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5年的农历三月，正是春暖花开的灿烂季节，而我们一家人却忍受着冰霜雪冻的侵袭——悲苦，焦虑，无助，无奈……凄然的阴云罩住了心头的阳光。一贯坚强硬朗的母亲，睡倒炕上再也起不了身。她昏睡十多日，浑身浮肿日渐加重，全凭着炕头枕头似的氧气袋维持嬴弱的生命。按当地人风俗，老人临终前是要留家里不能去医院的，我们只好围在母亲跟前，眼巴巴看着她残留的生命养分一日日消磨殆尽。虽然母亲走时很安详，而至今回想起当初，没有送母亲去医院尽最后的抢救，我们是犯了一起不可饶恕的罪过。当时缘于工作变动，在母亲最后一段日子里，我疏于陪伴尽孝，多亏姐妹兄弟贴身陪护。母亲理解、支持我的工作，而留给我的却是永久遗憾和愧疚。
　　 我从没想过母亲会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总认为她会长命百岁，怎知她说走就走，不顾我们千呼万唤就撒手人寰。弥留之际，姐姐和妹妹给母亲擦洗干净身子，穿戴整齐早已准备好的绸缎寿衣。我愤然、惧怕母亲这般装束，它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而这的确是噩耗的预示。度日如年的十来天煎熬，3月12日上午，母亲没留半句言语，平静、安详地闭上双眼，永远地离开生活了65年的世界，离开了她深爱的故土和亲人。我们无回天之力，撕心裂肺地哭喊，终究没能让母亲回过头来，哪怕是只看我们一眼。
　　 母亲极具平凡，只不过是个农村妇女。而母亲的丧事场面，其隆重程度在几百号人的堡子村却是绝无仅有。三天坐灵期间，前来祭奠的人络绎不绝，除了亲朋好友，绝大多数是本村的乡邻。殡葬那天，送葬的队伍排成了长龙，队伍经过的人家，在路旁纷纷焚纸送行。众人对母亲超然的敬重，稍微舒缓了我淤积心尖的沉痛。
　　
　　 二
　　 灵堂上方“德高望重”的巨大挽幛，正是母亲一生为人处事的诠释。在堡子村人的眼里，母亲是个不凡的女人；而在我心中，尽其所有评价，都不及“一世之苦”这个定性更确切。
　　 坐在草铺守灵，我木然地凝望着母亲的遗像发呆。烛光中的母亲微笑着，一如她生前那样和蔼可亲，慈祥的目光中透着坚毅和隐忍。灵位面前摆满丰盛的祭祀物品和菜肴，诱人的七碟八碗微微弥着热气，母亲此刻可否能闻到它的味香？是否真能对其品尝？灵堂后灵柩中的母亲，也许此时是满足的；而我，悲戚中肝肠寸断。我该问谁——我的母亲，她在世时，究竟用过几次这等美食？
　　 一位和母亲同辈的大叔，精心摆正灵前案头上的祭品，他通红的眼眶中噙满泪水；不知是他为母亲伤痛，还是震惊、羡慕亲朋满座的隆重葬礼？
　　 我招呼大叔坐下来，随口赞及村里人情颇佳，感动有这么多人前来相帮，吊唁。他不可置疑的解释：“我们村人情是好，但绝不是谁家遇事都这么人多热闹，这都是你妈妈活着的时候积德丰厚，为别人做的事情太多。人情都是换来的啊。不说别的，单说你妈妈为村子里人接生，咋说也有三代人呢。”
　　 这也倒是。母亲是村里唯一的接生员，但凡村里出生的小生命，都是母亲用友爱的双手迎接来到世上的？脚勤，麻利，技术娴熟，随叫随到，而且不管难产顺产，母亲从来都不收取一分钱报酬。无论严寒酷署，无论狂风暴雨，无论白天黑夜家事繁忙，只要听见敲门敲窗声，听见有人叫一声“尚姨”，母亲便不顾一切地随之而去。似乎，为人接生就是她的使命和天职。她辛苦劳顿换来的不是物质报酬，而是人们对她的敬重，她是孩子满月酒席上的尊贵客人。
