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外婆百年寿辰的日子，掐指一算，外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七个春秋了。
　　 俗话说，人活着时光阴不会转，人若死了连时间的钟表都会加快步伐。虽然这样的措辞未免显得夸张，但是外婆在我回忆里留下的身影，远远比她陪伴在我身边时的影响来得更大。
　　 我出生那年，外婆已经六十八岁了。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觉得我和外婆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年龄差会有什么隐情。在我童年时代，也许那会儿尚不懂事吧，我觉得我的家庭与我同学的家庭唯一不同之处就是我家里有四口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实施计划生育，我们这代人刚巧碰到了被国家计划掉兄弟姐妹的第一代，因此正常的家庭就是父母和孩子三口人，至少城镇是这样的情况。在我的家庭，除了父母和我以外，还有外婆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外婆在她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里，始终和她疼爱的外甥居住在一个屋檐下，她因为他的存在而感到欣慰，也由于生活的无奈而感到绝望。在外婆离世后的多年里，我才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慢慢领悟到，当年的外婆是将我当做她晚年的希望来“精心栽培”的，她把我看成自己的亲骨肉，看成她另一次未能实现的做母亲的希望。外婆对我人生的影响，远远比我父母对我的影响来得更深。我不知道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生活本该如此。
　　 外婆像是我人生戏剧中的导演，小时候她的床就是我“演出的舞台”。外婆的床是民国遗留下来的雕花红木床，我读小学的时候是一生中最有表演天赋的阶段——事实上，很多孩子都这样，因为那个年龄段他们无忧无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和评价，所以也是最天真无邪的时候。我把语文课本里学到的拼音念给外婆听，把思想品德老师（一位学历不高的中年妇女）讲的故事复述给外婆听，我还把音乐老师教的歌曲唱给外婆听——我站到她的床上手舞足蹈、蹦蹦跳跳，仿佛一个逗人发笑的小丑，外婆看得津津有味，我敢说她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在梦里笑呢！有一回班级选拔一部分学生参加校园大合唱，音乐老师嫌弃我的嗓音不够好，不给我参加大合唱的资格，背后还在嘲笑我白白长了一张好看的脸，却派不上用场。我回到家伤心极了，告诉父母我的遭遇，可是他们却连一句安慰的话都不留给我。我去告诉外婆，外婆叫我不要泄气，她说唱得好不好她说了算，于是那天晚上我吃完饭就直接到了她的房间，在那张红木老床上轻轻地唱着那首大合唱的歌曲。我现在已经忘了当时的外婆是怎样评价我的，但是她的信任与鼓励深深地感染了我，让我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觉得心里头暖暖的，倍受感动。
　　 我记得最后一次给外婆现场表演是在小学六年级，那天我坐在她的床沿给她朗读思想品德课本里的“戚继光的故事”。可惜那个故事我只读了一半，剩下的内容我告诉外婆明天晚上继续讲。然而，我没有想到我在一夜之间突然长大，当我懂得我有更宏大的理想需要去追求时，我放弃了给外婆讲故事，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天真地给她读着我认为非常精彩的故事，直到她去世。那个讲了一半的“戚继光的故事”，也成了我和外婆之间亲密关系的分水岭。
　　 外婆害怕打雷，这点我是确定无疑的。正由于害怕打雷，所以外婆每次在暴风雨前夕就把脑袋紧紧地捂进她的被窝；正由于害怕听到雷声，所以外婆从来不拒绝我跟她睡在一张床上。在妈妈出嫁前五年，我的外公就去世了，外婆在她喜欢的那张红木床上睡了二十一年。外婆睡觉的时候，总喜欢把棉衣棉裤脱下来放在棉被上——如果夏天就另当别论了——这成了她多年的习惯。我妈妈也只是允许我在很小的时候可以和外婆睡觉，好像过了三年级，大概我十岁以后吧，妈妈就再也不允许我去外婆的床上睡觉了。我当时不懂为什么，曾经和她吵闹了很久，后来妈妈告诉我，说外婆的年纪大了，她的身上会散发一种“阴气”，对小孩的身体健康不利。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不明白妈妈当年说的“阴气”是确有其事，还是仅仅对我撒了个漂亮的谎言。
　　 如果说害怕打雷说明了外婆的胆小，那么对待乞丐的态度是否可以说明外婆的善良用心呢？每次看见有乞丐在我们巷子里走动，外婆总会第一时间去她的抽屉里摸出几毛钱硬币拿在手里，然后坐在堂前的太师椅里等着那些穷人走近我家门口。外婆每次都要给他们几枚硬币，有时她自己给，有时让我去给——在我年轻的时候，外婆的这个善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乞丐都是安徽河南一带的流动穷苦人，给他们钱也不会让他们日后报答谁谁谁。这也是我至今没有弄明白的问题：外婆给乞丐塞钱，到底是她的善心在怜悯他们，还是由于害怕那伙乞丐呢，我不得而知。不过我情愿相信前一种理由，那样对于外婆死后的声名，也是一个不错的交待。
