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里面，尤以小说为主的体裁，更能以宏大之势抓住一个读者乃至一千个读者那颗日渐孤傲却又孤独的心。如同一座荒落的建筑群、以及断垣堆砌的废墟，那可能是一个人的落寞影子交织的历史，折射在昨日的城市里面。城市会随着日照的温度渐变，人也一样变得冰冷。冷漠之余，以故事里寻迹困笼的徵瘕，然后含着无奈的疼痛沉睡。
　　 小说的笔力非凡，至少在驾驭文字的基础上，情节摇摆、叙事结构、写作技巧上面，颇有一树之长。结合《一个人的城市》，我们会看到几个游离在城市中踽踽独行却始终找不到安全感的男人、女人那颗冷却的泪眼。躲避、逃离，亦或是安身立命不再远游，扎根在钢筋水泥森林里面聊以自慰。吾这样表喻，并非漠然看轻城市道路里纷杂有序的生活状态，或许当被生活边缘化的时候，任何一个存在载体都无法装饰已然困窘而麻木的灵魂。从结尾处，我们看到豁然明朗的归程把一切矛盾释然的前夕，背诞城市的诺言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也许，重要的只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相互安慰的一丝热忱。
　　 这是家的热忱，因为有男人和女人，还有消逝的不孤单的远影。
　　 回本溯源，围绕文字里面的灌浇故事情节，一种扑面而至的情感纠葛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婚姻危机在弥漫读者的观感。从第一时间，我会觉得落俗的老套，很平凡的故事性，很平凡的矛盾点，然而作者却能很好的将一切所有的平凡有序地统一起来，让读者并没有抛文离字的感情冲动。小说可说长，长短句并用，读来并没有温吞之感，相反一字一句都抓住了每必触摸到文字深处痛痒的读者的心，可说已经把人物塑造有血有肉、灵感丰富。我在品咂每一个矛盾冲突的间歇，都会悄然跟着角色的情感而游走，这大抵是一种文内牵引，文外相倾。
　　 郁达夫言说：“每一部作品均是作者的自传。”我总是对这句话模棱两可，毕竟每一个作者、每一个作家、每一个触及文字感官的人，谁也无法触及每一部心血之著里面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故事背景，只能相类一些，跟现实生活相冲突的矛盾点迸发的一种文字吸引吧。因而，对于红叶姐反复回味的小说故事里面，沉浸的最多是“无序”的思想，并非“有序”的故事。
　　 抽离故事的原委，但抽不掉小说的精神内核。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评价鲁迅说：“鲁迅在一个插曲中表达一件巨大的事变，在某一个别的人物中表达一个典型。”在《一个人的城市》里周转，也能感触到一件巨大的事变在表达一个群体的典型。最后，我们发现这个典型只是一个人，一座城市，然而城市的笔墨永远很少，少的得只剩下一点吝啬到死的寥寥几句，却无比残忍的筛糠并瑟缩了几个主人公那段离离合合又剪断愁绪的病态生活现象。
　　 这是胜利的，不惮以最好的评价付诸于人物。城市终究是一个人的，佳玲是孤独的，所以会离开；林安然也是孤独的，所以继续躲在城市的围城里；苏苏是孤独的，被抛弃了再回来；小驴是孤独的，偷腥出轨再回到原地。很多人的，其实是一个人的，那么孤独就是很重复而单调的一种病态。这种病态是常有的寂寞，就像每一个人物常在幻想和另一个异性相互缠绵共床的爱情想法。《重庆森林》的一句台词，让相隔0.01公分的爱擦肩而过，显得抽象。可能、也许、大概，最后到肯定一切桎梏，爱情的距离真的相隔0.01公分，爱上的还是本来爱着的人。
