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他乡生活了十几年的我，迫于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常常会在闲暇时感到力不从心。俗话说的好，生活就是一团乱麻，越捋越乱。每当这时，我就会一个人躲在安静的犄角里，回忆起小时候那段艰苦的生活，以此来平衡内心的焦虑。
　　 我出生在一九七一年东北偏远的农村。
　　 七十年代，正是生产队大帮哄的时候。
　　 每天早上，挂在生产队门口大树上的黑色大铁钟一响，父母就赶紧放下手的活或碗筷，急冲冲地前去报道领工（被指派的活），如若迟到，会被铁青着脸的队长记账扣掉半天工分的。辛辛苦苦干一天活，就因为迟到几分钟就白干半天活，不划算。所以，若没有特殊情况，谁都不会晚去的。
　　 那个时候，农民一年四季总有干不完的活。春种、夏锄、秋收，冬储。
　　 我们那个地方是黄色沙土地，适合种花生。
　　 记得有一年秋天，母亲趁着下雨天生产队停工放假的时机，拿着四齿挠子和挎筐，到生产队已经拔完不要的花生地去遛花生。
　　 花生长在泥土里，沾满泥土的花生收获时不易被发现，无论收的多仔细，都不可能一点不落下。
　　 只要下点小雨，花生上的泥土就会被雨水冲掉一小部分，露出白白的花生壳，与湿湿的黑色泥土一比，特别明显，只要用眼睛四处仔细一扫，就会被发现。
　　 那天傍晚前，母亲挎着捡的半筐湿漉漉的花生，拖着两脚的泥泞回来了。雨水顺着头发一滴一滴滚落下来，她脸上挂满了笑容，为了自己今天出去的收获，完全没在意身上早已湿透的衣服。母亲把半筐花生放在屋地上，然后赶紧换掉身上的湿衣服，她一边用毛巾擦着脸上的雨水一边说：“一会儿我给你们烀点吃，剩余的等天晴了，倒在房顶的烟囱后边（怕被人发现），晾干后装起来，等过年时再给你们炒着吃。”我们姐妹五个自然都很听话，就算再馋也没人会去动。
　　 母亲做饭之前，在锅里倒瓢水，再少放点盐，然后把洗干净的两捧花生倒进锅里，盖上木头锅盖点火。排行老幺的我，馋的蹲在灶台门口，看着母亲把灶膛里的火烧的通红。不一会儿，锅边就冒热气了，香味也随之飘了出来。我砸吧砸吧嘴，咽了几口唾液问母亲：“妈，啥时候能吃啊？”
　　 “再等一会儿，要把锅里的水靠干，盐才能渗进花生里，吃着才香，有滋味。”母亲一边继续烧火一边回答我。
　　 我急不可耐地围着锅台转，恨不得立马吃到嘴里。
　　 总算停火要开锅了，母亲吩咐我去找个小盆来。我立马三步并作两步小跑着去取盆，然后看着母亲掀开热气腾腾的锅盖，那少的可怜的一点花生干巴巴地贴着锅底躺着。母亲用铲子小心翼翼地把熟花生装进盆里，我猴急地伸手上去捏起一个花生，还没来得及拿起就被烫的“啊”的一声掉在锅台上。母亲急忙放下手中的铲子，抓起我的手看看，拇指和食指的手指肚被烫的通红，母亲一边心疼地用嘴吹着一边略带责备地说：“这么烫，你急啥？等晾凉了再吃不行嘛？还疼不疼了？”
　　 “疼。”我老老实实地低声回答，眼睛一时都没离开眼前的那盆熟花生。
　　 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看着我大笑着说：“烫手了吧，小馋猫，看你以后还嘴急不？”
　　 “我乐意。”我气急败坏地回答。
　　 母亲从碗架柜里拿出酱碗，用筷子头沾点酱涂在我的手上，立马感觉冰凉的。母亲说：“涂上过一会儿就好了，小心点，别蹭掉了。”
　　 我翘着两个手指点点头说：“知道了。”
　　 母亲把花生盆端到屋外门口，把门推开一道缝，一股凉丝丝的风吹了进来，母亲将盆上下煽动几下，很快花生就凉了，母亲把花生倒在竹席上，然后分成五堆。大姐说：“老妹儿受伤了，就让老妹儿先挑。”我这堆看看，那堆比比，然后选了一堆自以为是大堆的花生，其余的姐姐哥哥每人一小堆儿，父母只是拿起两个花生尝尝而已，他们微笑着看着我们吃。
　　 雨过天晴过后，母亲把花生倒在房顶烟囱后边，没过两天，花生就干的摇铃铛（一晃花生，里面的花生仁就活动了。）了。母亲把花生装进父亲编的柳条筐里，挂在屋外挑檐檩上，即通风下雨还浇不着，外人看不见孩子也够不着，一举多得。
　　 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突然有一天上午，生产队会计领着两个拿着麻袋的人进院了，母亲急忙迎出去，我们也跟着来到院子里。来人说：“有人举报你家里有花生，赶紧拿出来吧。”
　　 “我家哪来的花生？没有。”母亲不想把顶风冒雨捡回来的花生交出去。
　　 会计敞开手中的麻袋说：“你看，我们在挨家收，不光你们一家捡，你不交出来，别人也不会交出来，那我们回生产队咋交差？要不，你把屋檐下挂着的那个筐拿下来我们看看里面装的啥？”
　　 母亲的脸红了，她说：“家里孩子多，就捡那么一点花生，你们还要给收走。”
　　 会计说：“没办法，一家看一家，谁也不能搞特殊，还是把筐摘下来吧。”
　　 母亲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极不情愿地从挑檐檩上摘下筐递给会计。“哗啦啦”，会计把筐里雪白的干花生倒进麻袋里，又把空筐递给母亲，然后三个人背起麻袋走了。母亲看着手中的空筐后悔地说：“不如捡回来时就都给你们烀着吃了。”
　　 过年时，生产队给每家每户分上三斤或五斤带皮的花生，僧多粥少，几天就吃没了。
