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来俏”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可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俏”都是一种美丽。葱长到老了，也会开花，如剑麻一样劲拔的葱裤子（老葱叶），顶端结出一个白色的圆球球，最上方还起一个小尖尖儿，像我们幼年时吃过的宝砂糖，又像剥好待腌的不大不小的蒜咕嘟。它的外面有一种薄薄的透明的膜包着，内里则是米粒状大小的青籽儿。不过，当时我们并不把它叫作“葱花”，而是叫它“葱种”。
　　 我要说的“葱花”，其实就是剥好洗好的葱条，拿到菜板上，用刀切成细细的“小骨节”，放在清洗过的盘子或碗里。葱节中空，或圆或扁，或折或绉，层层叠叠，青白相间，晶莹剔透。它真的就像一朵朵或一簇簇的花，却又一时很难说出它到底像啥花，奶奶就虚结合地叫它“葱花”，我也跟着叫“葱花”。这里的“葱花”，它虽然不同于实际意义上的花，但在我早年的记忆里，它却是货真价实的花，是不可替代的花。
　　 回想起那段艰苦而又难忘的岁月，奶奶在家做饭，中午总是擀面条、下汤面。我至今记得，所谓的“汤面”，就是汤和面。汤水多，面条少，稀稀的，没有菜叶。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有了面条，不论多少，奶奶便有了下汤面的办法。她经常在院里或田间路边，多掐些榆树叶、红薯叶或灰灰菜之类的下锅。俗话说：“瓜菜半年粮。”奶奶却习惯地给我讲：“缺少粮食，没有瓜，这野菜也能充饥，通能当好一阵子的。”
　　 小时候，我吃饭“尖馋”（只吃想吃的），宁愿喝“白眼面条”（清汤寡水没有菜叶），也不想吃奶奶所说的那些“青菜”。为了满足我的口欲，奶奶每次做饭的时候，总是不厌其烦，先把煮熟的面条给我盛出一碗，然后再把淘好的“青菜”落锅。这样，往往会造成不是面条熟过，就是“青菜”夹生。哥哥妹妹有意见，父母都劝奶奶不要宠我，可奶奶却说：“孩子不吃菜，这点要求还不能满足吗？”
　　 天天如此，时间一长，自然便形成了习惯，也没有谁再说啥。只是奶奶好像有些过意不去似的，老是絮絮叨叨地说：“这长年累月的，孩子一点菜都不吃，可咋整（咋办）？”有一天，不知奶奶从哪里弄来了两棵小葱子，掐头去尾，择吧择吧，冲冲洗洗，说：“我给孩子腌个葱花吧。”说着，操刀切了切，用三个手指轻轻地撮进了我常用的那只“洋瓷碗”（搪瓷碗），还特意地用竹筷加了点盐、膏了点肥油。
　　 等热汤面一盛上，我端起碗一搅，葱花烫熟了，豆大的油珠也一起飘了出来。原本的清水寡面条，有了葱花青黄和油珠光亮的衬托，顿时多了些色彩，非常地诱人。葱花那悠悠的清香，随着淡淡的热气扑鼻而来，那味道真是美极了！我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不等热气下去，便哧溜哧溜地喝起来。很快，连最后一口也下肚了，我还眨巴眨巴嘴，感到余兴未尽。送碗的时候，奶奶问我：“好喝吗？”我爽快地答道：“太好喝了！只是……”
　　 未等我说完，奶奶接过饭碗，打断了我的话，说：“奶奶知道，这回没有管饱小孙子，等着，奶奶一定会给你补上的。”我知道奶奶一向说话算数。那一次，我看到奶奶脸上的皱纹绽开了，笑的好像一朵花。没过几天，我就发现：灶火南山头的那片空地，父亲用抓钩和铁爬子整了整，奶奶靠墙用树枝插了大半圈篱笆，爷爷在这簸箩口大小的地面上撒下了葱种。又过了两天，新秧的葱苗就像针尖一样，密密麻麻地透了出来。