　　 同龄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母亲不厌其烦地迎接着一个又一个小生命。除了本村，邻村也会有人来请母亲接生，母亲从来都是爽快答应无一拒绝。遇到逆天的难产，母亲会陪着产妇家人一同前往医院应急处理。年复一年，母亲年岁大了身体不再康健，我们一致反对她帮人接产。她碍于情面，难听劝阻。她一再对我们说：“娃哟，我这么做是在为你们积德啊！我不图别的，只图为你们好！”
　　 直到母亲病逝前几年，国家大力提倡孕妇住院生产，母亲这才意识到自己确实老了，技术也不比医院的专业产科医生，于是才洗手放下近40年的接生行当。村里人自然记住了她的好。母亲的丧事中，那些叫她嫂子的、大姐的、尚姨的、尚婆的，为母亲虔诚送行，就像母亲曾接他们出世时那样恭恭敬敬。
　　
　　 三
　　 随着年龄增大，我对母亲认识越来越深刻，明朗。母亲的一生，是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文字写成的一部书，这部书需要我用一生去研读，思考。她用向善，仁慈，宽厚，勤劳，坚强，以及在困境中始终持有乐观向上的心态书写自己平凡的一生。数以万计的文字，贯穿着一根苦涩的长线。我很少听到母亲叫苦抱怨，却常常耳闻她冗长的叹气声。长大后我明白了，母亲之所以出长气，实则是在缓解释放内心的压抑和压力。
　　 谁说母亲不是苦其一生？
　　 1938年的寒冬腊月12日，母亲降临在黑家山一座破茅屋的土炕上，之后迎接她的是衣不暖体食不果腹的苦难生活。母亲前面有个哥哥，女儿出世外婆自然欢喜，就给母亲取了一个极好听的乳名：美儿。母亲不算漂亮，但却是有些美。她阳光开朗，要强，泼辣，就像外婆家对面的青山。大山样的性格支撑着母亲，一步一步，稳稳实实地走完了一生。
　　 接连几年，母亲身后又添加了弟妹，生活极度陷入窘境。外爷心脏病重不能劳作，母亲极小就去上山采野果子帮家里度日；如男孩子一样的砍柴，下地干活。12岁那年，母亲被人介绍到川坝地区的堡子村当童养媳，其丈夫就是我的父亲。说是童养媳，母亲并不比父亲年岁大，她小父亲4岁。外婆的娘家在堡子村，女儿返嫁回去成了堡子村的媳妇。母亲年幼，不懂择婆家，不懂反抗，当然她并没有选择或是反抗的权利；以一头小牛犊做聘礼，就把母亲的命运和尚氏一家拴在一起。
　　 在夫权的时代，称呼女人时前面都要加上丈夫的姓，这就是村里晚辈称我母亲“尚姨”的缘由；只有在集会或出工记分时，才可见到母亲的真名实姓。
　　
　　 四
　　 母亲到了父亲家里，年幼不能及早结婚，就干活混口饭吃。奶奶年轻守寡，对父亲溺爱袒护，养成了父亲依赖、任性、散漫的习惯。加上年纪尚轻，他自然养不了家。爷爷随国民党部队出走杳无音信，奶奶和父亲娘儿两同叔伯们住一起，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母亲来到这个关系复杂的大家庭，日子好歹心中自知。
　　 母亲倔强受不得人气，几次逃跑回到黑家山，都被外婆遣送回到父亲家。没有多余的路可走，母亲只好忍气吞声乖乖顺从。父亲十八岁那年，和母亲“梳头”完婚，14岁的母亲及早成了尚家的新娘，娇柔的双肩承负起家庭重担，从此再也没有卸下来。