　　 每年过了正月十五之后，生产队就开始让妇女到生产队社房子扒花生种子。
　　 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我们村的生产队坐落在屯子西南头的大道边。一排东厢房靠南头隔出一间豆腐房，每天做上两板大豆腐，全村人只能用黄豆交换，去晚豆腐就没了。其余的做仓库，里面装满了各种粮食。一排朝南的正房是一个直筒的空屋子，用来集中搓苞米、扒花生、扒麻杆，或下雨下雪能拿到屋里干的活就在屋里干。偶尔冬闲时，生产队也会请来个二人转草台班子，就在屋里搭个台子唱戏，台下屋里挤满了村里村外的看戏的人。正房和西厢房没有连接上，拐角处拦个木头们，里面圈着生产队养的十几头猪，逢年过节杀两头，一家一户分个一斤二斤的猪肉。一排西厢房两头各隔出一间，北头一间是草料房，里面装满了铡碎用来喂马的谷草，南头一间用作饲养员和打更人住宿，里面一铺火炕，炕上铺着一张竹席，两个灰不出溜的行李卷堆在炕里。中间是马棚，长长的一排木头马槽，马槽上边的横木上，拴着马缰绳，生产队所有的马匹都拴在这里。挨着西厢房南头是场院大门，又大又宽敞的场院，每年秋天，里面都堆满了没有脱粒的五谷杂粮。生产队大门开在东厢房南边，进门的南边还有一个用土墙围起的牛圈。牛圈墙外是生产队囤积的粪堆。
　　 每年，过了正月十五，男人用镐刨粪，妇女坐屋里扒花生种子。
　　 为了防止大家把花生种子偷出去，队长专门委派一两个信得过的亲信负责看着，不准偷也不准吃。每天收工时都得把衣服兜翻过来检查，确信无疑才能走出屋门回家。俗话说的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即使这样，心眼多的人仍然能把过生带回家。
　　 有的人缝两个小布口袋，把花生仁装上后绑在小腿肚子上或缠在腰上，那时人穿的衣服裤子都是宽松肥大的，不用手摸根本看不出来。
　　 有一天早上，母亲临走前把我叫到跟前，附耳几句让我一定要记住。
　　 我是个乖乖女，很听母亲的话。母亲走后不久，五六岁的我就到生产队院墙外去玩了。
　　 母亲在屋里扒了一大阵花生，趁看管的人不注意，抓了几把花生仁揣进衣兜，然后借助上厕所的机会出来了。母亲趴着墙头喊我，我一溜烟似的跑进院子。小孩子经常在生产队院子里玩，是没人会注意的。母亲偷偷地把兜里的花生仁掏出来，装进我的衣兜里，然后小声叮嘱我说：“赶紧回家，别跑洒了让人看见。”
　　 我点点头说：“知道了。”
　　 就这样，我每天都能揣两兜花生粒回家，架不住积少成多。生产队扒花生是个慢活，再加上闲时人多混工分，大家都是坐在那里磨洋工不出活，一扒就是十天半个月的。大家都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各有各的道往出偷花生，谁叫那时家家户户都处在缺吃少喝的年代呢，这也是被生活逼迫的。
　　 后来，听母亲讲了一个因无知而导致即坑人又能笑死人的事情。
　　 春天，生产队种花生，为防止大家偷吃花生种子，队长和领工员商量决定，花生种子在出仓库时，当着所有人的面都拌上马尿，结果，那一年花生一棵都没长出来，你猜为什么？原来马尿把花生胚芽都给烧死了呗。这件事，全村人一直笑了好多年。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土地承包到户了。从那时起，农民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用再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地出去捡花生偷花生了。
　　 我家人口多，分了十多亩地。母亲靠一边拿出五亩地种花生。
　　 到了秋天，一家人忙忙碌碌地把拔回来的花生都堆在园子里。
　　 晚上，父亲把电灯拉进园子里，又在两个凳子上横放一根粗圆木头，我们一家人就在灯光下，一把一把地在木头上摔花生。花生在力的震动下，掉在地上，手中的花生秧则规矩地摆放在另一边，晒干了烧火或喂羊。一天拉回来的花生都要贪黑摔出来，否则堆在一起会捂（花生变黑）。然后，用扁担一筐一筐把摔出来的花生拽到屋顶上去晾晒。
　　 每天中午和晚上放学回来，我都顺着梯子爬到屋顶去翻晒花生。
　　 天气好时，晒两天就能在屋顶用铁锹扬场了，把裹在花生里的花生叶子迎风扬出去，这样，花生不但干净了，而且干的也会更快。
　　 现在，家家户户都种花生，想咋吃咋吃。烀着吃、炒着吃、过油吃、挂腊吃等等变着法吃，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
　　 后来，母亲教育我们说，做人要像花生一样，踏踏实实谦虚地扎根在泥土里，即使开花也是极不显眼地躲在叶子底下开放，不到收获时，谁也看不到它是否结出了果实。虽然花生貌不惊人，但营养价值却不可估量。做人就要脚踏实地，不可张牙舞爪，自私自利。母亲还说不让我们别学她，她们那个年代的所作所为都是让生产队大帮哄给害的、被苦日子给逼的，实在是没办法了，才会投机取巧。
　　 再后来，我在学校又学习了许地山的那篇《落花生》，更加深了我对花生的重新理解和认识，也让我更加懂得了做人的真谛。
　　 现在想想，真的应该感谢小时候的那段苦涩经历，若没有那时吃过的苦，怎么会尝到现在的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