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大地，在当下的和平年代，似乎并不那么声名显赫，只是远离南北经济重心的苏北一隅。但每当四海鼎沸之际，却总成为运转天下的形势重地。天下神器，风云起伏。在中国的军事版图上，徐州大地贯通着九州地脉，枢机着千秋兴亡。自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数百次战火，定义着徐州独特的城市性格，留下了独特的城市记忆。从楚汉风云到民国兴亡，从汉帝国的开辟到共和国的奠基，二千年间首尾呼应，在这方神奇的土地上，中华民族跨越着历史的鸿沟，改变着前行的轨迹，维护着天下的一统。
　　 楚汉战争之初，从徐州出发又从关中西下的汉军，乘项羽北伐齐国、后方空虚之机，一举攻占了当时称为彭城的徐州；失去了国都的项羽，旋即乘汉军饮酒高会、防守松懈之机，以骑兵军团发动闪击，迅速击溃了汉军主力。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分别攻占了平津和淞沪的两路倭寇，企图南北对进，消灭国军主力于徐州，进而沿陇海线西进、南下，摧毁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国难关头，李宗仁将军率领第五战区六十万将士，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以徐州为中心展开了攻势防御作战。台儿庄一战，取得了抗战以来国军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捷，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随后主力安全突围，保全了有生力量，为武汉会战创造了条件。“明知不敌，但敢于亮剑”，终于在喋血之中，瓦解了倭寇速战速决的战略，展开了我军持久消耗作战的方针，将倭寇一步步陷入了广阔无垠的中国战场。从彭城之战到徐州会战，在影响中国历史面貌和民族命运的重大节点，在以徐州为中心的血战之后，同样是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战略相持局面。但最终的结局，同样是残暴的强者被历史抛弃。而在国共对决的后期，徐州上演了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淮海战役，直接决定了新旧政权的接替。所谓“定鼎中原”，单就这个角度说，徐州大地正是共和国的奠基之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酷烈的战争之火，总是一种毁灭与前行的力量。而政权的更迭总是矛盾前行的结果，无论古今中外，没有哪个政权是单凭摇唇鼓舌说出来的。
　　 走进久闻大名的纪念馆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门口的一对雕塑：一顶最朴实的解放军军帽，一个最原始的小推车车轮。循着这组塑像，我们可以走入七十年前历史风云的深处，寻找国共鼎革的密码：“兵民乃胜利之本”，“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如此简陋的装备，却凝聚着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的伟大力量。面对全民充分发动的战争热情，难道是区区几件美式装备的优势，便可以抵消的么？远远望去，高耸的淮海战役纪念塔，厕身于低缓的凤凰山麓。拾阶而上，基座的一侧，雕刻着解放军奋勇前进的步伐，一侧雕刻着民工大军倾力支前的热潮。在山脚下的碑林里，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手书的“人民的胜利”，直接点明了整个淮海战役和内战结果的主线。“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历史一再证明的主题。
　　 从纪念塔下山，首先拜谒了徐州会战纪念馆和李宗仁将军塑像，馆前排放着曾经的炮兵阵地和坦克大炮，孩子们顽皮的身影穿梭其间。随后前行，便来到了园区的主体建筑：淮海战役纪念馆。偌大的展厅里，从战前的形势到战役的进行，从淮海战役三个阶段的推进到民工大军的支前，从大量的文字图片到历史实物，全景的展现了这场大决战的历史面貌。“六十万对八十万，这是一碗夹生饭”。给我印象最深、触动最大的，却不是装备、数量处于劣势的解放军，如何在战场上消灭了国军主力，而是解放军背后的民工大军——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民。“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战场上的胜败，不仅是两军的对垒，军事的运筹，还有政治的谋略，宏观的形势，同样取决于战场外的复杂因素。
　　 从徐州会战到淮海战役，整整十年之间，整个中国和国际的形势均发生了巨大的逆转。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倭寇深陷广阔的中国战场，与国军长期对峙。此时已胜利完成长征，从东南转移到西北的红色政权，果断跃出敌后，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扎根群众，避实击虚，八年之间，红色根据地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减租减息、三三制政权等一些列举措，广泛争取着各方的支持。在与敌人的殊死斗争中，共产党人克服万难，愈战愈强，此时早已深根固蒂，枝叶参天。穷凶极恶的倭寇，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没有吃掉，和谈破裂后，国民政府企图一鼓作气“戡乱建国”，谈何容易？天时，地利，人和。抗战胜利后，中国一举成为世界上的四大强国，国军的实力远远超出共军，蒋介石作为国家的领袖的权威达到顶峰，国民政府似乎占据了天时。但是，一个刚刚走出战争阴影的国家，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它的政府究竟有多大的战争能力呢？其强易弱，在战争的拖延之中，地利、人和转移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