　　 那么，很多城市里的人，还在继续孤独着吗？这个谁也不可能知道了，或许城市知道，然而城市固然是孤独的。
　　
　　 一．城市和围城
　　
　　 一股水蒸气围绕在天边，导致情感的热循环在反复升腾。每一度二氧化碳就是一个人的符号，在城市里，在一条拥挤而漠视的冰冷过道上，二氧化碳分解成一句简洁的语言。问之沉默而面瘫的所谓客套，然后擦肩而过。
　　 谁也不认识谁，在城市里，只认识自己。
　　 城市只是一个表象，城市化也只是一个表象，毕竟城市如何热闹，全在人为。城市的大与小，只是人口量变的城市。感情变迁，思想流动，沉默的肢体联系着病恹恹的躯体，与其说在漫步行走，不如说在无休止而无可奈何地爬行、匍匐。这个举动，也多半为了生存，像喘着粗气一样的狗一样乞食生存。
　　 当然，小说根本没有在写城市。而是，那些个在城市里安身立命却相互寂寞不堪的人。
　　 小说一开始，就给我一个苍凉而寒冷的画面，像一句旁白楬橥了一种难以窒息的基调，同时暗示下文矛盾重重的戏剧冲突。这样联系文眼，颇有相互对应之感。佳玲是第一主角，承接她的故事脉络和线索展开，可以是小驴，可以是林安然，可以是于洋，可以是苏苏，可以是路路，也可以是很少提到的冰冰。这些是她爱的人和被爱的人，从花瓣式的环形结构中，这样的叙事很有特点，也是许多名家诸如伍尔夫，普鲁斯特善于构筑的意识流笔法。而真正的内核，永远只是佳玲，这也就意味着这是一篇全知视角下的有限视角，所有和佳玲有附带关系的角色，纯粹是丰满佳玲这一人物形象展开的。
　　 佳玲并不是一个和很多第一主角一样的十分完美的人。她有爱有恨，有感知触觉，可以泰然而忐忑地接受于洋的殷勤，却又虚伪懦弱地拒绝不了林安然多次的关怀。她打多份工，根据开篇多场中介事务所的线索，佳玲找了物资局的雇主于洋和蔬果批发部的新雇主林安然，在此之前，林安然又相继辞掉不少难以招架家庭琐事的保姆，选定佳玲，一半出于感性，一半出于感官。这在佳玲之前是省作协委员这一身份和林安然夫妻曾在编辑部工作相互勾连，也许就是这样一种文字的共性相互吸引，附带一层没有捅破的淡淡的男女暧昧关系。
　　 吃五谷杂粮，食人间烟火，总会有知晓情感。林安然的婚姻危机，转而把爱情嫁接到佳玲身上，多半是因为感情遗失的互补。对于苏苏这个人物来说，小说尽可能地把一些反面特征描摹在此。背叛、出走、弃夫弃子，却又在狼狈的时候吃一口回头草。这些难以忍受的婚姻围城十足影响了家庭伦理矛盾的所有共性，苏苏塑造了一个失败的典型，意味着林安然可以重新开始的起笔，却得不到一个和自己名字一样安然的结局。这时，佳玲出走了，不是挪拉似的出走，而是放手成全安然婚姻的带着解脱和释然的出走。而苏苏回来，在隐性的一条关系链上，也是背弃了日本情人的一次“合理”出走。婚姻是一座围城，从出来到回去，只是安然接受性爱与亲情相互取舍的一次妥协。本质上，很难让局外人接受与此，而局中人却可以接受，无外乎是当局者“迷”的现象。就像之后的小驴和春华，之前的佳玲和安然，苏苏和日本情人一样，围城外再热闹，都要回到围城里面去。
　　 这一点，钱钟书的《围城》很具代表性地写道：“结婚就像金漆鸟笼，笼外的鸟想进去，笼内的鸟想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结果。”这种中国式的婚恋关系，如同一张硕大的荷尔蒙关系网，罩住的一半是火焰，一般是海水；一半是激情，一半是亲情。而激情为之亲情的结合，促成了围城的安固。如若没有路路，苏苏会回来吗？那么冰冰呢？——回去再说。结尾简洁有力，独白撑起了一个深印象，让悬念渐温，回归平静，这是把悲喜剧相互转承的一个过渡，来得很是时候。
