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弟子向孔子讨教关于死亡的看法时，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可见，这位大智大慧的圣人所关心和研究的是人活着的事情；对于死亡，他是讳莫如深的。司马迁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衡量一个人到底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仍然要看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古往今来，重于泰山者凤毛麟角，而轻于鸿毛者俯拾皆是。
　　 死亡，对于单个的人来说，是人生的最后一次经历和体验。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不可能对死亡的本质进行最具权威性的揭示。死亡，只有死亡了的人自己知道，但这却是一个千古之迷。因为，正如莎士比亚老先生在《哈默雷特》里说的那样，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从死亡的神秘国度中回来过。是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地告诉我们，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对于死亡，我们只能想象，推测。一旦我们真的知道了死亡，我们也就无法告诉于世人了。那么，就让我们站在自身的角度，以一个活着的人来想象，来推测吧。
　　 我想，最能启发我们的是“睡死”这个词。一个无忧无虑的夜晚，你一觉睡到天亮，醒来了，你对睡熟的那段过程一无所知，你说你睡得好死。这个睡死，就好比你死亡过，你没有任何的意识活动，没有梦，也没有记忆。因此我说，没有梦也没有记忆的彻彻底底的熟睡，便是死亡的参照感受。因而，活着的人说死了的人是“长眠”；也就是说，是永远的熟睡。
　　 对于死亡的认识，最初，也是最直接的，是来自对自己亲人的死亡的印象。绝大多数做儿女的人都会看到自己父母的死亡。我的父亲、岳父，在他们由生骤然跨入死的时候，我都守侯在他们身旁。我对死亡的最初认识和关注，也是从他们死亡之时开始的。许多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我一觉醒来，而又暂时没有进入第二轮睡眠的这段时间里，我会忽然想起他们。我醒过来了，而他们却永远不会再醒过来，他们留给我的仅是一些亲切的断断续续残缺不全的记忆。由此我又想，再过若干时日，我也会不再醒来，而我的儿子在他醒来之后，也会有着关于我的一些零零星星的记忆。——于是，就有了我的这篇文字的一个话题：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不可抗拒，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那么，人就应该倍加珍惜活着，好好地活着这段为时并不太长的活着的时光。活着的脆弱，活着的不易和活着的有限，是我们应该珍惜活着的唯一的最大的理由。活在这颗星球上的六十多亿智能生命，以及他们之前和之后的人类，生命的形成和消亡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他们活着的方式、活着的准则和活着的目的性。
　　 生命本身只是一个过程，没有因，没有果，不为什么目的，也不为什么功利而产生，而存在，而消亡。很偶然地，你成了生命，你来到了人间，然后你走过了一段叫做活着的过程，然后，你死了，就是如此简单。佛家用“生”、“驻”、“坏”、“空”四个字来阐释生命的过程，是非常恰当的，是对生命产生、存在和消亡的整个过程的高度概括。如果非要给生命的这个过程附以一种意义的话，那这种意义便是活着本身。作为单个的人，你为自己活着；作为社会的人，你既为自己活着，又为别人活着；作为生物的人，你为活着而活着。为自己，你活得愉快就行了；为别人，你活得让别人愉快也更伟大。——这便是人生的意义吧？
　　 说人有三生之世，可以不断轮回，那是自欺欺人。无论是主流科学，还是宗教迷信，都无法拿出令人信服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来充分证实这种轮回的存在。当今一些前卫科学家，提出了宇宙是由十一维空间构成的，我们生存和感知的这个三维空间只是其中很小很狭窄的一部分。这个假说似乎可以给人死后的灵魂寻找其他的去处，但它仅仅还是一个假说，还没有找到开启那到底是否存在的十一维空间的钥匙。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吧，人有一生一世，就已经非常难得。你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你与这颗星球上所有的同类构成了一切的伟大，你与父亲和儿子链接成了没有止境的人类历史。从茫茫人海中分离出来，你如同一只蚂蚁一样渺小；从家族血缘的链条里分离出来，你如同一块石头一样无根无基。你不必为生而荣幸，也不必为死而悲哀，你主宰不了这个始极和那个终极，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已足以说明一切。这个星球不为单个的你的生而添彩，也不为单个的你的死而减色。无情是客观世界的本然，是死与死的绝对；有情是主观世界的人为，是生与生的相对。
　　 我在电视上看到，在内蒙古草原上打井的英雄团长李国安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不来打井，别人也会来打井；我不来受苦，别人也会来受苦。就是这两句平淡无奇的话语，使我对这位英模人物肃然起敬。只有始终保持平常心的人，具有自知之明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只有历经沧桑，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感悟之后，才会懂得自身的平凡和渺小。伟大出自平凡，不是英雄人物的自我谦虚，也不是人们对英雄人物的有意贬低，它实实在在是一个真理。在这颗星球上，在六十多亿纭纭众生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仅仅是沧海一粟。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需要，特殊的经历，以及特殊的苦难等等，都可以把平凡的人造就成英雄人物；而且，英雄人物从来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独行侠，英雄人物离不开平凡者的众星捧月和共事追随，他必须与最广大的平凡群体水乳交融，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创建和完成伟大的英雄业绩。
