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过世五年了，我常常想到他，眼眶就有些发热。望着他生前的照片，就想和他说说话，哪怕是几句也行，可他就那么望着我，想说什么，嘴巴再也张不开了，睁着那双慈祥的眼睛默默看着我。我知道父子之间是隔了那么一张纸，可那却是两个世界呀！就这么凝望着他，用手轻轻地抚摸那张隔世的脸庞，自觉与父亲之间的世界就又相通了……
　　 父亲的世界常常让我感觉陌生，他是个口紧寡言的人，外面的事不大在家里讲，过去的事也不愿多说，就是聊起闲话来，也就那么三五句，话讲清楚了，便独自在那里做他想做的事。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有着一个深潭，不起波澜，却能容得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所以我很少见他抱怨生活，抱怨这个世道，一辈子认真做事、诚恳待人，凭着良心在做自己。
　　 记忆中，父亲不是一个好脾气的男人，时常有发火的时候，和母亲生起气来，言语不多，黑着脸骂人，骂得很难听，就几个字，却足以让人生几天的气。再急了，就摔桌子弹板凳，咣的一声摔响屋门骑着车子就走了。这一走就是几天不回家，独自住在了单位。
　　 他的这种脾气，让我也很难接受，不想搭理他，可就两三天母亲的气却消了，喊我过来说：“看看你爸这人，一辈子都不会低头，犟得要死。你去单位找找，让他回来吃饭。”我知道，母亲心软，是一定会做油泼扯面的，因为那是父亲的最爱。
　　 我去了，见过父亲，他没笑容，冷冷地说：“你先走，我一会就回来。”几乎是我前脚到家，就听到他放车子的声音，一切都在安静中度过，父亲不言，母亲也不语，只有我在中间搭几句闲话，两人只是噢噢的应酬，但气氛就融洽许多。这一夜过去了，家中也就恢复了常态。
　　 很奇怪，我与母亲说话总是没完没了，无话不说的，可在父亲面前就想不起来说什么。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没有对我动过武甚至骂过我，严父的职责往往在于他的冷峻和以身示教。
　　 记得文革中，我将远离父母下乡落户到几百公里之外的贫困山区，作为那个时代的独生子女，父母哪能舍得孩子远离，大半都会四处奔波想方设法把孩子留住身边，或者就是硬抗软磨，懒住不去，即便要走，那些柔情的话、分离的泪怎么都不会少。
　　 可我的父亲就没有对我说过一个“不”字，他总是这样说：“到艰苦的地方锻炼锻炼有好处，党和国家不会不管的。”这些话就像学校老师对我讲的一样，什么儿女情长之类的话，他只字不说。其实，当时对独生子女有个内定政策，但父亲却支持我去。
　　 要走的那天，他照常早早上班去了，仿佛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也没留下一句话，我背着行李一去就是三年。三年里，他没有去看过我，我觉得他很心硬，太严厉于我了。
　　 在农村的那些年生存条件极差，加上自然灾害影响，我经历了超乎寻常的考验。青黄不接的二三月，饥饿使我大病一场，高烧不退，失却了人形，然而我却坚定地挺了过来。
　　 一个自小惯养的孩子，生活的磨砺让我脱去了天真稚气，感受到真实生活中最为严苛的一面，体会到人间悲伤和痛苦的滋味，也由此深黯从旧社会走来的父母必然有过更多的苦难和艰辛，而对父亲的理解也是从我那些年的困苦中一点一点体会中才渐渐加深的。
　　 文化大革命说是一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但实际中却成了一种阶级划线人与人斗争的群众运动，我的父母自然也就逃脱不过。母亲还好，家境贫穷，民国三十年遭年馑，随父由河北井径逃亡陕西，无罪孽可查。父亲却不同了，生在陕西，长在本地，小小八岁因不满父母偏宠离家出走，过上了独自流浪的生活。在纺纱厂做童工，也讨过饭，又在一家汽修厂学徒、学开车，平生无依无靠，唯有朋友相助，这朋友中就有共产党人，名义上在国民党任职，做着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常常深夜召开秘密会议，父亲便是他们的放哨人，整天提心吊胆的。这段历史，父亲从未讲过，是母亲后来告诉了我。
　　 母亲还讲陕西渭华暴动时，党内出了叛徒，组织派人除奸，此人便是父亲的朋友，父亲叫他荣哥，由于他执行秘密任务，父亲以为他失踪了，数月找不到人。突然一天夜里，天下大雨，有人敲门，父亲开门时竟是荣哥，几乎没了人样，一身褴褛，胡子头发遮去了面孔，如似乞丐。父亲将他藏在家中，好生调养十多日。父亲为了掩护他，也装作乞丐，一天夜里搞到一只羊皮筏，两人渡过渭河，徒步兰州、天水去。那些日子，他们沿途乞讨夜行昼藏。人到天水时，身上衣服几乎没了面子，破成了烂布条，衣不裹体了。躲过大半年，形势发生了变化，才从甘南返回。