　　 “圣人之在天地之间也，其宝固大矣。因其常而视之，则民安。夫民动而为机，机动而得失争矣。故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为之先倡，而天下和之，极反其常，莫进而争，莫退而逊。守国如此，与天地同光”。《六韬》上的这句经典论述，揭示了历史演进的真相：从“动而为机”，到“极反其常”，民众的安与不安，民志的定与不定，决定了政权的盛衰与兴亡。
　　 在内战的初期，优势的国军一度势如破竹，但是这次以“空间换时间”、“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恰恰转换成了共产党人。以弱为强，在广阔的根据地，解放军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在一次次生死存亡的关头，倚靠人民挫败了客军深入的国军。在淮海战役之前，内战的格局已经扭转，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内战的漩涡，使国统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反战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共产党人提出的和平、民主的主张，得到了社会各界包括民主党派的广泛支持，一时间学潮运动风起云涌。面对统一战线的发展，国民政府愈加孤立。《孙子》云：“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管子》云：“王者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所天者，斯可矣。”在内战的关键时刻，共产党人断然出台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直指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指向了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为亿万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农民，描画出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憧憬。这一政治举措，极大点燃了全民的战争热情，汇聚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尉缭子》云：“夫将卒所以战者，民也；民知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虚则走。”战争的主体从来不仅是军队，因为军队的背后总是人民。
　　 在这场战争中，共产党人直面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磨砺着崇高的革命意志，军纪严明、作风朴素、精诚团结。广大群众为土地与生活自发战斗，根据地的人民“最后一颗粮交公粮，最后一个娃去当兵，”淮海战役中，五百万民工大军倾解放区之力，从物资上、人力上、精神上支援着前线，使得解放军在后勤保障上没有感到困难，与此时国统区的崩溃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打跑了日本鬼子，国军将士还有多大的内战意志呢？究竟是为什么而战呢？《三略》云：“士力疲弊，则将孤众悖，以守则不固，以战则奔北，是谓老兵。”又云：“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国民政府执掌着国家机器，但也被破碎的山河深陷其间，只能艰难的维持着摇摇欲坠的法统，而中国社会种种积弊在其身上集中发作。其中最致命的，包括腐败之风的弥漫。
　　 《曾胡治兵语录》云：“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又云：“方今天下之乱，不在强敌，而在人心。不患愚民之难治，正在士大夫之好利忘义而莫之惩。”回顾中国历史，似乎一旦天下承平，就会出现腐败。和平时期固然可以苟且度日，譬如貌似肥大的病人，一旦天时变化便疲于应对。也许，长期大一统的格局，使人们容易忘记忧患，容易纸醉金迷，将祖先刚毅勇武的精神消融其中。《左传》云：“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对于我们这样的伟大国家和伟大文明而言，这些来自内部的风险，似乎总是大于外来的挑战。今后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长期并存、激烈竞争的全球化时代，尤其成为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没有民族精神的塑造，没有优秀文化的勃兴，便没有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没有一个国家的长治与久安。“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挨打不仅是因为落后。反思国民政府的败亡，作为领袖的蒋介石曾经痛斥：“军风民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作为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本应组织一国之精英，实施政治之纲领，却在抗战胜利的短短几年间“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的对象。”执政党的衰败，党组织的涣散无力，使国民政府从根本上丧失者执政能力。开启共和时代的民国，因为守不住这个庞大的烂摊子，终于将历史的重任交给了共和国，历史的教训值得深刻反思。