　　 该浇水了，奶奶从邻家的压杆井里一桶桶地压水、提水。我看到奶奶一双小脚，走起路来很吃力，就找根木棍和她一起抬。这时，奶奶就抹下她头顶的那块蓝布巾，折折叠叠，给我垫在肩上。然后，将水桶放在靠近她的一边。我不服气，把水桶挪到了中间，奶奶笑笑说：“乖孙子，你还小，别压坏了身子。”说着，又挪了过去。当一碗一碗的清水浇过，眼见得嫩绿的葱苗挤着、扛着，哧哧地往上窜，一天变个样。
　　 终于到了移栽葱秧子的时候，看是很小的一片地方，由于密度大，父亲竟然排了两沟多，还没有排完，剩下一些送人了。后来有了葱，不用说奶奶就兑现了她的诺言。我从此也不再喝“白眼面条”了，而且每次都是喝得肚子圆圆的。说来也怪，那年月，不比现在，越是吃得多，越是饿得快，顿与顿之间，常常熬不到晌。每次放学或割草回来，我总少不了拉剩馍。冬天天冷，杂面饼子又很结实，拿在手上，咬一口木咯噔地，一个白印，实在难以下咽。
　　 这时候，奶奶就会走上来，用热水给我沏个“葱花油茶”，让我泡着吃。现在想想，那“葱花油茶”和“腌葱花”其原料一模一样，道理也极为相似，只是“腌葱花”的“葱花”是事先腌上的，葱花本身也有了咸味，热汤面一汇，吃起来更为滋润顺溜；而“葱花油茶”则趁热打铁，葱花、盐油和沸水一同相激，味道还未完全融合，便将硬馍块放入其中，虽然不及热汤面，但热水咸香加之馍的津道，在当时也决不失为一种美味。
　　 生活中的一切，都来自于需要。这种“葱花油茶”看似简单，我想它也应该属于生活中的发明和创造。对于葱花，我不仅喜爱看、喜爱吃，而且也喜爱听、喜爱嗅“炸葱花”独特的声音和韵味，我觉得那是一种难以言传的享受。遥记当年，小灶火，土锅台，满满当当，炒菜还有专门的小锅。大小锅台，一高一低，前转后折，左右相连。为了操作的方便，灶门通常朝向一致，顾不过来的时候，一人可以一把两门。
　　 时光匆匆，奶奶走了，母亲既要下地干活，回来还须单独做饭。母亲一个人，常常是锅上锅下，忙得团团转。这其间，我经常帮母亲抱柴禾烧锅，多次欣赏到了母亲“炸葱花”的情景。记得那时，地已经分了，一家一户，各自田里都种有萝卜、茄子什么的。平日里，做饭炒菜，母亲总是先“炸葱花”。小锅烧热后，母亲便熟练地用锅铲刮片肥油，靠锅边一丢，很快便响起“吱吱啦啦”的声音，犹如弦子独奏，一幕序曲就这样拉开了。
　　 待一缕青烟飘过，母亲再将葱花倒进锅去，只听“砰砰啪啪”地一阵脆响，但见油花飞溅，葱花起舞，一明一暗，高高低低，蹦蹦跳跳，锅铲和锅丁丁当当，焦香、酥香、糊香，随着油香一起溢出。这时，满鼻满耳满眼满口，都是一股独特而清纯的葱花香味。我爱看油炸葱花红红火火的场面，我爱听油炸葱花热热闹闹的声音，我爱嗅油炸葱花清清爽爽的幽香，往往是直到主菜出场了，序曲渐渐落幕，我才反过神来。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联产承包实行了好几年，白面已慢慢地多了起来。每逢农忙，母亲便给我们蒸葱花油卷。那面片擀得津津的、柔柔的，葱花切得碎碎的、细细的，蒸出来的油卷，一层一层，又白又鲜，葱油面齐聚的香味，让人垂涎三尺。周日上学临行前，母亲还时常给我烙葱花油饼。刚出锅的油饼，圆圆的、厚厚的，中间略鼓，上上下下，早已浸透了咸味油香。青黄色的葱花点缀其间，色彩艳丽，黄中帯青，白中透亮，我立马就有囫囵啖之的欲望。
　　 母亲将烙好的葱花油饼翻在了面板上，上下对齐，按“米”字形操刀切成了“西瓜牙”状，回头见我那副猴急猴急的贪婪模样，顺手递给了我一块。我慌忙接过，急不可耐，在两手间不停地倒腾了几下。然后，靠近鼻孔，闭上眼睛，热乎乎的香气顿时让我陶醉了。过了一会儿，我才轻轻地用牙一挂，那种感觉正如吃了人参果，浑身地舒服和畅快。等凉过之后，母亲将剩余的用纸包上，装进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中。带到学校，整个一周，我都沉浸在“葱花油饼”的幸福里。