　　 文革时即将担任省劳改局副局长的荣伯被造反派组织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因为他的上线已被人整死，无人为他作证，也由此牵扯到了父亲，说父亲是特务的帮凶，接受组织审查，限制自由，被关进了“牛棚”。
　　 记得我从农村返城探家，母亲悄声对我说：“你爸在单位受审查了。”“为什么？”我很惊异。“因为你荣伯出事了，牵连到你爸。”母亲才对我讲了他们的故事。
　　 我就不明白，人们究竟是怎么了？这些革命的志士为了革命事业抛头颅洒鲜血，被国民党追杀而英勇奋战不死，到了建国后的今天，人民当家作了主，革命者却莫名其妙的变成敌特，要接受党和人民的审判。这个世界还有没有道理可讲？有没有正义可言？可是在那段黑白颠倒的时期，正义与邪恶是无法言辩的。
　　 那些日子，我的心很沉重，整日坐卧不宁，就和母亲说要去看看父亲，不能让他不明不白地孤独而痛苦地承受这一切。
　　 我买了两条父亲喜欢的烟和他爱吃的凤尾鱼罐头及需要换洗的衣物。
　　 那是一座独具风格的建筑，旧时称作西京招待所，它是三十年代由杨虎城将军为招待南京国民政府要员而设立。西安事变中，曾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一些政要扣押在此。这所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在文革期间是省外事办公室的所在地，父亲正是在这里工作。
　　 望着那面涂抹着黄灰色墙面的两层小楼，我的心情十分复杂。这座楼，一直保留着历史的颜色，黄色，是具有它尊贵的一面，带有皇权的意味，而西安事变却让这座散发着尊威的小楼，变做扣押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个讽刺，如今这种讽刺又演绎在我的父亲身上，他的自由被禁锢其中。
　　 我没有寻找单位组织和任何人，径直穿过那扇黑色的铁栅门，奇怪，没有人阻拦，我大模大样顺着车库方向而去。因为父亲是一位司机，常常会在那里保养车，他的住处离那儿也近，就在我刚刚转过一条小径，绕过一段冬青，我看到了父亲。
　　 他背对我弯着腰拿着一把大扫帚呼啦呼啦地扫着地，此时正值深秋，满地的枯叶在那里丝啦丝啦地响，仿佛一些垂死的生命在痛苦嘶叫一般。
　　 父亲仍穿着那件退色了的单薄的中山布装，腿似乎弯了，腰也驼了，背影中，人苍老许多。其实，那时的他还不到五十，正当壮年。
　　 我叫了父亲一声，他停住了，像在分辨听到的声音。
　　 突然，他转过脸来，有种瞬间的吃惊，眼神里就透出一股活气，神光跳跃。
　　 “你怎么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他声音很轻，急切，颤抖，说着，向四周望了望，立即放下扫帚匆匆领我回到他的住处。
　　 “你妈还好吧！”他小心问我。
　　 “还好。”我望着那张憔悴的面孔说。
　　 父亲真的老了许多，胡子花白了，那么的长，他以前是不留胡须的。他告诉我：“我很好，没有被关押，没受什么罪，每天打扫全院的卫生，小范围的自由还有。”
　　 父亲接着对我说：“早些回农村去，好好劳动锻炼，相信国家不会不管的。”可我从他的眼神中却看到了一种迷惘。
　　 我问起荣伯伯，他迟疑了一下，眼神有些暗淡，说：“你荣伯是好人，是个非常坚强的人，组织肯定会给他清白的。“这句话让我轻松许些，生出一线希冀。
　　 我含着泪，走出这座黄色的小楼，一颗迷乱的心整整悬浮了半年之久。
　　 当我再一次回城时，父亲已获得了自由，但这种自由没有换回荣伯的生命，父亲告诉我：“前不久传来消息，说荣伯伯畏罪自杀了。是在关押的农场附近的河边发现他的遗物：一副眼镜和一双皮鞋，他是坠着河石沉入河里的。”
　　 农场给他戴上“畏罪自杀”的罪名，而后不到一月上级组织就来了专案材料，证明荣伯是清白的，是受党的指派完成除奸任务，是我党的忠诚战士，可是这一切都为时已晚，荣伯伯已是含冤九泉了。
　　 父亲常常谈及此事，就很懊恼，却也只能叹息而已。
　　 父亲的身世决定了他不会有多少文化，能简单写字和读报，字写得很大，但很工整，是一笔一划的，许多材料都是我带笔父亲口述。
　　 尽管父亲没多少文化，但他脑子聪明、心灵手巧，智商超过了一般人。