　　 岗位、需要、责任……这些都巧合地安排在了你身上，安排在了我身上，安排在了他身上。钉鞋的和鞋厂的老板，士兵和将军，老百姓和官员，等等，都一样是人，原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岗位不同，工作性质不同，社会需要和社会分工不同，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或感到卑微的，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小狗并不因为有大狗的存在而感到自卑。在生命的形式与内容上，在生与死面前，谁也不比谁优越，更不可能超越。
　　 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一个叫张思德的人，在陕北安塞县山中死于一次事故，事故的原因是烧木炭的窑塌了。当时，张思德只是中央警卫团的一名普通战士。在那个年代里，别说死一个战士，就是死一个赫赫有名的将军，也是常有的事。然而，三天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却从这位普通战士极其平常的死亡事件中提炼出了一个光辉思想，并以这个光辉思想为题，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追悼张思德而召开的大会上，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从此，这五个常见常用的汉字便被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追随者的最高宗旨，一直延续至今。
　　 民本思想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管几千年的实际情况与此正好相反，但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唐太宗和魏征还形象地把民与官府的关系比喻为水与舟的关系，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是，为人民服务，而且还要全心全意，确实是一件极难做好的事情。就连提出了这个光辉思想的老人家本人，也未必就是实践中最光辉的典范。拿他老人家自己的话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天呐，一辈子做好事，谈何容易！雷锋、焦裕禄已是盖棺定论，他们的一生是短暂的，在短暂的一生中，他们做了许多的好事。而在数以亿计的茫茫人海里，又能找出多少个雷锋和焦裕禄呢？所以，我们至今仍在教育，仍在强调，仍在重申，仍在呼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两个务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等，归根结底，最终还是要落脚和体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
　　 湖南衡阳一幢楼房的坍塌，造就了二十位革命烈士（我认为革命烈士这个荣誉称号在我们处于和平与建设时期的今天，已经过时了，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但又想不出一个足以取替的名词来）。军人、警察、消防队员都是特殊身份的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是我们社会不可一时或缺的职业，一旦从事（而不是选择）了这种职业，就必须自觉或不自觉地具备一种随时献身的精神，没有谁强加于你，这是职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那二十位革命烈士，是不是个个在活着的时候每天都在做好事，姑且不论，但仅就这一次也就足够了。他们在忠实地执行自己的公务，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以身殉职了，他们救出了被大火围困的四百多名群众，四百多个鲜活的生命，而在救一座建筑物的时候猝然被夺取了自己的宝贵生命。面对二十个消防队员的死亡，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血染疆场，马革裹尸，是军人的最高境界；殉身火海，忠于职守，不也是消防队员的最高境界吗？他们生的未必伟大，而死的确实光荣！
　　 所以，人并不见得必须一辈子都要做好事。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即便是圣人也很难做到。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只要不做坏事，就已经很不简单。如果能在他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在他人遇到了困难，在他人有了麻烦的时候，你能伸出一只援助之手，就更伟大，更了不起了。我们不能求全责备，苛求每一个人一辈子只做好事而不做坏事。一个人的人格过于完美，便不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了。我弟弟逢人就笑，不善言辞。在许多人的眼里，他都是一个老实到家的窝囊人。有一次他偶见一个人落水，便不顾天寒地冻扑进水中搭救了他，结果他自己被冷水惊病了。当有人埋怨那个被救的人竟然不来医院看望他一眼时，他却憨厚地一笑了之。在我心目中，弟弟已经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了。
　　 生与死，是一个非常古老，又永远无法穷尽的话题，我还能说出什么新鲜的意思来呢？从秦始皇开始，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时代里，曾经出现过四百多个皇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企求过长生不老，或祈祷于神灵的保佑，或寻求于神仙的秘授，或迷恋于丹药的奇效……结果都适得其反，享年很短。有个宋人就曾经感叹过：纵使千年铁门槛，难挡一个土馒头。俗话也说：百年不见满城人。既然我们都会死去，既然人身难得，而又生之不易，生之艰难，生之有限，那我们就应该好好地活着，尽量让自己活得愉快些，也尽可能地让身边的人因自己的活着而愉快些。
　　 就连孔圣人都说：不知生，焉知死？我们也就不必过多地去追究和知道死，我们就把握生吧——做一个知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