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以后，我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偶然发现了父亲写的一篇抗战回忆录。它不仅承载着我们家族的历史，也反应了阜平苍山乡民间抗战的故事，于是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将其整理如下：
　　 一、八路军来了
　　 我十四岁那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当和煦的阳光照进我家小南院的时候，我正扒在水缸沿上看着自己的倒影。我对着自己的影子做了一个鬼脸，拿起葫芦瓢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咕咚咚地喝下去。
　　 “老三，怎么又喝凉水啦？娘不是跟你说过吗？入秋了，凉水不能喝了，喝了会拉肚子的。”母亲杨婷峰柔和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
　　 “娘，我到菜园子里浇水去啦，一会儿回来吃早饭。”我放下瓢喊了一声。
　　 “老三，吃了饭再去吧，大锅里有玉米饼子，还有烤红薯。”娘说。
　　 “不行，娘，太晚了，人家会把河湾里的水用光的。”我说。
　　 在我们阜平苍山乡，河湾就是一个小小的蓄水池，晚上蓄水池里积满了水，白天用来浇地。水是有限的，各家轮流使用，那天轮到我家使用。如果我家没有按时用水，人家就会以为我们放弃这次使用水的机会了，于是我急急忙忙拿起撅头，扭头就往菜园子里跑。
　　 一出门，和我未来的姐夫赵向青撞了个满怀。我姐夫后面跟着两个穿灰布军装的人，我顾不上和他们客气，冲着屋里大喊：“娘，我姐夫来了。”然后撒丫子就跑了。
　　 我姐夫过去是地主家的长工，八路军来了以后，姐夫就当上了阜平苍山乡的民兵队长了。一进门就喊：“大叔，八路军郭队长来了，知道八路军是什么队伍吗？就是当年的红军啊！当年的红军回来了，这一次就不走了，住下来和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
　　 这时候我爹正在骚哄哄的驴圈里铲驴粪，他急忙走了出来，非常尴尬地说：“是郭队长啊，屋里坐吧。”郭勇是一个浓眉大眼的瘦高个儿，小伙子精明强干，脾气又和善，他说：“大叔，以后我就住在你家里了。你就把我们当成自己家的兄弟吧，千万不要客气”赵向青也说：“张大叔，咱们八路军看上你家的院子了，要在这里办一个印刷所，你看这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啊？”
　　 我爹当年在城里开染坊，三教九流的人都见过，当年红军还在我们家的染坊里染过军装呢。对“红军”这个词自然不陌生。听说八路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我父亲从心眼里愿意他们住下来。当下抗日的烽火已经在阜平苍山乡形成了燎原之势，人人都想为抗日做贡献，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爹知道抗日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说：“那好，那好，我腾出北房给八路军办印刷所，我们一家子到西厢房和东厢房住。”郭勇说：“那怎么行？还是我们住厢房吧。”我父亲说：“依我看你们就客随主便吧，听我的安排没错。”郭勇说：“这样吧，您一家住北屋东面和东厢房,你们是房东呀，我们住北屋西面和西厢房，这样比较方便些。父亲想了想说“好吧，这样也行，正好两个灶火在东西两侧，我们都方便做饭了。”于是我们家那个不大的农家小院子里就住着八路军干部和我们一家七口人。这是一个军民一家亲的组合，在根据地这样的居住组合随处可见。八路军住在百姓家里，就像一家人一样，帮助百姓耕地、浇地、锄地和收割,处处都想着百姓。最重要的是和百姓一起反击日本鬼子的扫荡。
　　 郭勇看见我的的母亲怀着个大肚子，似乎快要临盆了，于是就决定叫两个女同志住在我的家中，她们住在北屋，郭勇和一位姓唐的记者住在西厢房里。其余四个男同志赵晓斌、李卫华、蒋大勇和宋老黑就住在张宗善家里。张宗善家房子比较大，还可以作为开会的地方。安排妥当以后，他们就按照区委的计划做起了组织民兵和儿童团的工作。我的姐姐和姑姑都报名参加民兵组织；而我年龄小不符合当民兵的条件，郭勇让我参加儿童团，我很是兴奋，一直缠着郭勇让他给我讲讲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
