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我国古代人民十分注重对历史的记述，所以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创立，可以看作史书的发端。记言有《尚书》，记事有《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史书《左传》、国别体史书《国语》和《战国策》等，都是我国最早的史料，但作为史书来说，这些都有着各自的局限性。太史公的《史记》，才是我国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史学著作。该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或者实际统治者的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首创了纪传体编年体方法，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史记》作为史学著作，一问世就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誉满天下，其实《史记》作为一部文学著作，依旧有着开创性的价值。它的出现不仅开创了我国纪传体通史的历史学方法，而且开创了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艺术手法。它以丰富多彩、形象生动的人物活动，向我们展现了长达三千年的历史进程。班彪称《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鲁迅先生更是盛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更是把《史记》当作汉代散文的典范，初步确立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后更是出现诸多对于《史记》著述手法，文章结构，艺术风格，人物塑造，艺术风格，语言技巧等方面进行评述的著作。本文主要从《史记》的文学创作动机、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三个方面浅析一下《史记》的文学成就。
　　
　　 一、《史记》的文学创作动机
　　 首先，太史公所处的西汉，依旧有着“百家争鸣”的流风余韵，文学创作有着开放多元的繁荣景象。而司马迁本人又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从他仗义为李陵辩解而遭受腐刑，可以看出他富有同情心，坚持正义但又容易被个人情感左右，容易冲动的性格，这也是司马迁命运悲剧的直接因果。再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阐述，可以看出司马迁以古之先贤自我激励的态度，同时对于历史人物的深沉关切。这些已经决定了《史记》不可能是一部冷冰冰的史学著作，而是有着作者独特的思想诉求以及抒发情怀的目的。
　　 再来看司马迁的写作目标，《太史公自序》中写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意味着作者不满足于仅仅通过人物事件记述历史，而是要通过这些历史，探究人类生存发展的进程，这就使得《史记》具备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特质。文学即人学，对于“人文”的研究和关照，也是文学创作的根本目的。所以太史公通过历史事实，解析人物形象和性格，并通过“太史公曰”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简介。
　　 《史记》录全文而又不拘泥于史实，通过个人考证，以及曲笔的手法，表现作者自己的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史书的范围，所以也有了更加高超的艺术价值。西汉扬雄在《法言君子篇》中提到“子长多爱，爱奇也。”这一点充分表现出了太史公散文的特点，即透过奇人、奇事、奇言、奇策来表现人物，这些在《史记》的创作中，有着明显的痕迹，体现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观点，增加了历史故事的美感。
　　 此外，《史记》还具有一定的抒情目的。太史公在《项羽本纪》中，毫不吝惜对于霸王项羽的钦佩赞美，不以成败论英雄；在《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一生坎坷报以深刻同情，同时也隐含对自己坎坷命运的叹息；在《报任安书》中更是直言内心感受，言辞恳切动人；在《刺客列传》中，更是歌颂了古之侠士的道义与“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陈涉世家》则不拘泥于史实，反映出农民的智谋与大无畏的斗争精神……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抒发了司马迁自己的情感追求，这可以说是史学著作的一大进步，即通过文学创作的思维和手段来增加史学的趣味性。
　　
　　 二、《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艺术
　　 《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了绝大部分篇幅，而这三部分都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再现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而这三部分中的人物来自于不同阶层，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黎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多达四千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并且大多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刻画得栩栩如生。仅仅是这一点，《史记》就可以看做一部不输于《红楼梦》的文学著作。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着自己鲜明地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相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比如同样好士的四公子中信陵君窃符救赵时就表现出更加高尚的人格，同样是战国策士，张仪的机谋狡诈与苏秦的发奋质拙便有着本质区别；同样是大将之材的淮阴侯韩信和飞将军李广之间的性格更是千差万别……这充分表现了太史公在刻画人物形象时的高超技艺，能够通过语言、动作等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并加以渲染，使之更加立体可感，这也就充分突出了人物个性特征。