　　 五十年代后期，正直饥荒遍地饿狼扑食，母亲生下第一个孩子——大姐。母亲是怎样生的大姐？说来令人浑身发麻——炕墙角上撒一堆灰，旁边置几块土基，临盆的母亲蹲在灰上，让血水一滴一滴渗在灰中，使不上气力就在土基上坐着歇歇。孩子生出来了，产妇缺吃，孩子嗷嗷待哺没有奶水；父亲在外，奶奶小脚不便，母亲只好拖着虚弱的身子半夜三更到生产队地里偷豆子。不管“偷”是否符合道德，而当时除了“偷”便是绝路一条。
　　 之后，母亲经公社卫生所培训成了接生员，把文明卫生的接生方式传播给堡子村。大姐之后，母亲一连串生了七八个孩子，一共六个儿女存活下来。
　　
　　 五
　　 孩子多了，温饱问题不时困扰着母亲。父亲常年在外奔波，非但没有挣来钱，还沾上了文革分子的嫌疑。母亲把父亲藏在家里，自己挣工分养家，终日担惊受怕。好在母亲聪明伶俐，又为人帮忙无偿接生，这才减轻父亲一些“罪行”。
　　 那时一个强壮劳动力一天挣10分工，母亲把自己当男人一样的出蛮力，同样也可挣10分。只有这样透支体力，才会在年终分到粮食；即使是“超资户”，孩子的口粮是不会短缺的。母亲这样的女人，不说堡子村，就是十里八乡也难找到第二个。身为女人，却承负着男人和女人的双重担子，母亲来到世上，好像是专门吃苦受累的，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旺盛的精力？她精神的支柱和动力是什么呢？
　　 每到秋日来临，天气日渐变得寒凉时，母亲开始恐慌，而且更加忙碌。我常常半夜醒来起夜，总见母亲在昏暗灯下撵麻绳，或是纳鞋底。夜格外的寂静，母亲“吱呦”“吱呦”的撵绳声，像一首忧伤的旋律在屋子里回荡，对黑夜诉说内心的酸楚。母亲的影子映在墙上，亦映在我的心里，永远不曾淡去。立冬了，我们有新鞋子可穿，看到娃儿们不会受冻，母亲舒展眉头，嘴角挂满了笑意。
　　 有年腊月的一天，母亲去镇子上赶集，没多久就回来了。她的脸色冷峻凝重，没有像先前那样给我们带来些许好吃的。母亲在给隔壁大婶叨咕着什么，她脸憋得通红，继而哽咽。后来我们才知道，母亲好不容易卖东西换来的钱被小偷扒走了。她哭得很伤心，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流泪哭泣。现在我明白了，母亲那么伤心地哭，不是在心痛丢失的钱，而是心急没有了钱，自己的孩子过年就没新衣服穿。然而，在大年初一，我们几弟妹照例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兴高采烈地跑到大队院子去炫新衣服，放鞭炮。我不知道置新衣服的钱，是母亲变啥法子筹来的？在金钱匮乏的年月，其艰难程度只有母亲自己知晓。
　　
　　 六
　　 按照中国传统，男人是女人的依靠，而父亲又能给母亲几多依靠呢？
　　 父亲不喜欢干农活，在外跑又挣不到钱，做生意十有九亏，讨债的人都来找母亲。母亲很气恼，警告父亲不能瞎折腾，却忍着不和父亲争吵，奶奶袒护父亲，听不得谁数说儿子。就这样，父亲欠的债，全由母亲拆东墙补西墙来偿还。母亲每次宽恕父亲，给与他希望，可父亲带给母亲的却是无望。
　　 到后来我长大提及父亲的事情，母亲总是打消我的怨言，她已将习惯了父亲。至于父亲一辈子未挑过一担水，一辈子都是母亲把饭做熟一碗碗接到手里吃，每天清晨母亲生好火煮好茶给父亲喝——母亲非但没有怨言，还开导我们说：“你爸天性那样，都大半辈子了，就随他去吧。再说了，他是你们的老子，你们做娃娃的是不能有怨言的，你们要尽娃娃的一份心。”