　　 郭勇对我父亲说：“我们不仅要组织民兵打鬼子保卫家园，我们还要组织儿童团做好一些日常的站岗放哨工作，组织妇女做军鞋支援前线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我父亲说：“这做军鞋的工作就交给我妹妹吧，她做的鞋在我们村里是数得着的，又结实又美观。”于是当天晚上我姐姐和姑姑就开始组织村里的大姑娘和小媳妇做军鞋了，一个全民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从那一天起，阜平苍山乡的历史就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我的人生也有了新的开端……。
　　
　　 二、代号“新生儿”
　　 阜平苍山乡就好像是一颗珍珠隐藏在茂密的太行山丛林中。如果把莽茫茫太行山比作大海的话，那阜平苍山乡就是沧海一束。是的，它太小了，小得在地图上很难找到它。
　　 深秋季节的太行山被染上了斑驳的黄色和红色。槐树、杨树和柳树的叶子是鹅黄色和深黄色的，枫树的叶子是火红火红的。地上漫山遍野的开着野菊花，它们有的举着金黄色的小伞，有的顶着紫红色小草帽，有的披着雪白的轻纱……这一切在阳光的照耀下，是那样恬静而艳丽，好似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创作的名画。
　　 在那金色掩盖下的山谷中是一棵棵枝头挂满了红枣的枣树。那红枣又大又甜，枣肉肥厚滋腻，枣核细小似无，咬一口甜香无比，嚼一嚼满口留香。看着满沟的红枣树上一片通红，已经人到中年的父亲挥起手中的竹竿，一连气的打了十几杆。顿时，一场红枣雨从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的头上淋下来，落满了一地血红的美丽。父亲笑着对母亲说：“傻娘们，快叫你的狗崽子们拾起地上的红枣呀！”母亲杨婷峰呵呵一笑，对着愣怔的我们说：“算女，赐达，志达，快快把枣儿往筐里拾掇。”顿时我们笑着、喊着争先恐后地捡拾地上的红枣。母亲挺着笨重的肚子把筐拉到山坡的下方。她脸上都是妊娠斑，眼睛里露出疲惫的神情。
　　 姐姐张算女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她十八岁了，苗条的身段，身后有一条长长的大辫子，“弯弯眉毛杏核眼、樱桃小嘴一点点”说得就是她。她性情温柔，看见母亲累了，就走过来拉着母亲坐下来，说：“娘，你坐着歇一会儿，我和爹爹跟弟弟们一会儿就捡干净了。”然后，她就埋头捡地上的红枣，捡满了小竹篮，再倒往筐里面，这样一篮子一篮子的，就把筐装满了。
　　 那时候我十四岁，二弟张志达只有十岁，他也毫不示弱，不一会儿就拾了一小篮子，笑呵呵地对母亲说：“娘，你看我多能干呀，已经拾了一篮子了！”父亲很喜欢二弟，他从小聪明过人，三岁就开始识字和算术了。父亲走过来，一把抱起张志达说：“乖儿子，你是这么能干的吗？”然后就在他脸上亲了一口。看得出，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二儿子。
　　 不一会儿，两个柳条筐都装满了，父亲说：“今年的收成真是好呀，我把这些送回去，你和孩子们在这里快快拾。”于是，他拿起竹竿向枣树上打去，这一次红枣像冰雹一样从树上落下来，红枣的个头大且硬，像核桃一样大。我们欢笑着、争抢着捡拾红枣。父亲用扁担挑起了两个筐准备回家去。
　　 “哥哥！我来了！”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胳膊上挎着一个竹篮子来了。她就是我们的姑姑张宗风，一个做军鞋的能手。她做的军鞋又结实又好穿，很受妇联主任的赏识。但是她做的最好的军鞋却给心爱的人留着呢，那个人就是住在我家的八路军小分队队长郭勇。她还没有勇气把做好的军鞋送给他。但是，我知道姑姑已经悄悄地爱上了郭勇。可是母亲说，人家郭勇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能看上没有喝过几年墨水的姑姑呢？
　　 姑姑她眉目清秀，皮肤白嫩，拿我们百姓的话说那是“小巧玲珑”。
　　 “你不是在家做军鞋吗？来这里干什么？”母亲对着姑姑说。
　　 “是呀，可咱娘让我给你们送点稀粥，还有咸菜。我也想看看咱家的枣树收成怎么样啦，嫂子，你歇一会儿，吃点稀粥吧？”姑姑对母亲说着，揭开蒙在竹篮上的毛巾，拿出陶罐，往一个碗里倒稀粥。母亲说：“估计孩子们都吃饱了，一边捡拾红枣一边吃，怕是喝不下这稀粥了。”说着自己端起碗喝了起来。
