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僖公十七年，齐桓公死，宋襄公欲继承桓公霸业。楚王初以宋襄公为盟主，后于僖公二十一年于孟地捉宋襄公，不久又将其释放。不管楚王这么做的目的何在，但足以说明楚并非真心拥戴宋襄公。随即宋襄公联合几个诸侯国进攻归附于楚的郑，楚遂伐宋以救郑。战于泓。
　　 宋大司马子鱼谏曰：宋军已经摆好阵势，楚人尚未度过泓水，不如现在就进攻他们（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请击之。）宋襄公答：不可。楚人度过泓水，却没有摆好阵势，司马子鱼再次请战。宋襄公答，还是不行！等楚军摆好了阵势，再进攻它（既陈而后击之）。如是，宋军大败，襄公伤于股。
　　 宋国人都责怪襄公。襄公说，君子在战争中不再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俘获头发半白的人。古人作战，不靠在对方处于险阻时取得胜利。（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险阻也。）
　　 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宋襄公摆出一副仁义长者的姿态。两千年多年来一直被视为愚蠢迂腐，委实不冤。但是，身为一国之君，春秋五霸之一，又一度被拥戴为盟主，即便称不上一代雄主，但也一定有过人之处。如此匪夷所思之举，背后又折射了宋襄公什么样的心态和算计呢？
　　 春秋时期，承周天子之法。从政治到社会生活，从宫廷到民间，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层面都以仁义礼仪为重。反应到战场之上亦如此，征战沙场的也不是普通的百姓民夫，而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贵族阶层。战斗的展开亦讲求礼仪和程式，一如绅士间的决斗，彰显体面，在战斗中不符礼仪的行为将会受到大家的鄙视，不择手段更为不齿。在这种我们今天看来十分荒谬的时代背景下，宋襄公既被推为盟主，凡事必定以正统自居，处处讲究所谓礼仪规则；同时联合许，卫等国，未必将楚国放在眼里。既战，若听从子鱼的建议，击楚于未稳，则胜之不武，有损盟主的体面。反之，如果等到对方一切就绪，双方沿习既定套路，当面锣，对面鼓。这样的胜利，何其浓墨重彩？在舆论上更是占据优势：对待敌人我尚且如此，为人君者，又该如何亲人爱民呢？
　　 那么失败了呢？失败也是因为我太仁慈的原因呀。因为我不想击敌于不稳，不想伤害兵员，不想俘虏老头子。凡此种种，绝不是因为技不如人。人们应当传诵我的仁慈而不是取笑我迂腐。战争虽然失败了，却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落得个仁义的好名声，也算得上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了不起我只伤个大腿而已。
　　 这两头讨巧的事，只能说明宋襄公太精于计算了。想成就霸业，却有妇人之仁；不忍伤害病弱，却又主动发动战争；身为三军主帅，却以道德楷模自居；身为人君，却处处首鼠两端，不堪决断。作为合格的政治精算师，宋襄公是万万不能做老大的。
　　 可他偏偏就是老大。 司马子鱼也没办法，他说，您爱惜伤员，那还不如根本就不要伤害；您爱护老头子，可老头子也是敌人。敌人只要不死，就还会和我们战斗。您不伤害这个不伤害那个，您让我们的战士情何以堪那？您干吗不干脆投降拉倒呢？
　　 宋襄公被人当做千古笑料也就罢了，实用主义的实干家司马子鱼先生还被拉上做了两千多年的人肉背景，若非被气得要撞墙，身为臣属的司马子鱼大概也不敢跟自己的领导发这样的牢骚。本来简简单单的刀枪棍棒的事情，却被人为参杂了那么多战争以外的东西。这种让人肉麻的暖男作风，端的要被历史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