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多少年来，每当听到这首脍炙人口、优美动听的歌曲，我的记忆中就会闪现着儿时依偎在母亲身边倾听故事的场景，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些难忘的乡间夜晚。
　　
　　 一、听古
　　 在我的山东老家，人们称讲故事为“说古”，听故事则叫“听古”。我没有探究过这种叫法的来历，猜想可能与“说古论今”之意有关，因为父老乡亲们讲的多是古代的故事。记得小时候那些年月，无论家人相伴，还是左邻右舍相聚，“说古”都是打发闲暇时间、增加乐趣、增长见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成为乡村生活的重要内容。
　　 幼时记忆中最会“说古”的人，自然是母亲。小时候跟着母亲睡觉，睡前总是缠着母亲讲一个故事，然后在母亲的轻声细语中悄然进入梦乡。母亲没有文化，不会讲“岳母刺字”、“孟母三迁”等那些著名的母亲故事，也讲不出“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之类的经典神童故事，只会说一些民间传说和动物寓言，不仅内容简单，道理浅显，而且翻来覆去总是那么几个。但幼时的我，却觉得母亲讲的故事最动听，最容易引起共鸣，从而百听不厌。
　　 听母亲讲故事的另一个场合，是夏天晚上纳凉时。夏日晚饭后，干了一天农活的乡亲们虽然已是很累，但由于房内热得睡不着，便喜欢凑在院子里或大街上，扎堆乘凉聊天。庄户人家聊天如同请客吃饭，也讲究男女有别，不喜欢男女混杂，因而往往这家院子里是男人的天地，那家天井中是女人的天下，天长日久便成为习惯，一般不会错乱。由于夏日父亲多是帮助生产队看护蔬菜园或西瓜地，我家天井里时常坐满左邻右舍的大娘婶婶们。幼时的我，便有机会听大娘婶婶们讲故事。我家院子是农村标准的四合院，空间虽然很大，但由于四周围墙很高，加上院内树多，因而坐在院中只能看到一小片天空。北方的夏夜晴多雨少，抬头便是天上的星星，如牛郎、织女、南斗、北斗等，还有那条密密麻麻的银河；而月亮每天的位置都不一样，明月当头的时光仍然十足珍贵。夏日乘凉多是靠看星星的位置计算时间，有时甚至看都不用看，露水一大身上感觉凉了，便各自回家睡觉。小时候的夏夜，我最喜欢跟着母亲在院子里乘凉，躺在麦秸编的草席上，头枕手臂，看着天空的星星，听着蟋蟀的叫声和“牛郎织女”之类的故事，享受着母亲手中不停摇动的蒲扇带来的温柔凉风，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梦乡。第二天醒来，我发现自己睡在炕上时，总是不记得何时进的屋，自然是母亲怕我着凉，等我一睡熟就抱回屋里了。
　　 与母亲相比，父亲讲述的故事内容则丰富得多。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在农村算是有点文化，加上喜欢看书，又唱了大半辈子的京戏，自然知道许多古代的故事。由于父亲夏、秋时节晚上特别忙，听父亲讲故事只能在冬天的夜晚。父亲干活是个急性子，但讲起故事来却从来都是不紧不慢，有板有眼，酷似戏台上按部就班的演出。有时，父亲还会顺便唱上几句，让急于知道后面情节的我焦急万分。父亲讲的故事都很长，很少有一次讲完的，往往看到我睡意来了便停下来，第二天晚上接着讲。每个故事结束后，父亲从来不说“讲完了”，而只说到此为止。父亲认为，故事中的人如同生活中的人，都要继续生活下去，所以每个故事都没有最终结束，只是暂时告一段落而已。那些冬天的夜晚，幼时的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父亲边抽烟袋边讲故事，母亲在一旁做着针线活。这一温馨的画面已被记忆固化，永远烙刻在我的脑海中。
　　 听“古”还有一个难忘的场所，便是生产队的大场院。每年三伏天的那些晚上，由于家里热得无法入睡，很多乡亲们便卷着草席，或拿着马扎，到生产队的大场院中纳凉。此时，队里的麦子已经收获完毕，秋收作物尚未成熟，大场院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麦草垛排列在一边，成为纳凉的极好场所。到大场院纳凉的主要是男人，还有大一些的男孩子，有的坐着抽着纸烟，有的躺着扇着薄扇，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刻。这种人多的场合，自然有人喜欢讲故事，而且往往是这人讲完那人接着讲，成为名副其实的“故事会”。此时，天上月明星稀，微风习习；地上烟火闪烁，此起彼伏，在动人的故事中，不管是读书的还是劳作的，一天的劳累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恨时间过得太快，半夜之前就要回家睡觉了。
