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是愧疚还是遗憾？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十三岁，在白云山下的一个小山村里读初中二年级。班上有个叫张文生的学生，他学习成绩很好，却总是一幅发育不良的样子，时常佝偻着腰，乱蓬蓬的头发像是大杨树上的老鸹窝，脸色苍白，还有点黄，就像我们天天都要吃的玉米面掺白面的馒头。文生家在学校看不到的高山那边的那边，到学校要翻山过岭，过河淌水，不停的的走上七八个小时，有时指不定还能遇到狼和羚羊。我家也在山上住，可和他家住的山比起来，我就像住在上海的南京路一般。现在回忆起来，看看地图，他的家也许距伏牛山南麓的南召县域更近一点？所以在过周末的时候他不大回家。总是一个人寂寞的呆在校园里，静静的坐在教室里学习看书，没见他玩过。上体育课他也不行，没跑几步就蹲在地上捂住心口大口大口的喘气，像岸上缺氧的鱼。
　　 听说，文生有心脏病，先天性的。
　　 文生不爱多说话，说话时声音总是很小很低，像个蚊子。且有点奶声奶气的。由于学习好，同学们选他为学习班长，他工作很是尽力，每天都要抱着一尺多高的作业本往返于老师办公室和班级之间。
　　 那时学校已经开始补课，校长说，笨鸟要先飞，咱们从初二就补课，看明年中招能会不会被“剃光头”？“剃光头”就是没有考上一个高中生，我们的学校已经好几年被剃光头了，校长被戏称为“光头校长”。学校要雪耻，所以就决意从补课开始。我和文生及另外几个学生被定为重点培养对象，星期天也不让过，还要在学校里啃着语、数、外、政、史、地大补特补。
　　 文生犯病的频率越来紧了。
　　 他犯病的时候大多在夜间，也就是上晚自习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犯上一次。他犯病的时候，总是用手使劲摁住胸部，脸白的像一张纸，豆大的汗珠布满头颈，头发都是湿的，痛苦的表情令人担心他会不会死去。一般要几十分钟才略有缓解。由于经常犯病，同学们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他不要大家帮助，只是一个人默默的与病魔作斗争，有人问要紧不要紧，他还努力挤出一点笑容，说，没事，不用管我，一会儿自个儿就过来了。他有时只吃点白色的药片。如果放到现在，有这么多的药可供他选择，就是一粒廉价的救心丸，也能挽救他的生命，而且还有红十字会免费做先心手术，他就不会死。
　　 那次犯病实在是太吓人了，他竟然晕了过去。同样是在晚上，而且是下了晚自习以后。
　　 我们慌了神，赶紧报告给班主任张老师。老师已经睡下了，又穿衣起来了。他也是刚从洛阳的中师毕业，学识渊博，经常给我们讲一些理想啊命运啊，还有世界大战近几年就要打响了，有这弹那弹，会拐弯的，撵着你跑。我们奉张老师如神明。张老师看了看张文生，问了一些话后，说，不中，这心脏病可厉害的很啊，得赶紧送乡卫生院！
　　 我们五六个男生在老师的安排下赶紧行动起来，有的同学惶惶去学校旁边的人家借来了驾子车，我去学校操场上抱了一大搂干草，铺在拉车上，同学们轮流拉着推着车子，在颠簸不平的山路上，摸黑向十几里外的乡卫生院里赶去。在走了一半路的时候，文生竟然醒过来了，他微弱地说，不用去医院了，我没事，我不能这样在车上晃动，叫我下来吧。我们哪里肯叫他下来？于是又叫同学上去搂住他，把他抱在怀里，“同学之情”“助人为乐”这类的想法油然而生。这时候哪能听病人的？拉车在路上跑的更快了，颠簸的更厉害了。文生说，我好困啊，我想睡觉，我们吓坏了，觉得只要他一睡觉，是不是就不会再醒过来了？刚才的举动是不是回光返照？我们不让他睡觉，给他鼓舞，给他讲英雄人物的故事，还给他讲望梅止渴的故事，叫他不要睡去。
