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时体重只有四斤，在武汉市第八人民医院的产科病房里，五十岁的祖母看了我一眼，沉默半晌后说，太小了，能养活么？母亲愧疚不已，自责孕期没有忍住日日翻江倒海的呕吐，才使这个小女婴的重量不及菜市场的一只普通个头的鸡。祖母大约是看出了母亲的忧伤，她迅速提亮了一下嗓门，语调稍微和缓地说，有苗不愁长，只要奶水好。这一个关于初生的我的故事，我听了无数遍。接下来的情节是，母亲有奶水，小女婴夜夜啼哭。去医院让医生检查，医生说没有毛病。也试了其他的方法，比如写“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的字条张贴门外路口，比如在母亲的枕下放一把剪子……都没有用，这个小女婴哭了一个月。
　　 满月的那天要上秤，祖母借了邻居家一杆秤，把我用小包被裹好，腰间系紧一根布带子，秤钩子吊住布带子，祖母左手拎着秤绳，右手拨弄连着秤砣的那根线，母亲用双手在小女婴的包被下做着托接的样子，她担心那秤钩子不牢固，或是那布带子不结实，她的孩子滚落下地。忙乱中这杆大秤总算是两端平衡了，她们在秤杆上瞅了好一阵子，识别秤星对她们来说颇有难度。好在秤主人就在隔壁，祖母大喊一声说，她杨爷爷来帮着认一下秤吧。隔壁就缓步走出一个白须的老人，用戴着老花镜的眼在秤杆上瞅。祖母和母亲眼巴巴地等着杨爷爷报出一个数，然后把我放下来，解开包被，安顿在床上，再去称那包被。婆媳俩那天大概折腾得出了汗，南方的十月是暖秋，白天依然微热。后来她们坐下来，算出一个除去包被以后的净重。她们笨拙于秤，却不笨拙于算数，随后两个女人默不出声。这个折腾了她们一个月的小女婴，体重没有增长。
　　 祖母认定是母亲的奶水不够，母亲虚弱地争辩说，有。那你胀不胀啊？祖母追问。母亲不言语，祖母便也不再言语。那天傍晚，祖母在厨房熬粥。她们晚餐其实不喝粥，武汉人晚餐习惯吃油盐饭，用午餐的剩米饭炒制而成。祖母抓一把米放进小奶锅，淘洗了两遍，添一点水没过米。微小的火苗舔着锅底，祖母守在炉边，袅袅热气吹动着虚掩的锅盖，小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此起彼伏的小泡泡。那个夜晚，这所老房子一楼的住户没有听到三号门里小女婴的啼哭，她喝了半奶瓶粘稠的米汤，安静得像一只吃饱的猫。
　　 后来母亲对我说，在随后一周的时间里，祖母对她没有好脸色。母亲给在北方工作的我的父亲写信诉说委屈。父亲寄回了安慰，也寄回了他为我取的名字和一包南方人稀罕的大红枣。
　　 那个年月，我父亲微薄的工资不足以给这个小女婴购买高价的奶粉，一种叫做炼乳的乳制品伴着米粥成为我婴儿期的辅食。天天熬粥，成了这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是家里最好的米，圆粒的、饱满的、晶亮的，因为太少而不能用斤两计数，用把，半把或一把。按照祖母的要求淘洗两遍，不能多也不能少，又干净又不损失营养。从午后就开始熬，小小的火，久久的功夫，久到祖母会在暖暖的炉火旁打一个长长的盹儿。
　　 我猜那粥初始的颜色应该是乳黄的，炼乳大概是乳黄色的吧，这种乳制品在我长大后似乎就很少见了。很多年以后，我初为人母，去商店为儿子挑选奶粉，在货架的某个角落里我看见了包装简陋价格低廉的炼乳，孤单单的，无人问津，落满灰尘，落满岁月的清寂。
　　 再稍大些粥的颜色又有了菠菜的翠绿，继而是胡萝卜的浅红。这些颜色，揉成汁、碎成末，如彩虹融化在粥里。这是祖母和母亲给我的最初的颜色，我最初的世界里有彩虹。
　　 父爱以红枣的形式呈现。那个年轻的地质队员，在北方的大山里和他的同事们为一种贵重的金属而战，女儿的出生也不能使他离开岗位。我上中学的时候，读一篇地质学方面的论文，看到豫西小秦岭这样的山名，然后看到父亲的名字被作者多次提及，当年的那场会战以发现小秦岭山脉的大金矿而圆满终结。父亲缺席我的出生，随后也缺席我的童年，他的名字写在闪闪发光的金子或其它冰冷的金属矿物旁边。