　　 外婆平日里不挑食，但是她尤其喜欢吃鸡屁股。我妈妈也喜欢吃，家里四个人除了我爸爸以外，我们三个都会吃鸡屁股。我当年并不觉得这行为有多么奇怪，直到后来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在异乡的城市和那些东南西北的同龄人生活在一个校园时，我才发现除了我们家里的三个成员外，全中国再找不出一个喜欢吃鸡屁股的人了——当然这样的说法有些夸张，不过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大学里的食堂供应的鸡肉全部是不带鸡头和鸡屁股的，有很多外地同学甚至将鸡屁股看成是不吉利的东西，这对于从小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的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外婆是个传统社会里过来的女人，然而她却可以用当今网络上的流行语“奇葩”来形容。我觉得这是外婆的荣幸，一个人要是活得样样都不奇葩，那才是悲剧呢！
　　 一九九五年的秋天或冬天，未满十二岁的我第一次在课堂里接触到历史课，从此我就像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火入魔似的。我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给自己今后的人生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理想，我偷偷地告诉外婆，我长大后要写书，写一本包括中国历朝历代的百科全书，比司马迁的《史记》还要伟大。幸好直到外婆去世，她都没有把我的这个秘密告诉其他人，否则我真觉得我要被人当成笑柄了。童年时的理想总是单纯而美好的，后来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不再对曾经的“历史课”感兴趣了，我对外婆许下的诺言，也渐渐地变成了一纸空诺。
　　 尽管我从来没看到过外公的形象，但是从挂在老屋墙上的遗照和外婆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我能依稀感受到外公年轻时身为道士师傅的“领袖风采”。外婆老喜欢在我面前提起外公，说他做道士时带了多少徒弟，这些徒弟现在还对她感恩戴德；又讲起外公喜欢钓鱼，有时钓鱼钓到很晚回不了家，他就在池塘边的樟树下过一夜。这些关于外公的传说都是外婆平日空闲时一点一滴地唠叨出来的，仿佛他是她一生的骄傲，到死也忘不了他的好。
　　 外公外婆是从新中国建国、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一路走过来的患难夫妻，他们的人品和夫妻感情在邻居们眼里可谓口碑很高。我一直都觉得，我的家庭是再普通不过的四口之家，外婆就是我们家的主人，是家长里面的家长。然而，在我十一岁那年的某个晚上，妈妈和外婆因为经济矛盾发生争吵，妈妈一气之下从家里跑了出去，在我追赶的途中，她终于告诉了我关于这个家庭的秘密。原来外婆并不是妈妈的亲生母亲，妈妈直到很多年之后才领着我去城北乡下看她的母亲，她是四岁那年来到我外婆家的，据此推算那年我外婆已经四十八岁了。在妈妈告诉我这个秘密后，很长时间我的内心受着剧烈的震动，我不敢相信她的话是真的，因为外婆平日里那么慈眉善目，这哪里看得出是种养母的心态呢？但是她和我妈妈的年龄差距又不得不使我相信眼前的事实——对，也许外公外婆真的因为孩子的问题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莫大的遗憾。
　　 也正因为如此，外婆始终由于妈妈去姜师母家玩而耿耿于怀。在我的印象里，外婆一直是个好心人，和邻居之间的关系处得很和睦——至少在她去世前六年是这样的。可是她就是偏偏不同意我妈妈去我们弄堂里的姜师母家里做客，不准我妈妈和她的女儿及家人走得太近，当时我硬是搞不明白其中的内情。后来外婆自己告诉我说，姜师母是个不干净的女人，所以她才反对我妈妈亲近她。我问外婆，姜师母怎么不干净啦，她做过什么坏事不成？外婆说，姜师母年轻的时候和她老公姜师傅生下第一个女儿之后没几年，就和开渡船的一个男人相好了，后来和那个男人生下她的第二个女儿；过了没几年她又勾搭上一个男人生下她的第三个女儿。姜师母和三个不同的男人在三张不同的床上睡过，生下三个不同血脉的女儿，她的三个女儿也是性格迥异。大女儿温柔贤惠、脾气温和，和我妈妈处过一段时间的朋友；二女儿性格叛逆，从小就顶撞父母，她的婚姻也经历了巨大的波折；三女儿年轻时和不同的男人处过对象，生活也比较放荡，结婚生子后承担起做母亲的责任，性格也变得安逸多了。明白了姜师母的为人处事后，我对她也有了带偏见的看法。然而，外婆毕竟是块“老姜”，看人决不会看走眼，她对姜师母的评判一点也不为过，事实证明姜师母的确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在我外婆去世的第二年，姜师傅用自己多年的积蓄给她老婆买了一套大房子，有一百多平米，当时让很多邻居羡慕。然而老天不长眼，仅仅过了一年，姜师傅就突然患上了重病，一病不起，医生只得给他家人下了最后通牒。谁也想不到，姜师母在这危难时刻发了狠话，要她丈夫死在医院，不得回家去死。她的举动引起了三个女儿的强烈反对，没办法，姜师母只得做了让步，让姜师傅先回家，不过不允许他进卧室，只同意在客厅的角落里临时搭一张床，还说能让他死在这样的新房子里已经算满足他了，无论如何老头也不能死在她的卧室。我听邻居们传言，那几天姜师傅几乎是以泪洗面，他不是害怕自己死去，而是为身边这个最亲近的女人的狠毒心肠所绝望。据说姜师傅死去的时候还睁着双大大的眼睛，姜师母害怕极了，叫人去把他的眼睛合拢，可是周围没有一个人能合得拢姜师傅的眼睛——他带着绝望和遗憾离开了人间。
