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深秋，我被分配到康县文工队工作，自此与张董家结识。不久知道他因写过剧本而被县委宣传部看中，从康县邮电局调到了县委报道组，那时候我也是因为曾写过剧本而被分配到文工队的，便对他格外注目。四年后，我也调到了县委报道组，于是我们成了同事。那时间，我们都不写剧本了，而是改为专攻小说创作，故而除了工作关系之外，在业余爱好上又有了进一步的交往，成了文友。
　　 董家性格内向，言语、行动总是从容不迫。我曾对人戏说：就是一辆车以五档时速从他身后急驰而来，他也不肯奔跑躲让，依旧会慢条斯理。董家勤奋好学，经常埋头苦读，同时又善于思考，写作上日渐进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便在《飞天》、《陇苗》、《白龙江》等省地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作品，《洁白的银耳花》便是他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使得他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陇南文坛上成了一颗耀眼的文学新星。早期文学创作中的董家，把自己的情感深深地融入康县的山山水水，作品虽不免稚嫩，但情真意切，难能可贵。
　　 那个时期，是我们勤恳笔耕的重要时期。我们都二十出头，但志向高远以苦为乐，每个月只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写新闻，依旧在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甘肃广播电台、县广播站频频发表和播出稿子，受到县委领导的多次表扬，另三分之二的时间我们就用来写小说，搞“副业”、干“私活”，亦得到领导的默许和肯定。这时间，在文学创作上我总是以董家为比较参照的。我常常在内心想：如果不奋起直追，不顽强努力，就赶不上我身边的这位文友，就会落伍，就会一事无成。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我的这位同事、这位文友的奋斗精神、写作成果，激励了我，鞭策了我，使我不敢懈怠。于是，我紧随其后，也陆续在省地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作品。至今回想起来，我对董家仍怀有一份感激之情。
　　 八十年代中期，我和董家都先后调离了康县，他成了地区文化处创研室的一名专职创作员，我则到了陇南报社当了一名副刊编辑。此时董家已经成家，夫人很贤惠，使他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为他潜心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好环境，真令人羡慕。当时我还是单身汉，董家便隔三差五叫我去他家吃饭，让他夫人做墨鱼面片，非常可口，至今令我难忘。在事业上，我俩虽供职于不同的工作单位，但几乎经常在一起切磋，一同参加省地举办的各种文学创作活动。每当他的作品发表，我都要认真拜读，学其之长，补己之短。这时期，董家的创作日趋成熟，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笔调优美细腻，以讴歌纯洁的爱情、亲情、友情和大自然的旖旎风光见长。文如其人，这时期他的许多作品都倾注了他的追求、他的思考和对生活的热爱与赞美。
　　 到了九十年代后，他在武都洛塘山区挂职，其红土河系列小说、散文，便是武都洛塘红土河地区山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受陇南山区风土人情的熏陶，使他的作品更加成熟，成了他创作新的里程碑。后来，我们又在地区文化处一同共事两载，再后来又先后担任过地区文联的专职副主席，可谓与董家缘源之深、难解难分。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俩分别供职于不同的工作岗位，都在陇南文坛上逐渐黯淡了，没有了切磋，但我依然关注着他，希望读到他的新作，但未能如愿。几十年潜心文学创作，过多地耗费了他的心血，使得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又是那样的内向，从不肯向人倾诉，又不善于发泄，终于积劳成疾，直至英年早逝。
　　 一个人的一生很复杂，也很简单。复杂在于人对外界永远是个谜，令人难以揣测；简单在于人的作为总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一目了然。董家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有作为的一生，他对我们陇南文坛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不仅以奋斗充实了自己的人生，丰富了自己的生活，赢得了人们的肯定与尊重，同时他还影响了一大批有志文学创作的青年晚辈，为今天陇南文坛的繁荣兴旺起了积极的助推作用，使得陇南文坛群星灿烂后继有人。就董家个人而言，英年早逝，可能还有许多的遗憾，但就他所取得成就而言，他已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家人，对得起社会了。
　　 而今，我缅怀这位老同事、老战友，心情是沉重的，陇南文坛失去了一位大将，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损失。我从此也失去了一位文学上的参照者，失去了一位曾经激励过我、鞭策过我的老文友。逝者长已矣，生者当继续努力！
　　 谨以此文祭奠董家，祝愿他在天堂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