　　 祖母和母亲不关心金子，她们只说豫西的大红枣肉厚味甜，是熬粥的好枣。我却记不得那些红枣，就像幼时的我忆不起父亲的面貌一样。老房子里的老邻居却记得清晰。我十八岁那年的一个冬天，重返我出生和度过童年的武汉，老街坊陈奶奶认出了我，她昏花的眼睛那一刻格外清亮，她说，哦，你就是三号门里贾奶奶家那个爱喝粥的姑娘啊？你家的煤炉上，天天煨着一小锅粥，滚圆的大红枣，这里买不到的哦，都是你爸爸从北方寄来的，满厨房都是枣香哟，别的东西你不吃哦，你在前面跑，你奶奶端着小奶锅在后面追，追上了，还要叫一声红大姐，你才肯张口，一顿饭下来，个把小时，能吃一小锅粥，哎哟哟，你真磨人哦……陈奶奶自顾自地说着，没有留意我的表情。她走向暖洋洋的太阳地，在朝阳的墙下站定，嘴里依然在絮叨，像讲一个悠远的故事。
　　 风穿过老房子昏暗的走廊，吹到我的脸上，我很深地吞咽了一下，像咽下一口带枣的粥。我看见了那碗柔润的粥，香气袅袅，记起了浮在粥上面的大红枣，它们像缺席我成长的父亲的眼睛，在一碗粥里完成他对女儿的凝视。
　　 冬日里午后的阳光照耀着这座我欢跑嬉闹过的老房子，老式的筒子楼即将被拆除，尘埃在温暖的光柱里轻轻漂浮。用不了多久，公用厨房里斑驳的老墙，滴答的水龙头，都会因为它们的残破而永远消失。一座高楼会在这里拔地而起，而阳光依旧，尘埃依旧。不知道在那束暖暖阳光和飞扬灰尘的记忆里，是否收藏着一座曾经飘扬着缕缕粥香的老房子。
　　
　　 二
　　 我成年以后仍然在众多的食物中独独钟情于粥，粥一直在我家餐桌上占据主角的地位。母亲熬粥依然沿用祖母的老法子，用煤炉。虽然那会儿已经有了液化气，但那种老式的液化气灶具火力太大，即使调至微火，对一锅需要细火慢熬的粥来说仍然是太威猛了。
　　 这煤炉便经年累月地燃着，这锅粥也经年累月煨在我家的炉子上。炉底半开的风门正好维持粥想要的一团火焰，不急不缓，温和持久。米与水结合生出粥香，由稀薄而浓郁，轻轻缭绕。我家的厨房被日久的蒸汽和煤烟熏得墙面斑驳，但家人并不嫌弃这样的厨房，我们都喜欢挤在厨房里，父亲说厨房是一个家庭最暖的地方。老式单元房的厨房很窄小，母亲一人在里面刚刚好，油盐酱醋就在她手边，父亲却偏偏喜欢凑在跟前，他殷勤地给母亲当传递手，母亲边嚷着嫌他碍事儿，边又喊他递个勺子递个锅铲什么的。不过是一锅粥和两三样简单的小菜，哪里需要两个人在厨房这么忙碌？但他们愿意做出忙碌的样子。粥也配合他们，在火炉上沸腾。我和弟弟也配合他们，摆好碗筷，呼爹喊娘地嚷着饿。
　　 一碗粥被我们吃得红红火火，我们能发出很大的声响，吃得又快又香，额头冒汗。母亲说你们倒是文雅一点啊，父亲却说这样才好，这样才好。
　　 如此热闹的拥有粥香的日子在我父亲患病以后终止。我父亲四十五岁那年得了绝症，到他四十七岁去世，整整两年的时间，厨房里只有中药的味道。那里失去了往日的拥挤温馨，失去了所有的暖色，药味驱逐了粥香，家里阴云笼罩。
　　 母亲整整熬了两年的中药。我当然记得母亲熬药，时至今日仍然历历在目。
　　 她哆嗦的手拿着一张张中药方子，说，你瞧，这方子是专为你爸爸开的，不像西医，那么多人用同一种药。她说服我们也说服她自己，她盯着药方子说吃中药一定要心诚，心诚则灵，她说这句话时表情坚定。在对西医绝望以后她像敬神一样信那些面无表情的老中医。她摇摇晃晃地从医院回来，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中药袋子。进厨房，洗药罐，在往日熬粥的灶台上打开炉火，把药倒进罐子里，又磕磕纸袋子，不放过最细小的碎末。她不离开灶台，偶尔离开也会尽快返回。有些药是一次性放入，有些药则要依着火候渐次放入，她得守着。她斜靠着墙，在昏暗中盯着药罐子，盯住火焰，眼里也燃起火焰。
　　 药方子里都有药引子，药引子是几枚大红枣。
　　 母亲不认得草药，她敬畏那些玄奇的植物种子、叶子、茎、根，她必是依着医生的要求，该浸泡的浸泡，该炒制的炒制，不敢差之毫厘。唯有这药引子，她认得，她做得了主。她用最好的红枣，豫西小秦岭的红枣。每一颗都饱满丰盈。医生说七八颗吧，她必用八颗；医生说八九颗吧，她定用九颗。这是引药归经的大任啊，岂能少？但又绝不敢擅自增多。只这一颗两颗差异的决定权，就足以使母亲认为自己参与了药方的制定，这参与感鼓舞她，令她在两年的时间跨度里始终保存希望。
　　 可是，两年，中药没有留住父亲，纵使拿我们的心做药引子，终究也不能挽留住父亲。
　　 父亲去世的那一天，母亲砸了药罐子。那药罐子还是温热的，刚刚熬过最后一次药。母亲在药罐落地的一声脆响中身体僵硬面如死灰。后来我们又在院子里烧了剩余的中药，青烟散尽，一地的碎片和灰烬。