　　 外婆一天天地衰老了，随着她记忆力的衰退，她和我们全家的矛盾也逐日增大。她会在逛街回来后从外面的垃圾堆里捡一些没用的东西塞在家里她常用的抽屉里，她会勤奋地把我爸妈晾晒在门口竹竿上还没有风干的衣服收回家，她会把一只没有洗过的手指头伸进快要煮沸的开水里……为此，这个小小的家庭引来了一次次的争吵与不和。我记得，外婆常常坐在她的藤椅里对着我们大叫，要我和父母搬出这个家，留她一个人养老。然而，等到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们真的搬走的时候，外婆却慌了，据邻居反映，她每天早上都能看到我外婆站在老屋的堂前，对着我和父母曾经居住的房间的大门使劲地敲打，喊着我爸妈的名字，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起床上班。邻居告诉她我们已经搬走了——事实上早已经和她说过，只是外婆的记忆力衰退，讲过了她也忘了。外婆不相信，还说昨天还在家里看见我的爸妈；邻居觉得很可笑，跟一个老年痴呆症的病人你怎么说得清呢？于是，以后当她看见我外婆站在堂前继续敲房间的门时，她假装走开了——对于我们家庭那么复杂的事情，谁都不想干涉，谁都不愿走进来说一句话。
　　 那年的八月份，外婆去世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亲人的离去，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外婆在临死前已经没有什么财产了，她唯一的心愿是希望我爸爸照顾好我，因为我明白在这个家里我给了她很多快乐，这也是她晚年最值得欣慰的事情。外婆的送葬灵车只有两辆，足见我们家在社会上的地位低下，连农村里的失业老人都比不上。据外婆回忆，外公去世时的送葬队伍，是她一生最感到骄傲的场面。
　　 外公在世时一直是居委会的小组长，他走了后把这一职位移交给我外婆。外婆在这个没油水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将近二十年，任劳任怨，从来不喊委屈，不说抱怨组织的话。然而，在她去世前两三年，由于记忆力衰退加上身体严重不支，外婆已经无法胜任她热爱的这份工作了。居委会主任下达的宣传内容，外婆当天记得，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毕竟已经八十多的年纪了，谁也不能要求她像个年轻人那样精力充沛。在组织的劝说和我爸妈的怂恿下，外婆决定“移交权力”。经过几轮民主选举（我不知道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最后“小组长”的职位落到比外婆小二十四岁的蔡大妈身上。到了世纪之交的那年，县城由于旧城改造，大批清代老房子开始进入拆迁的规划中，原先的居委会也慢慢地改制成了现在的社区，于是“小组长”这个职位从此不复存在。爱管闲事的蔡大妈接我外婆的手干了最后两年小组长，她的“抱负”应该得到实现了。
　　 外婆临走时有两个遗愿，除了把我抚养成人后，还有一个愿望是想死后和外公在一起。由于外公去世的时候国家还是土葬的，而外婆去世那年国家刚刚试行火葬，所以她们的坟墓并不在一起。当时爸爸答应了她，说日后一定会将这件事落实，不管发生什么，他答应外婆了就一定做到。外婆走的时候很平静，除了身体冰凉的以外，和平时睡觉毫无二致。
　　 大约过了三年，市政府来了新的消息。外公安葬的那片坟墓由于被某开发商看中，要买下土地开发房地产。所以政府通知市民要将那片墓地的坟墓全部迁到新公墓那里去。我一阵高兴，外婆的遗愿终于实现了，她在阴间也可以和外公生活在一起了。迁坟的那天父亲亲自出动，当然我知道他是为了省钱，而并非由于对外公的尊重。不过想法不重要，重要的是爸爸兑现了他的诺言，他真的帮助外婆实现她的愿望了。
　　 外婆走后，我的人生经历了很大的挫折与创伤，生活仿佛前世和我结怨似的，在我前进的每一步道路都设下了荆棘。我知道这是外婆不希望看到的情景，然而她又对这个世界无能为力。像她和外公那样与世无争地在人间度过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对蔑视她们的人投去仇恨的目光；然而，上天却不给她一个圆满的人生，让她在成为成熟女性的道路上留下巨大的缺憾。
　　 每年我都会去公墓里给外婆扫墓，当然也包括给从未谋面的外公。最初我和爸爸妈妈一块去，后来我的家庭发生了变故，爸爸不再去外婆的墓地了，剩下我和妈妈两个人去。再后来，变成了每年我孤零零地独自去给外婆扫墓，我知道我是真的长大了，这一天迟早会来的。只要我用心坚持，外婆会在阴间看得到我的真诚。
　　 我的外婆诞辰于一九一六年，到今年恰逢百年寿辰。我在这里写下这篇文字，谨以此来对她老人表示纪念。
　　
　　 2016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