　　 这时候，父亲已经挑着担子走过了山岗，离家不远了。他回头看看，有些不放心。母亲吃完了稀粥，坐在地上看着我们和姑姑一起捡拾红枣，她也随手捡拾了一些。不一会儿，又满了两个大筐。那年的红枣收成真好。这时候有两个要饭的从这里走过，我们都认识，就是槐树庄村的谷耀林和谷彦林兄妹。他们家没有土地，经常挨个村要饭吃。我对着她们喊：“谷彦林，吃饭了没有？”谷彦林回答“没有。”我说：“你等一等。”然后从筐里捧了了一些红枣送给她们吃。母亲说：“赐达，你再给他们一些吧，怪可怜的，两个没有娘的孩子。”我又捧了一些送给他们。其实母亲不说这话，我也想多送给他们一些呢。在我尚未成熟的心灵中对谷彦林有一种朦胧的亲近感。
　　 父亲送完一趟，又送了一趟，父亲说：“今天干不完了，明天再来吧。我先把这些送回去。你们把边边角角的捡拾一下吧。”于是他又回去了。他看看肚大如鼓的母亲，总感觉有点不放心。深怕母亲什么时候把孩子生在枣树地里面。
　　 太阳偏西的时候，母亲去草丛中解手回来，突然感觉不适，她对姑姑说：“不好，我肚子有些疼，可能要生了，咱们赶快回家吧。”于是，她们收拾了一下地上的枣子，往家走。让三个孩子在地里继续收拾红枣，并且嘱咐我和姐姐把最后一点红枣收拾回家。那时候姐姐可以挑一担红枣了，我也不示弱，也能挑起多半担红枣。因此母亲是放心的。
　　 正好碰上返回来的父亲，父亲一看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于是搀扶着自己的妻子，急急忙忙往家里赶。一进村，看见村子里家家户户的院墙外面贴着大标语：“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日本鬼子滚回老家去！”看到这些，他们就想到家里住着八路军的干部呢，这早上就出来收枣子，也不知道八路军干部在忙乎什么呢。
　　 一进院门，母亲杨婷峰就朝着北屋的奶奶大喊：“娘呀，我肚子疼啊！”从北屋走出一个利利索索的干瘦的老太太，她就是我的奶奶，母亲的婆婆，父亲的娘。她不紧不慢地把儿媳妇搀扶进东厢房，揭去炕上的席子，露出土坯炕来，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油布铺在炕上。回头对父亲吩咐道：“快，去叫接生婆。”
　　 时候，八路军的女医生走进门来说：“大娘，不用找接生婆了，我来给嫂子接生。”
　　 婆婆不肖地一笑说：“你，一个大姑娘家的，怎么会接生？”八路军的医生说：“我在医科大学学过接生，我是医生，专门给人看病和接生的医生。叫我杨军医吧。你放心，赶快去准备好热水。”无奈之下奶奶只好去灶火上烧水。边烧水边唠叨：“这年月真是变了，医生管接生，不用接生婆啦。”
　　 热水烧好了，母亲的肚子还在疼，杨军医给她做了检查，说：“胎位正常，不要急，等一会儿就会生产了。”样子很淡定，奶奶放心了。可是等到半夜仍然不见动静，奶奶就急了。杨医生给我娘打了一针催产素。婆婆说：“你给我儿媳妇打了什么针？我们山里人生孩子不用打针的，你这不是胡球闹吗？”杨军医说：“你出去吧，我有刘枣花当助手就行了。”奶奶不想出去，但是她不敢对抗八路军，自从八路军来到阜平苍山乡，一切都变了样，她的老主意可能没用了。奶奶出门在院子里等。一会儿，母亲的哭喊声大了，一会儿又小了，奶奶不放心，只能在院子里团团转。
　　 黎明时分，杨军医说给媳妇煮鸡蛋吃，奶奶生气地说：“生孩子吃鸡蛋，这是什么规矩？”杨军医说：“你儿媳妇饿了，没有力气生孩子。”奶奶只好煮了鸡蛋。母亲吃了。过了一会儿，母亲哭喊了几声。又过了一会儿婴儿的啼哭声就从东厢房里传出来了。生了，生了。是男是女？杨军医说：“恭喜张大娘，是一个孙子。”奶奶和父亲都非常高兴张家又来了一个男丁。父亲说：“男孩子，就叫秋生吧。乳名秋生，大名张成达。”这是我父亲的第三个儿子，他高兴的手舞足蹈，心花怒放。嘴里一个劲儿的说，秋生。秋生。秋天生的宝贝儿子。
　　 这时候，在北屋西边的房间里，八路军文化教员刘枣花刚刚刻完最后一张蜡纸。她把蜡纸拿近菜籽油灯下，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对身边的郭勇队长说：“队长，没问题了，我们开印吧。”郭勇说：“好，开印”于是郭勇把蜡纸仔细地安放在油印机上，用滚子沾了沾油墨，瓷瓷实实地滚了一下，然后抽出下面的纸张。哇！一张报纸诞生了！我们边区人民自己的报纸《号角》诞生了。但是它还只是试行，还没有正式创刊，就好像秋生一样只是诞生了，还没有出满月。还有待于完善。郭勇看着那苍劲有力的报头，心中一阵狂喜：我们要把报纸办得像一把进军号，这号角就是要及时把党中央的声音传遍整个晋察冀。我们的报纸也像一个婴儿一样诞生了。我们就把它的秘密代号叫做“新生儿”吧。这一期的报纸上传达了中央关于坚壁清野和做好三秋工作的指示。郭勇说：“明天晚饭之前，我们要把“新生儿”的呼喊声传播到阜平苍山乡的每一个角落，让它像一把进军号一样鼓舞着人民去抗击日本鬼子的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