　　 幼时听“古”的经历，不仅使我度过了那些愉快的童年时光，而且也从故事中学到了许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成为重要的教育启蒙，终生受益，也终生难忘。
　　
　　 二、听书
　　 我小时候，老家农村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一年之中除了能看几次电影，很少再有其它文体活动。在我的记忆中，说书绝对算得上是一种文化盛宴。
　　 那些年，村里每年都要请人来说一、二次书，每晚两个钟头，时间一般持续十天至半个月。在那段日子里，每天晚上便成了村人的节日。说书一般安排在秋后或春前，此时正是农闲时节，不管男女老少，大家都有时间听书。说书的地点设在学校的大操场上，不仅轻而易举盛得下全村的人，且四面都有围墙，可以抵挡寒风。说书人只需一桌一凳，桌上放着热水瓶和茶杯，还有一盏马灯，好让人们看见说书者。那时没有扩音设备，坐在前面才会听得更清楚，村里人不分高低贵贱，谁去得早，便能占到前面的好位置。为此，我们小孩子每天都早早吃过晚饭，搬着家里的长条、四方凳，抢先去为家人占领位子。很多人家还会通知邻近村庄的亲戚们，一起前来听书。
　　 每天还未开场之前，场面已是热闹非凡：男人们一边抽着烟，一边谈论天气，谈论未来的打算；女人们一边纳着鞋底，一边拉着家常，有的怀中还搂着熟睡的孩子；孩子们则跑跑跳跳，尽情地嬉耍玩闹。农村说书与唱戏一样，是全村人难得的一次聚会，图的就是一个场面，为的就是热闹和高兴。随着说书人往桌前一站，人们立即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场地上很快变得鸦雀无声。之后，只有说书人那抑扬顿挫的声音回荡着。其间若有不懂事的孩子吵上一声，都会被周围的大人们狠狠瞪上几眼。
　　 当时说书人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或文艺宣传员，都是有资格证和介绍信的。这些人由于使命在身，只能说当代的革命故事，但这正符合我们孩子们的愿望。随着那些动人的故事、惊险的情节、英雄的壮举，我们时而热血沸腾，时而激情澎湃，时而跟着着急，时而感动万分，全然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往往正听得如痴如醉，两个小时的时间便已过去。在说书人的口中，本似平常的故事被描述得神乎其神，玄机四伏，吊足了大家的胃口。说书的人还有一个诀窍，就是每次结束时，都是说到关键时刻，让大家充满期待，恨不得第二天晚上立刻到来。其实说书人讲的内容，多是来自小说，只是善于渲染和添油加醋而已。记得有一年说《平原枪声》，说书人说了半个月，还没有说完书中前三回的内容。
　　 对于乡亲们来说，除了爱听当代革命故事，也渴望听一些历史故事，如《三国》、《水浒》、《杨家将》等。这些内容当时被称之为“封资修”，不敢公开宣扬，只能悄悄地说。我们邻村有一个盲人，最擅长说古书，但文革那几年也只能学着说革命题材。这位先生虽然无法看书，但仅凭听了几遍样板戏，居然也敢说起《沙家浜》来，并且说得有鼻子有眼，很受大家欢迎。他说的当然不是大家熟知的那些情节，而是添枝加叶，东扯葫芦西扯瓢，给大家逗乐子。一旦驻村干部不在时，他便改说拿手的《杨家将》，说得风生水起，波澜壮阔，一环扣一环，每天结束时故意卖个关子，让村人听得欲罢不能。他说《杨家将》时，村里专门派人轮流望风，看见驻村干部来了，大声咳嗽一下，他便知道了，立即拿起木块向桌子上用力一拍，大叫一声：“话说那个阿庆嫂！”便开始说沙家浜。这位先生说书就图有口饭吃，从不要钱，因而生产队里经常请他来说，大家轮流管饭，队里则送他一些粮食。他晚上说书，白天也没有闲着，给人算命算事。那时算命运的人很少，多是请算命先生算一些具体事，比如母鸡丢了到哪里去找、烟袋丢在哪里了等等，叫做“掐算”。这位先生虽然来者不拒，掐着手指算来算去，显得胸有成竹，说得理直气壮，多数情况下并不准，但人们似乎并不计较，下次仍然会找他“掐算”一番。村里人都说，这个瞎子绝对聪明，如果不是看不见，肯定是个能人。