　　 我和弟妹小学毕业，要上中学，上大学，母亲喜悦而愁苦。每年开学学费是母亲最大的心结。不管攒钱也好，借也好，都是母亲的事情，父亲不会过问的。村里人都让孩子初中还未毕业就回家劳动，尤其女孩子，老早在家学习做家务等待出嫁。母亲不随俗流，即使再艰难，也要供孩子至少完成中学教育。我是村里最先维一去读高中的女孩子。我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经过邻居家门前，总会有人投来不解和怪异的目光。
　　 母亲支持我的学业，尽管她常常“出长气”，但从不说让我辍学。高二那年，有个周末大雨我未能回家，母亲竟步行40多里路给我送来馍馍、蔬菜和面粉。母亲的到来，让我怔住了，一年前她才刚刚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她是怎样背负沉重的东西一步一步走到学校？而且还给了我零花钱。
　　 母亲心血没有白费，她供出了堡子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后来我们有了工作能够自食其力，母亲肩头的担子这才减轻了一些，用不着像先前那样那样辛苦了。
　　
　　 七
　　 母亲年轻时就积极上进，在夜校班识字学文化，传统思想中跳动着与时代俱进的脉搏。先是入党，继而担任堡子村妇女主任工作，一干就是二十余载。政治运动时期，整党整风，批判“四类分子”，党员干部要起积极带头。而所谓的“四类分子”，在母亲眼中全是好人，面对形势母亲左右犯难，更让母亲难为的，是她的舅舅——我的舅姥爷——是反革命坏分子。批斗会上，母亲强忍心痛举拳头呼口号；批斗结束，母亲偷偷潜进舅爷家，为他送吃的，给他宽心。
　　 母亲家教颇严，从小就给儿女立了许多条条框框清规戒律，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在我们幼小的心里早已埋下规矩做人的种子。长是长，幼是幼，我们从不敢在长辈面前无礼，不敢任性；我们更不敢懒惰，不敢做事马马虎虎……这些看似家长专制的教育，却使我们受益终生。
　　 一年秋天，我家房屋旁的桃树挂满丰硕的果实，枝桠垂的很低，路人伸手即可摘到桃子。树下有条小路，每天都有行人经过。我担心人们偷摘桃子，就别出心裁想了一个妙招，找来一块木板，上面写了骂人的话悬挂在树干上，心想桃子会万无一失。哪知母亲放工回家，一眼瞥见桃树上的牌子，不等进门就唤我问个究竟。她一把摘掉牌子扔到老远，教训我心眼太多，败坏门风。我狡辩说，不骂他们就偷桃子，挂牌子警示有什么不可以？
　　 “邻里邻居的，摘个你家桃子吃有啥稀奇？用难听话骂人，你这不是没家教吗？哪个娃娃、大人谁想吃就让随便去摘好了，以后可不能再干这样蹊跷的事！”母亲狠狠的教训了我一顿。之后反倒摘了满满一篮桃子，给房前屋后的人家分吃了。
　　 岁月冲走了无数记忆的沙粒，而一些却沉淀在心闪闪烁烁，温暖着我的每一寸时光。
　　 我自愧没有遗传母亲头脑的敏捷与睿智，以及极具说教的哲学般的语言。母亲健谈，在堡子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谁家婆媳闹不和，谁家两口子闹别扭，谁家后人虐待老人——母亲便是调解矛盾的和事佬。谁家有事都来找母亲帮忙解决。白天出工没有时间，晚上安顿好我们，用半夜时间，母亲凭着三寸口舌粘合好那些出现裂痕的家庭。这也正是母亲在堡子村树立威望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