉，一路上我和两个孩子可遭了大罪。一出天津西站，因行李超重被罚20元；从天津西站到八里台长途汽车站得倒几次车，东西没法拿，三轮车不给托运，出租汽车载物只准坐1人。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粮食和菜运到团泊洼。可是没有户口，吃粮须到自由市场买粮票，再到粮店买米面，粮食不够，青菜、野菜凑杂粮，勉强填饱肚子。
　　 不久，全家迁到团泊洼，由农业户转成城镇户，吃粮不用发愁了，但吃菜成了大为题。团泊洼地处偏僻，没有菜店，没有副食供应，只好自己开荒种菜。为了给孩子改善生活，我得乘长途汽车到百里外的天津购买。那时天津的副食凭副食本供给天津市民，猪肉可以随便买，但每人一次只准买2角钱（约2两肉）。我在天津八里台附近跑了5个副食品商店才买了1斤多猪肉，回家给孩子包了一顿饺子，算是改善了生活。吃油也相当困难，听说天津大港油田卖肥肉条，每人一次可以购买5斤，我不时带领小女儿不辞辛苦，乘车去大港购买肥肉条炼油，只要有油吃，从来不管什么植物油还是动物油。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进行，20世纪末取消了粮食统销，停止粮票流通，粮食敞开供应，全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吃饭不发愁的日子。商店超市和农贸市场各种粮食应有尽有，家中再也不需要囤积粮食，吃多少买多少，闹粮荒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仅如此，有时反为粮多而发愁，面粉怕受潮，大米怕生虫。大米白面吃腻了，反而想吃野菜、红薯、棒子面。吃粗粮是为了“改善”生活，吃野菜则是为了尝鲜。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战天斗地，终天解决了13亿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世界奇迹，是中国人民对人类的重大贡献。现在，全国各族人民正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满怀豪情地向全面小康生活迈进！
　　 苦尽甘来，幸福多多，甜蜜的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