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每当听到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但同时也不免产生一点小小的疑惑。
　　 想当年，我曾见过二爷赶的旧式四轮木车，庞然大物，三四头牛拉着，呼隆隆地像雷霆一般地走过。由于它的轮子四周都镶有厚厚的铸铁，也叫铁脚大车。不过，从前我的乡下老家通常都叫它“太平车”。笨重的车身，滚动的木轮，黄泥路上常常留下两条深深的辙沟。我也曾见过下田耕地时牛驴拉的那种雪橇似的驮车，没有轮子，只是靠坚实的底框在地上死拽硬磨，走过去两道平滑的印痕光亮亮的。
　　 还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出村往东，一条泥土路，去学校有二里多。每天上下午，高年级时还有早晚自习，来来回回好多趟，在我的印象里，那车辙沟又深又宽，好像两条平行的车轨暗槽一直在延伸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是两条，更何况当时还有我的小伙伴榔头，他也能够作证，又怎么能说“路上一道辙”呢？
　　 我和榔头是要好的朋友，年龄大小差不多，又同住在一个胡同里。每天上下学的时候，互相喊着，都是俩人一起走。正如我爷爷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骆驼蹄子，总爱走个猴路。”每次从家去学校，我们俩一前一后，就走在靠南面的那道车辙里；回来的时候，则走在北面的那道车辙里。有时并排，肩搭肩地搂着，则各用一只脚插在车辙里，就如当年跟着犁子拾红薯，骑着辙沟的一边一模一样。
　　 有时我们走路不老实，东倒西歪，晃晃悠悠，走着还趣着辙沟里的尘土，踏着踩着还踢着落在辙边的泡桐叶；也有时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棍拄着，佯装一瘸一拐的，或当竹马、或学盲人，棍头就在车辙里一戳一滑；还有的时候，顺着辙沟，玩一种叫做“弹弹珠”的游戏。弹珠是一种红黄蓝相间的花心玻璃球，是从游乡挑子上用破烂换来的。上课时装在衣兜里，走在路上，便你一下我一下地来回打，那圆溜溜的球球儿就在车辙里不停地滚动。
　　 再好的朋友，也有闹别扭的时候。我和榔头一旦有了矛盾，就谁也不搭理谁，相互各走各的，用这种孤独式的“煎熬”来考验对方的心理承受能力。说来也好笑，明明是赌气，一个走南边的车辙，一个走北边的车辙，有时还故意地并排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你走我也走，你停我也停。小小的毛孩子，哪有什么正性，再说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都是些我先你后、你输我赢之类的鸡毛蒜皮，说不定谁一时存不住气，一偷笑，两人又跑到了一起，走在了一个车辙里。
　　 犹记得那时的车辙，大的我们通常叫做“车辙沟”，小的我们一般叫做“车辙印”。我和榔头当年上下学一起走的就是车辙沟，那是生产队时公家的马车留下的。马车，顾名思义就是骡马拉的车。这种车，车杆很长，车厢也很大，是我们乡下当时最为常见、也是最大的载重工具。一驾马车，常常由三四匹马拉着。当中驾辕子的，我们叫“辕马”，通常比较高大；前面并排的几匹，我们一般都叫它“跑梢子”的。
　　 当时的马车既威武又雄壮，赶车人讲究个门面，出门在外的，每匹马的脖里都挂有金黄的铜铃铛，有的还带着红缨子。在行进的途中，马蹄踏踏，铜铃铛铛，大车辘辘，真的很有气势。蒋大为的那首《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正是那时的真实写照，“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哎咳依呀，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哎咳哟……”载重的马车驼驼地驶过，厚厚的橡胶轮胎刚刚压过，乡间泥土路上留下的那两道深深的车辙，很多时候，一串串“八”字形的胎纹，清晰可见。
　　 因为大队部就在我们小学校的前面，每年各生产队不但要往大队运送粮食、油料、棉花等劳动产品，还要从大队拉回塑料、化肥等生产物资，马车来来往往，因此就留下了这大而深的车辙沟。当然，各生产队上缴的物质，大队还要运往公社（当时的乡镇），公社还要运往县里；反之，下发的物质也需一层层地配送。当时的我虽然就不清楚这里面的细节，但我想那两道车辙沟一定是四通八达。一道又一道的车辙，从小小村落到大队公社，再到县里，或许就走向了四面八方，就汇入了正如开头歌里所唱的“我的祖国”。
　　 一个从乡村泥土路车辙里走过来的孩子，祖国在我心目中，真的不是巍巍泰山、滔滔黄河，也不是万里长城、宏伟的故宫。虽然我曾看到学校上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我也曾看到阳光下蓝天上放飞的一群群白鸽，说真的，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故乡的“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还有路上那两道车辙。