　　 从前，曾听人说“瘸子里面挑将军，大肉里面挑葱花”，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现在想来，这“瘸子”和“将军”应该都是残酷的战争留下来的，将军身经百战，要比一般受伤的士兵经受的磨练更多，意志品质更坚强，在同是身体残疾的情况下，将军在关键时候会更能挺得住。“大肉”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最香最美的菜肴，但全是煮好的大肉，肥香油腻，人们的口味就会更倾向于葱花的清爽。无论是“挑将军”还是“挑葱花”，我想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在那个“吃香”是一种奢望的年代，不吃“大肉”而挑“葱花”，可见“葱花”在人们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调进城里教书。有一年的春节前，期末考试改完卷，已是黄昏时分。外面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有人提议，年头忙年尾，大家不妨痛快一回，到城中心大街吃“北京烤鸭”去。作为从乡村农家走出来的孩子，当时一听说“北京”二字就激动，更何况是“吃烤鸭”，我表示双手赞成。当晚，大家顶风冒雪，齐聚城中心的“迎春饭店”。饭店真不愧“城中首家”，一流的雅间，转动的桌椅，一切都是崭新的，整整齐齐。
　　 风雪夜，特意地“吃烤鸭”，分明是慕名而来。主菜上来了，“北京”真是个大地方，一个“吃”，那气派、那讲究，令人难忘。一只鸭子，鸭脖、鸭蹼、鸭血、鸭肉、鸭翅，大大小小的盘子和碟子，总有好几道。至于有多少，我至今也不记得了，只知道到了最后，鸭骨还炖成了一大盆汤，喝起来味道确实不错。一大盆汤，十多人竟然不够，又让老板续了一盆，大家说说笑笑，很是高兴。可现在想想，那哪里是北京，就在县城的十字街上。
　　 然而，就是在那次的饭桌上，我第一次看到又粗又长的葱白被截得整整齐齐，一摞一摞地摆在一个长方形的瓷盘里；每人的前面各铺有一块围巾，上面放着甜面酱，说是让用烙馍卷着大葱再蘸着甜面酱——吃烤鸭。记得当时由于天冷，我喝了不少酒，中间只顾兴奋，我最终也没有记住吃烤鸭的程序，更没有品味到“北京烤鸭”有什么独特的地方。这可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似乎很难享受那种高雅而又大气的吃法。
　　 来自故乡的葱花，走向外界的葱白，一个娇小可爱，一个大气豪爽。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直到今天，我还是更喜欢那种细碎的“葱花”。虽然它“名不副实”，但从奶奶的“腌葱花”到“沏葱花”，再到母亲的“炸葱花”和“葱花油饼”，一路走来，我和这种简单而质朴的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饮食业的快速发展，在我的老家中原一帯，无论是宾馆酒店，还是街头的临时摊点，主食里都有葱花油饼，佐料里也都离不开葱花。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我已是知天命的人了。老了老了，我却患上了糖高症。冬天里一家人早起都爱喝红薯稀饭，妻子听说吃红薯对糖尿病人有影响，每次便给我单独沏碗鸡蛋茶。说是鸡蛋茶，其实这里面就有细碎的“葱花”。朦朦胧胧中，我似乎又回到了从前。啊，葱花，这是你我今生割不断的情缘！葱花，我爱你，我爱这世界充满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