　　
　　 三、听戏
　　 小时候虽然村里唱戏的时候很少，但我却能够经常听戏，这要归功于收音机。
　　 我幼时那年月，收音机对农家来说还属于奢侈品，没有几个家庭舍得花钱买来受用。那时虽然各家各户都安装了县广播站的喇叭，但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只播出个把小时，并且主要是新闻，难得听到戏曲节目。一九六九年，当时还在部队服役的大哥，为了满足喜欢唱戏也爱听戏的父亲愿望，特意为父亲买了一台收音机。那台收音机只有一块普通砖头大小，却有八个晶体管，价值一百七十多元。这在当时多数人工资只有三十多元的年代，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更比得上一个农家几年的收入，绝对算得上是一件奢侈品。如获至宝的父亲自然没有让收音机闲着，每天一有空闲便打开，听自己喜欢的节目，全家人也跟着享受。其实父亲及全家最常听的节目主要是两个，一是天气预报，二是革命样板戏。当时样板戏每天都有，分为三种播放方式，一是选段，二是选场，三是全场。父亲最喜欢京剧选段，边听边跟着哼，显得陶醉又投入；家里其他人则更喜欢全场，因为一出戏从头到尾差不多两个钟头，听起来感到特别过瘾。当时的戏曲节目安排好像也是有意方便大家，全场播放一般从中午十二点或晚上六时开始。于是，全家人一边吃着午饭或晚饭，一边听着样板戏，便成了最大的享受。一两年下来，《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几个主要样板戏的唱段与戏词，我都能滚瓜烂熟地唱、背下来，并且一字不落。
　　 父亲的收音机，从来没有视为自己的专用物品，总是想方设法为乡亲们服务。夏天在大场院里打麦时，父亲把收音机带去，把音量开到最大，放给大家听，让社员们一起过一把戏瘾。其实，那几个样板戏的电影也经常放，大家不知看过多少遍，对其中的情节早已熟知，但却仍然喜欢听。听戏的过程中，社员们一边干活，一边还会时不时跟着哼上几句，大大减轻了炎热与劳累感。冬天里，父亲生着煤炉子的小屋，总是挤满了人，乡亲们一边喝着父亲泡的廉价花茶，一边轮流抽着旱烟，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戏，俨然是一个茶馆。少不更事的我曾问过父亲：你搭上茶和烟，费上电池，图个什么。父亲笑着说，能让这么多邻居们高兴，难道还不值得！？长大后我才明白，在那物质和文化都相对匮乏的年代，父亲的收音机曾使乡亲们度过了一个个寂寞的冬日；我也因此明白了一个道理：能让别人高兴，自己付出一点也是值得的。
　　 那时，各村、各单位都纷纷排戏、演戏，尤其是样板戏，我当时所在的联中（初中）也不例外。由于遗传了父亲的艺术细胞，平时耳濡目染，加之又对样板戏内容了如指掌，让我有了登台的机会。学校排《沙家浜》时，我自告奋勇扮演刁德一，成为学校戏班子里最被认可的角色。后来村里排练自编京剧《雨前》，找不到满意的女主角，竟然让我反串了一回。十三岁的我把一段“流水”唱得字正腔圆，让一向对我严苛的父亲也破天荒地夸奖了我，说我唱腔有梅派之韵。据说联中毕业推荐上社中（高中）时，我有幸被学校推荐，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音乐才能。我读高中时，县京剧团到学校挑选演员，我初选入围，只因父亲激烈反对而打了退堂鼓。父亲的理由是，只唱样板戏，没有多少前途，还不如好好学习。父亲的判断是正确的，我的一个同学退学去了县京剧团，没过几年剧团便被解散，他只好另外择业。
　　 由于有了听戏这段经历，我对收音机始终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如今，尽管家中各种电器越来越多，但多年来始终陪伴我的，却是如今许多家庭中已鲜见踪影的收音机。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收音机对我的人生走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视为良师益友亦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