　　 可他还是渐渐昏去。
　　 终于到了乡卫生院，看到了值班室那亮晶晶的灯光，我觉得里面的神医本事大得很，只要进了医院，文生肯定没事！可是惺忪的医生慢吞吞的动作实在令我们怒万分，心急如焚，他看了又看，叫护士给文生输氧气。那护士去了有十几分钟，才抱着一个枕头模样的东西回来了，她把枕头上那根管子塞进文生的一个鼻孔里，用根二指长的白胶布模着一粘，把管子固定在文生的上嘴唇上。然后她用力挤压那只枕头。才几分钟，她的表情就显现出明显的失望。医生摁住文生的胸又压又挤，不管用，文生依然睡着；医生给文生打了强心针，可还是不管用，文生还是没能醒来。他的鼻孔在出血，他的嘴角在出血，他的耳朵在出血，那血在灯光下黑红，像一条条爬行的蚯蚓。医生走了，护士给他拨去了那根管子，也走了。
　　 在医院前后不过三十分钟，我亲爱的同学张文生就这样去了，他是在黑夜里去的，有星星有月亮。他能看到路，他去的那个地方没有痛苦，没有疾病。
　　 不过我当时真的不相信他就这样死去了，那时我还没有见过死人，不相信人会死的，觉得他只是睡着了，明天还会醒来，会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还会继续收发作业，依旧是那样不自信的笑着，说话奶声奶气。
　　 我们把他抬到了太平间，里面都是蚊子。连个门也没有。他就在那里了。我们走回了学校，才过夜里十二点。不过已经不是昨天了。
　　 我们都睡不着，深受刺激，不敢灭灯。老师带着两个大胆的学生天刚亮就翻山越岭赶往文生家去了，他们带去的，必定是令文生全家悲伤欲绝的噩耗。
　　 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被派往十几里地外的校长家，向他通报这一消息。校长家住的很远，骑自行车只能走一半路，剩下的路不叫路，那是一条山沟沟里的河滩，我们艰难地推着自行车，到校长家时，已经是中午了。校长正端着大瓷碗坐在门前的石堰上吃饭，一长一短两根筷子在黑糊糊的一碗面条里搅合。他看到我们，很是吃惊。
　　 我们和校长赶到乡医院，赶紧到停放文生的太平间看了看，里面仍是他一个人，他的脸色灰白，嘴巴上糊满了大团血沫，鼻孔里、耳朵里都是污血。大群苍蝇围着文生。文生真的去了，文生再也起不来了。
　　 听说文生被家人接回后，用了棵老枯核桃树，中间空了的那种，把他们的儿子放了进去，两头用泥巴糊了，埋在地下。还有的同学听说，文生的坟叫狼扒开了，把文生的内脏掏出吃掉了。
　　 学校鉴于我们几个同学的“突出”表现，给我们发了奖状，上面写着，“见义勇为标兵”。有人说这东西考学可以加分。屁！人都死了，活着的人还要因为这事加分？
　　 秋天，我转学了。
　　 二十年过去了，我不断的反思这件事。如果当时不急于把文生送往医院，不受那样的颠簸，他是不是可以自己醒过来活下去？是不是我们把文生害死了？如果是这样，请原年少无知的我们。因为我已经愧疚了二十年，没能让他活下来，我恨自己不是医生。如果当时的医疗条件好一点点，哪怕只是有几片救心丸，他是不是就可以活下去？如果仅仅是医疗条件的原因，那这将是莫大的遗憾，对不起，文生同学，我们都尽力了。愿你在天国安祥。
　　 二十年可以发生很多事，二十年却不足够长，时光能创造很多记忆，也能洗去很多往事，可对于这件事，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感受如何，也许他们早已忘记此事此人。可是我，却始终无法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