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下的人们时常能看到走村串户的小货郎。小货郎大多是中老年男子，也有少数妇女的。他们用扁担挑着两个竹篓，竹楼上面一头是装有针头线脑的玻璃木盒，一头是摆放在木板上的麦芽糖。小货郎就用针头线脑和麦芽糖跟乡亲们交换一些坏凉鞋、废塑料纸等废品，这些废品就放在竹楼里。
　　 我的大伯就是一位挑货郎担的。那时候，大伯刚到了不惑之年，大婶就生了一场大病离开了人世。大概是生活的贫苦和孤单寂寞，大伯就挑起了货郎担，在农闲时走村串户，一方面能换些零花钱，一方面又能打发寂寞的时光。大伯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冬天不管天多冷，他把棉袄棉裤往身上一裹，就走村串户去了。夏天不管天多热，他头戴草帽，脖子上再系个毛巾，就开始了他一天的“旅程”。大伯一边走路一边敲打着小铜锣，嘴里还不时吆喝：“有废铜废铁、坏凉鞋、旧塑料纸的卖！谁家要针头线脑、麦芽糖的快来换喽！”
　　 大伯挑着货郎担，每到一个村庄，走过几户人家，就能引来一群人，大多是妇女和小孩。妇女是为了买点针线，给家人缝补衣服；小孩则是为了麦芽糖和玩具。大伯很精明，每卖给人家一样东西，心里就划算着能赚多少钱（当时是以分计算）。买东西或换东西的人，有的不还价，有的则会斤斤计较。对于那些不还价的人，大伯也不想讨他们多少便宜；对于斤斤计较的人，大伯就也会斤斤计较，常常因为一分钱就把生意搞黄了。小孩的钱是最好挣的，他们想吃麦芽糖，就会跟父母要钱。如果父母不给，孩子就会哭闹。这时，父母就会拿出二分钱五分钱给大伯，大伯就根据钱的多少，用小砍刀、小铁锤“铛铛”地砍出一块长条形宽度不等的糖块来。小孩嘴里吮上麦芽糖立刻就笑了。
　　 大伯的货郎担还尽量做到“品种齐全”，不光有妇女需要的东西，有小孩们吃的玩的，还有男人们喜欢的香烟、鱼钩、象棋等消费娱乐用具。大伯还愿意为人家带货，有人需要什么，可以跟他预先约定。下次来的时候，他就会把人家需要的东西带来。那个时候，农村的交通还不发达，很多人家还没有像自行车、摩托车这样的交通工具，所以，大伯就成了很多人的商品“转运使”。村里村外的人们都欢迎大伯这个小货郎。有时候，大伯忘了带干粮没有饭吃，走到哪里都有人家叫他吃顿饭。大伯也不是白吃饭，临走时总要赠送一点货物以感谢人家的盛情。
　　 其实，大伯做挑货郎真的不容易，不光经历着寒冬酷暑风霜雨雪走村串户卖力气，有时还会遭到地痞流氓的骚扰。有一次，大伯挑货到邻村，邻村几个小痞子一哄而散将他的货物抢得尽光，还把玻璃、木盒、竹楼砸烂踩扁。大伯打又打不过、跑也跑不过那些小痞子，只好一边伤心的哭泣一边捡拾着散落在地的小杂货。很多人知情后，十分同情大伯更痛恨那些不知好歹没有同情心的地痞流氓。
　　 大伯挑货郎担虽然很苦，却也遇到了最幸福的事。有一次，大伯来到一个叫李村的村子，有个三十几岁的妇女围着他的货郎担转了几圈，似乎想要买什么东西，几次想开口都没好意思。大伯就主动问她要什么？那妇女犹豫地说：“想买一只发夹，可身上一时还没有钱。”大伯爽快地从盒子里拿出了一个红发夹给她，说：“啥时候有钱再给我，没有也不用还了！”那个妇女很感动。后来，有村民告诉大伯，那个妇女是个寡妇，生活很困难。大伯对人家顿生同情心，于是，每隔十天半月的，他就要去李村去那个寡妇处卖货。寡妇想要什么，大伯就给她什么。寡妇给大伯钱，大伯也不要。这样一来二往的，大伯就和那个寡妇产生了感情。最后两个人就结婚做了夫妻。从此，大伯的生活就不再孤单寂寞了，整天欢欢喜喜的，做什么事都劲头十足。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做货郎的大伯出人意料地在镇上买了一间门面房，开办了小商店，卖到东西更多了。那时候，能在镇上买了房子在我们村里可是一件新鲜事。于是，就有人猜想大伯手里有多少钱，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当然，大伯的钱既不是偷的，也不是抢来的，除了那几亩地的收入，别的都是他挑货郎担时挣来的。更多的人羡慕起大伯来了，说大伯走了“巧步”，头脑灵活，眼光长远，有很强的市场经营意识，在别人不敢做生意不会做生意的时候就做生意了，比别人抢先一步走上了致富路。
　　 大家的话其实也不假，或许正是大伯有过做挑货郎的经验，他在镇上开的商店也红红火火，每逢镇上集市，商店里的客户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周围的好几家商店经营效益都没有大伯的好。两年前的时候，大伯把商店的规模扩大了，改成了小型超市，生意比以前更好了，日常经营的商品就有几十万元存货。老两口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叫来儿子媳妇帮忙照料。现在，大伯一家人在忙碌中幸福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