　　 父亲特别喜欢山水花草，前院的小花园，就是他的作品，他能将一种月季嫁接得开出两三种花色来。一堆水绣石，几天的功夫，就琢磨出几盆美丽的盆景来，下有小桥流水，上有亭台楼榭，山中有松，山下有草，小桥间还坐着一钓鱼翁，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父亲的作品很招人喜欢，常常引来邻居串门，多是为了看他的花草，也曾因此招来小贼，一夜间端走了花园里两盆最好的盆景。那盆景是端不动的，得用车拉，看来蟊贼是蓄谋已久的，也说明父亲的作品声名之大。这事气得父亲几天蹲在花园里发愣，因为那是他的最爱。
　　 父亲的聪明用在了开汽车上，这车就开得超乎寻常。他观察红绿灯，就能计算出街口间的里数，各路段行人车辆状况烂熟于心，什么时候加油，什么时候踩刹，什么时候怠速行驶，他自有一套。
　　 那些年的汽油紧张，到处搞节油，父亲的车就是耗油低，引起了单位主管部门的注意。一次全省节油活动中，技术部门对此进行实地测试。四辆车由西安开至延安再返回，加同等量的油，同样的时速，父亲的耗油就低他们三分之一，这便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开始跟踪父亲驾驶全程，包括父亲对化油器的改造。总结之后，父亲一下就成了名，作为陕西省节油标兵，经验在兄弟省市内推广。
　　 这下可就苦了我，父亲口述我执笔，写了几天几夜弄出了十几页的经验报告，父亲拿它走南闯北了一回，人瘦了心疲了，像害了一场大病。父亲是个言语不多的人，善用脑，爱做事，不声张，更不愿意人前卖弄。场面上的事他做不来，跟他的心性相背，所以以后干脆拒绝了各种介绍会，许多单位就派人来取经。那段时间，他就忙得不得了，整天回不了家，母亲让我去看他怕他累病。
　　 其实，父亲的身体极好，我的记忆里他没生过病，头痛脑热都很少，即使感冒了也不吃药，就让母亲给他下一大碗热乎乎的酸汤面，呼噜呼噜地吃出一身汗，捂着被子便睡，翌日就早早起身上班去了。
　　 这次节油给父亲带来了不小的荣誉，获得了“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记得父亲拿回那枚奖章时，我高兴地要将它挂在墙上炫耀一番，父亲却不同意，径直锁进了抽屉，很少再拿出来。还是在他老的不能动时，他就取出那枚奖章晒着太阳，细细瞧看，笑着说：“人一辈子，争强好胜，老了才知道自己没用啊！”
　　 父亲最为光鲜的时期是在省外事接待车队，一些重大的外事接待活动都有他参加。记得西哈努克来陕、周总理回延安，父亲参与了接待，是车队的打头车。那时，来元首级人物，接待特别隆重，道路戒严，主干道要组织群众欢迎，沿街警察一段一岗，车队所到之处必是畅通无阻。
　　 父亲的头车要求甚高，须拿时间来计算路程，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掐尺等寸的，周密计算的。司机必须熟悉全程路况，遇事能应变。市内路况较好，出城的情况全靠头车控制。父亲的责任重大，每次完成接待活动，总说很紧张，开车时手心里都是汗水。
　　 记得西哈努克来陕，有参观临潼华清池的安排，父亲提前几天就告诉我了这个消息，我早早地就跑到东五路的大街上，那是去临潼的必经之路。去时，两岸已涌满人。那日天气晴朗，太阳光鲜耀人，路上静得没有一辆汽车，对面的车也全让警察给止住了，停在路边静候。
　　 父亲真准时，刚刚九点，车队来了。人群嘈嘈中，看见头车的红旗随风飘摆，车窗里闪现出了父亲侧影。突然我觉得，他的影像变得很高大、很英俊、很坚毅。
　　 车子过得很快，呼呼地，十多辆车，一条黑色长龙，奔向太阳升起的地方。人们欢呼着招手致意，迎送瞬间结束了，看到父亲那威武的样子，我心中感到了一种无比的荣耀。
　　 在周总理来陕的日子，父亲几天几夜没回家，终于一天晚间，听到熟悉的车子声，进了门他异常激动，平时不大讲话，这一夜却滔滔不绝。母亲就问：“你看到周总理了？”“咋能看不到，我就在总理身边，总理还和我打了招呼，问到家里情况呢！”母亲听得兴奋起来，说：“能和你打招呼？你真不简单哩！”父亲有些得意，想喝口酒，母亲急忙温了一盅小酒，配上一碟泡菜，父亲呡出一口，又说：“总理这人很随和，待人和蔼可亲，对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视同仁，可惜最后没能和周总理合影。”我纳闷问他，才知道总理随行的东西忘在宾馆，临时派父亲去取，就是那个时候，总理要求和全体人员合影，这便成了父亲的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