　　 这个家荒凉了，那间厨房，也荒废了，炉火不再经久地燃着，没有粥香也没有药味，没有人间烟火的气息。在很长的时间里，厨房在我家的全部功能就是当饿这个生理现象闪现时，打开液化气灶煮一碗快餐式的面而已。灶台的上方，两面墙之间，一只蜘蛛结了一张纹路缜密的网。
　　 母亲不进厨房，那个她熬过粥也熬过药的灶台，令她生出恨意。她木讷僵硬，不饥不渴，不言不语，不悲不啼，是一具失了魂魄的木偶。
　　 母亲的同事张阿姨说，你妈妈需要一碗清心汤，她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攫取了魂儿，她迷糊了，你们得把她喊回来。
　　 张阿姨给了我们方子，我们依着做。我们燃起了久违的炉火，新买了砂罐。终于又有烟火回到了我们的厨房，即使我们只是在为母亲熬药。其实我一直不认为那碗清心汤是药，它更像粥。它的配方有炒糊的米，有山楂。我尝了一口，它有粮食的香味亦有药的苦涩，它是药粥，它游走在药和粥之间。
　　 母亲灌下这碗药粥，突然大放悲声，像窒息的人被一只大手拍打了背部，终于吐出憋了很久的一口长气。
　　 那个青春的我呀，不明白最终唤回母亲灵魂的是药还是粥。都是，抑或都不是。
　　 那一年，我十九岁。十九岁的我，想念一碗粥。
　　 药味散尽之后，我们何时才能回到人间的烟火里？回到拥有一碗热粥的日子里？那碗粥，它细弱而强大，穿越不幸和磨难，赐予我们挣扎的力量。
　　 母亲终于回到了灶台。她拒绝用电饭煲、高压锅熬粥，她坚持用炉火用砂锅。她说电子锅高压锅都要预设时间，要一次放足粥料，而熬粥怎么能够盖上锅盖，设个时间就一了百了？熬粥要时时揭开锅盖细看，要应着火候放进不同的东西，哪能一起烩呢？母亲说这话时像个功夫极深的大厨。我看着她在厨房为了一锅粥而忙活，她安然镇静。厨房的窗半开着，粉刷后的墙壁洁白明亮。母亲熬粥，大胆搭配，内容丰富。先是豆子，各种豆子，这些豆子事先冷水浸泡。赤豆、绿豆、黄豆、青豆依次放入。沸腾一阵子，待豆子的衣裳在腰间被发胖的身体撑破一条缝，再依次放进黑米、白米、燕麦、麦仁。秋天的时候，山药、百合也会被母亲收编。我想象着这些豆子们和米们在一个锅里互相遇见，会不会也有一些惊愕？但随后它们就热烈拥抱了。
　　 在所有的配料中，母亲拒绝用红枣。
　　 我们都不提红枣，就像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从未出现过。
　　 这锅粥，要熬很久很久，先是清水般沸腾热闹，继而粘稠，越接近成熟，粥锅越安静。我常常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母亲和她的一锅丰富的粥，我知道，只要附近的市场里有了任何适合熬粥的东西，邻居们就会向母亲通风报信，他们都知道母亲有一个顿顿要喝粥的女儿。我想象着她在市场里买豆子或米时的情景。母亲年轻时种过地，她对谷物有特别的鉴定力。她抓起一把米或是豆子，手用力握一握，再凑近嗅一嗅，就知道是不是当年的新粮食。她钟爱新粮，她和乡下老家的晚辈亲戚通电话，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来了什么也别带啊，只要一些今年的新谷子、新玉蜀黍。而城市的餐桌上，新粮是稀罕的，也是奢侈的。偶有那么几次，母亲在市场发现了新粮新豆，那一天她会开心得像个孩子，招呼左邻右舍的阿姨们拿着大袋小袋奔赴市场。
　　 当天，这些东西就会以荟萃的形式，色彩斑斓地登上我家的餐桌。母亲说，快尝尝，新粮。我从不去深究母亲的粥是否搭配合理得当，我只知道，每一样东西在她看来，都有着特别的营养，也恰巧就是她的孩子身体里缺失的。在一个母亲的心里，这种补充刻不容缓。
　　 母亲颂扬粮食时就像个诗人，你听，她说，新粮熬粥，有太阳的味道。这话不是诗是什么。那一碗荟萃粥，就是田野的一场展示，我是那个在田野里奔跑的孩子，路过稻田，路过麦地，一路稻花麦花盛开，一路豆荚饱满。
　　 曾经有一个青年在花前的月下对我说，你真好养活，不就是顿顿喝碗粥嘛。那会儿他单膝点地，正进行一场求婚仪式。
　　 我回家向母亲转述青年的言辞，母亲淡淡一笑说，其实你是个最难伺候的孩子，顿顿要喝粥。你知道一碗粥里最金贵的东西是啥？是耐心，是韧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