　　 还记得放学回来，拿块剩馍，喝口凉水，挎上篮子，到田野里割草。满地的庄稼，或绿或黄，一条条小路，纵横交错，走在稍高的“鱼脊骨”上，两边都是木板车留下的车辙。车辙里长的有草，大都生命力很强的那种，已经被碾压得筋伤骨折，成了高等残疾，还伸着手臂、昂着头，匍匐前行。有时，刚下了雨，车辙里满是水。小草喝饱后，洗浴过，也不忘把美丽高高地擎起。那一粒粒的晶莹，把阳光的七彩全部装下，车辙就成了它们共有的家。
　　 九岁那年，我开始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我记得跟着大人干的最多的一项活，就是推车。每年的秋收结束后，田野里一片空旷。耕地前，生产队要组织人员往地里运送肥料。那时的肥料很简单，它主要成分是将麦秸草和土，两者兑在一起，在夏天高温雨水的发酵下积成肥，最多再加些牲畜和人的粪便闷一闷、倒一倒。
　　 当装满粪肥的车辆组成的大队人马开到地头的时候，面对长长的地身和刚收过庄稼的白茬，最要紧的任务便是“冲辙”。所谓的“冲辙”，简单地说就是前锋开路。冲辙的时候，一人驾车，两人各在一旁推车。驾车的常常是棒劳力，推车的往往是妇女或像我一样半大不小的娃子。中间驾车的弯下腰去，两手紧握车把，勾着头，两眼盯着地上的茬垄，前腿弓、后腿蹬，车襻挣得紧绷绷的。
　　 两边推车的各持一个车小把，趔着身子，撅着屁股，像驾车的一样弓腿弯腰，使劲往前推。只听驾车的一声“走”，三人同时用力，一口气往前冲。如果一下子实在顶不到头，中间可以休息一下，大家各自擦擦汗，看看前方还有多远，再看看后边追上来的车。一两分钟缓缓劲，又猛地出发了。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长城非好汉，最后咬咬牙，也要冲到地头，冲压出两道坚实的车辙。
　　 三五辆车，照着前面冲出的辙，一而再、再而三，奋力地冲过去，慢慢地车辙也就成了一条路，不用再推，后面拉车人就会变得轻松了许多。“冲辙”就是在没辙的空地上冲出辙来，这就好比鲁迅先生的那句名言所说：“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冲辙”贵在一个“冲”字，成在一个“辙”字。“冲”是一种力量和勇气，也是一种自信和坚毅；而“辙”不仅是一种开拓和进去，也是一种继承和创新。
　　 想当年，在干各种农活的过程中，给我印象很深的，除了冲辙，便是循辙。东坡八十亩黄沙地，每年的秋季，生产队里通常都栽种一种叫做“南京红”的红薯，收获的时候，大队人马带着干粮，老早的去，割秧子、出红薯、捡拾整理、分堆过称，直到一家一户装上车，早已是天昏地暗。由于离家远，来回一趟不容易，狠载一车装，高高的半截箔材做成的围栏填得实实的，哪一车少说也有五六百斤。
　　 再加之满地开花，四处布点，想循一条车辙都很难。往往是一家大小全下手，就着星光，或映着远处不定谁家一闪一闪的手电筒的灯光，拉的拉，推的推，实在不行扳辐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发现了车辙印，那分喜悦、那股高兴劲，真的可以说是无与伦比。循着车辙，轻松省力，车行稳妥。如果麻痹大意，车轮出辙或出轨，轻则会陷进去，难以脱身或自拔，重则就会翻车，造成更大的麻烦。
　　 曾记得从前有句俗语就叫做“前有车，后有辙”。作为生活中的常用语，这句话用在不同的场合，往往意思也不尽相同。一个人要做某件事，苦于没经验，心里胆怯，明白人就会告诉他：“这也不难，前有车，后有辙。”他的意思是说照前人的做法去做就是了。这有点像豫剧《朝阳沟》里栓宝爹的那句唱词：“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有时，一个人因做某件事而被指责，他也会理直气壮地说：“前有车，后有辙。”那意思是他所做的事早有先例，有错也不能完全算在他身上。这明显是一种推脱责任的话，明明自己做的不对，也已经认识到了，却不敢承认与面对，只是说受了别人的影响，跟着跑或随大流而已。在中国的世俗文化里，“法不罚众”似乎是一种天然的逻辑。
　　 现在想想，我们通常所说的路上的车辙，的确是两道。因为车子要保持平衡，一般都是左右两轮或四轮承重。但我也曾听父亲讲，过去确实有一种手推车是“独轮车”，又叫“狗头车”。这种车只有一个木轮，靠两块夹板支撑，像前方朝着，车身像一架梯子，梯子末端自然引伸部分为两个扶手，即车小把。当年发黄水爷爷的逃荒和父亲去鲁山修赵平台水库，都是用的这种车。记得从前有一部电影《车轮滚滚》，我解放区军民支援前线推的也是这种车。
　　 路上一道辙，走的车多了，路上满是车辙。生活中不要怕“没辙”了，“辙”其实就是从没有辙的地方“冲”出来的。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都是必要的。只有总结前进中的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才不至于重蹈历史的覆辙。回头再看看开头的那首歌，一点也不错。歌词里所唱的是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当然，紧接着的也就是每一处炊烟，每一处村落，每一道辙。
　　 我从车辙里走过，我爱路上的那道辙。我从乡村的泥土路，走到了城里的柏油马路。只要脚踏实地，办事踏石有印，一个人走过去，足迹就是“辙”。心向祖国，面向未来，充满自信，奋勇向前，走在实现梦想的大路上，留下属于自己的那道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