　　 太史公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能够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多方面因素，给以恰如其分地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深究这种人物性格产生的原因。比如萧何出身刀笔吏，所以能够因势奉法，并且在治理天下方面有着独特见解；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后也不改其鲁莽豪爽的本性；张良出身儒家，受艺于黄石公，所以有着儒家的仁爱方正和道家的洒脱仙气……这样的塑造手段，与太史公年轻时的游历四方，见识广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外，太史公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仅仅突出其个性，也表现出其共性，即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甚至成为后世的道德准绳。这是太史公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卓越的成就，也最能引发读者共鸣。比如知恩图报：刘邦之于萧何，韩信之于漂母，张苍之于王陵等，这样的情怀，也是中国道德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此外，《刺客列传》中的“士为知己者死”，《伍子胥列传》中的以德报德，以怨报怨，《高祖本纪》中的富贵还乡等思想，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后世，并由此产生许多成语俗语等。
　　 最能体现太史公高超的人物塑造技法的，当属于他在刻画人物形象时，采用了多维透视的方法，使得笔下人物形象显露出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更加生动丰满。比如项羽，既有坑杀二十万秦军，火烧阿房宫的暴虐，又有鸿门宴的恻隐之心，顾念百姓之苦；既有礼贤下士的态度，却又妒贤嫉能；既能与将士同甘共苦，解衣推食，又吝啬至不肯把刻好的官印分发给功臣；项羽既有决胜疆场的豪气，又有对虞姬的柔情。这些矛盾的性格特征，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底蕴和内涵，并且十分真实可感。太史公全面把握人物形象特征，充分展现了人物的丰富性，复杂性，甚至草蛇灰线，旁敲侧处，在不同的篇章中展现同一人物的不同性格，相互补充。这中互见的高超技法，在文学创作中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学习。
　　
　　 三、《史记》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它继承了《诗经》和《离骚》的部分特色，既有先秦诸子散文的酣畅淋漓，又有着独特的艺术手法，而且其丰富的内容，更是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营养和强大动力。
　　 太史公作为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探究历史发展的轨迹，大力弘扬人文主义精神，为后世的创作树立了标杆。这种对于人性和道德的切入，具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特质，而《史记》中对于不同人物不同精神的描述，对于后世人为人处世也有着积极地指导作用。
　　 《史记》也是我国古代散文的典范。在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古文运动，便有着对《史记》章法、句法的学习，此后宋代的欧阳修、“三苏”、曾巩以及明代的归有光、前后七子等人也对《史记》的文章结构、、艺术手法、语言风格、人物刻画等做出了探讨和承继，大力推动了我国古文的发展。
　　 《史记》中的人物塑造手法更是为后世的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比如从人物的身份背景、动作语言等来显示人物性格，通过激烈的，矛盾冲突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对于细节构造，场景布置来增强读者的代入感等，这些技法，广泛应用于唐传奇，明清小说，甚至现代文学的创作之中。这充分体现了《史记》在文学史上，有着教科书一样的地位，有着挖掘不尽的宝藏。
　　 而且，《史记》中的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梁启超曾指定史记“十大名篇”，分别是：“大江东去，楚王流芳”——《项羽本纪》、“礼贤下士，威服九州”——《信陵君列传》、“文武双雄，英风伟概”——《廉颇蔺相如列传》、“功成不居，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旷世奇才，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官场显形，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戎马一生，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汉匈和亲，文化交融”——《匈奴列传》、“商道货殖，安邦定国”——《货殖列传》、“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这些很多都成为后世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成为文学创作的源泉。仅就元代戏剧来说，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便有180多种，就是现代的京剧也有不少曲目取材于《史记》，比如《霸王别姬》。《史记》已经成为我国古代小说、戏剧创作的素材宝库，被反复发掘利用，永远闪耀着光辉。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当之无愧的史学经典和文学名著，是中华文学艺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