　　 从城市的结构中看，所有主客关系都可以是一座城市。人迹因素连成矛盾网，也承接爱情婚变的围城。至于城市属于谁，并不属于从农村打工而来的佳玲，但也未必是已然是城市人的林安然和于洋。只是，人筑成了城市的轮廓，把城市变得繁华的背后，似乎总是一直飘着的状态持续了很久，也盲目地失魂落魄了许久，最终湮没在城市的海市蜃楼里迷失自己。
　　 看似很倥偬热烈的地方，到底容不下一个饱含深情却势必要走出爱恨情仇的世界。于是，城市很荒凉。
　　
　　 二．偶然和必然
　　
　　 从某种特定场合的相遇，小说总要设置一定的巧合，这是一种偶然联系着必然的写作手法。尽管这样的概率一定程度上折损了真实性和现实性，但结合文意和故事的结构而言，合理的巧合铺垫，并不会失分多少。
　　 佳玲和林安然的相遇，很简单，仿佛又很干净。
　　 两人是文人的共性，这是一层巧合；两人是引起男女暧昧关系的情节矛盾，也是一种巧合；两人共有家室，各自的亲情留驻在相隔两地的冷漠和忐忑中，也粘带着一层不那么澄澈的巧合。巧合是塑造戏剧冲突的催化剂，很好地承接了故事结构的整体性和共通性。而之于必然而言，双方必须无法结合的困惑，是因为道德枷锁和文化审判导致的“悲剧”，所以，这很有巴尔扎克的特点，对于悲剧中的喜剧转承，很多时候恰到好处，从不拖泥带水。
　　 比如说，在写林安然和佳玲初识的时候，会因为《说说爱情》这首歌相互爱慕；也通过相互吃饭的时候，会从一个意识流的笔法中，嗅出婚变性爱的味道，但即时通过各自家庭的联想，很好地扼杀这个萌发的困兽冲动。而小驴和小刘的一场性爱描写，一方面是出于报复，一方面的出于精神意志崩塌下的空虚快感。在结尾处的一次反转，佳玲与丈夫离分的短暂矛盾中，再次回到家庭的关系网中，也可以说是从偶然到必然结局的过渡。于是乎，这便是作者言外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电影《大撒把》描写的亦是一对因为出国热导致一方无法签证的北京孤寡男女日久生情的暧昧故事。其中葛优饰演的顾颜和徐帆饰演的林周云的一次次对手戏中可以反复体悟的戏剧冲突，并没有多少波澜壮阔的起伏和回荡，一次次略显干涩而生活化的情节对接和语言对白，令观者为之动容。两人的存在关系并不是夫妻，倒像是一对恋人，但同时又各自承受另一方婚姻关系的桎梏。这份因为签证无果而无奈蜗居的男女关系和佳玲、林安然有异曲同工之趣。这是一种客观形成的偶然，主观上无法形成世界观相同的必然。但因为两者生存状况的相似，从某种程度上达成一定的精神互补。等到林周云被签证通过而对泣顾颜的时候，这场无言的悲剧只能以电影开局就形成的疏途关系而告终。
　　 也就是说，林安然和佳玲即使相互倾慕，也永远逃离不出主观上的必然悲剧。
　　 很多的文学作品也会以此塑造不少的悬念，这份悬念从偶然性到必然关系的结合，从而凸显悲剧性的效果。如若是可以刻画，显现冗沉而赘余，《一个人的城市》并不是因为在描写人性关系的转折当中可以营造的人物性格，而是以合乎情节的巧合，把各个人物关系相互转接，以相互影响，相互承重的方式，方显小说内核所在。举例来说，《活着》和《俄狄浦斯王》的悲剧文学，以福贵家人相继离世和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的悲情过程，从一而终，甚至带着一种宿命论的因素，让读者难以承受之外的一点，便是余华和索福克洛斯所要引申的人性光辉和人性丑陋的两重关系。当然，两者文学的主旨，还是闪烁着积极向上摆脱诡辩神谕、荒白历史的一面。
　　 正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个人的城市》，悲喜剧，本身就是一种偶然与必然的关系。
　　
　　 完笔于2016/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