　　 至淮海战役发生时，解放军已经打赢了济南战役，瓦解了国军的重点防御，徐州北邻的山东基本成为解放区。这样一个战争资源丰富的大省，为内战提供着巨大的支持，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拉开了序幕。而资源丰富、疆域辽阔的东北，已经从倭寇侵华的大后方变成了国共角逐的关键战场，美苏的势力也在此微妙的交织。最终，倚靠人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共产党人，将山河破碎的国民政府淹没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上，从而反败为胜。全国一盘棋，三大战役从来不是相互孤立的战例，辽沈战役的胜利，使共产党人从各方便取得了对国民政府的优势。淮海战役，正是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和国民政府的焦头烂额中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笑到最后的总是解放军，而国军的将领纷纷倒戈：从孟良崮战役到淮海战役，总有一些类似的瞬间：哪怕战斗再持续十几分钟，战局就会改变；从济南战役到淮海战役，据受要冲的国军将领临阵倒戈，总是使战争的进程出乎双方的逆料。也许表面上是运气，实际上却是人心：国共对决之际，谁的战斗意志最强烈呢？谁的精神面貌更饱满呢？《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又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这些军事文化典籍中说的，就是规律。
　　 济南战役刚刚完成，粟裕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动淮海战役的计划，企图乘胜歼敌一部。这一建议，符合中共中央“歼敌于长江以北”的指导思想；为了屏障南京，国民政府亦认为“守江必受淮”，南线国军的主力被配置在徐州一带。于是，围绕着徐州这个“锁钥南北”的重地，双方志在必得，仗越打越大。但是从一开始，国军就陷入了被动：决策不定，临战换将。这无疑乃用兵之大忌，而不仅是兵力多寡的问题。就在战役展开的前夜，杜聿明被临时调往辽沈战场救急，白崇禧因国军布阵陷入被动拒绝指挥，临时上阵的是平庸的将领刘峙。先发则制人，后发制于人。当士气高涨的解放军乘胜进攻的时候，国军却在收缩之中，在战役的第一阶段，解放军首先围歼了黄百韬的十万大军。在第二阶段，暴露于突出位置的黄维兵团首先遭到围歼，其后杜聿明指挥的三十万守军，在放弃徐州撤退和救援黄维兵团的途中陷入包围。平津战役完成战役展开后，在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解放军发起总攻，赢得了彻底的胜利。六十万对八十万，这碗“夹生饭”成为整个内战中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的一场战役。随着战役的落幕，解放军定鼎中原，威胁江南，蓄势待发，大局已定。而曾经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国军，即将黯然收场。
　　 对战役的成败，刘峙以为国军“战略之失败多于战术，战术之失败多于战斗”；陈毅元帅指出了类似的观点，并提出解放军在战斗意志、人民支持、政治攻势等方面具有宏观的优势。不管怎样，从西柏坡决策“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设想，辉煌的战果缩短了内战的历程，减少了中国人民的痛苦。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最根本的利益是统一，最大的灾难是分裂。《汉书》云：“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本，也是根本的国情，文化与制度的建设绝不能偏离这个基础。孙中山先生说：“革命以建设为唯一目的。”惨烈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不是为了斗争而革命，而是为建设创造条件，是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的福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赢得和平发展的条件。而今七十年过去了，历史的云烟已经渐渐消散，中国人民正奔波在民族复兴的大路上。我们应当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与发展契机，永远不应忘记，在国家统一战争中死去的将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