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九六年东奔西颠的卖线生涯，九七年春节一过，我在家里再也呆不住了，外面的世界是那么的丰富多彩，做生意虽然劳累，但日子过得充实，特别是每晚坐在灯下数钱的感觉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充满诱惑，那不论票面大小，都是自己辛苦付出所得。我感觉精力还可以，再蹦跶几年不成问题。可究竟做什么生意呢？继续卖线吧，倒是轻车熟路，但去年年底我发现所有卖百货的摊点上都稍带着线，再去挤这条路，我觉得有点兴味索然，那么究竟干什么呢？我决定去市场看一看。
　　 我去大孔、东党两个市场走了几趟，发现卖时装的商贩特多。衣摊前虽然人流熙熙攘攘，然而成交率不是很高。现在的顾客特别是女顾客对衣服特别挑剔，一件衣服试来试去，又是提领照镜子，又是侧身扯腰围，长时间讨价还价磨牙不停。我考虑自己对衣服面料的辨别能力不佳，而且性急性直，讨厌言三道四、反反复复。那么进百货吧，一看卖百货的商贩更多，一家接着一家，而且“百货”顾名思义，商品种类特多特杂，我觉得进货比较麻烦而且费时间。布匹、床单、毛毯类货物周转资金必须雄厚，而且必须买拉货的三轮车，考虑了十几天，还是无从下手。
　　 我决定再去高阳、罕井两个集市看看。发现卖水果的商贩并不多，然而水果容易腐烂，还是得车拉。再转再看，后来发现卖鞋的摊点不多，高阳除了皮鞋店而外，摆摊的只有四家，罕井全是鞋店，摆摊的没有。我心中大喜，回想大孔和东党也是只有一家。我们身处农村，集市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农民，而农民的收入有限加上消费观念稍显落伍，所以进皮鞋店买鞋的人不多，大部分挤在那三两家的小摊前，比之服装、百货摊点前的顾客明显是持续不断，仔细一想，做一双鞋千针万线最少需要三天，而三天时间去洛川套袋摘苹果起码可赚三百，买一双布鞋六到八元、一双漂亮而廉价的皮鞋十几元钱，再笨的妇女都能算好这笔账，所以农村几乎无人再做鞋，都是买。而鞋又是人人必需品，这个市场前景十分令我鼓舞。
　　 可是卖鞋，仔细一想困难还是多多，鞋箱体积大，男女老少品种又多，三轮车不但没有，而且我也不会开，怎么办呢？和儿子商量，他说：
　　 “我接了几单钢筋活，根本没时间，你年纪大了，就在家里歇着，卖啥鞋吗？”
　　 儿媳妇也劝：“妈，你都五十多了还要做生意，村里人会笑话我们。”我说：“谁笑话，我自己愿意！又不是你们逼我去干，等我真正老了再休息也不迟。”丈夫说：“你要折腾就去干吧，挣多挣少没关系，你高兴就好。反正你是闲不住。”
　　 全家勉强通过。儿子要干建筑，看来还得单枪匹马独个闹腾。后来灵机一动，想起六组的王桂英，去年她听我卖线卖得挺火，也进了一种“三马”牌牛仔线卖了好几个月，到她家一说卖鞋，他们两口子极口赞成。
　　 说干就干，第二天我们两人到西安三府湾鞋业批发市场转来转去，还是决定不下进什么鞋。桂英主张进运动鞋、黄胶鞋，说：“咱们那地方煤井多，黄胶鞋肯定卖得快！”
　　 我们试着提一箱二十双装的黄胶鞋，重量起码三四十斤左右。我说：“不行，太重，自行车带不了许多！”又考虑进童鞋，童鞋一箱装三十双，轻飘飘不到十几斤，但我们考虑销量可能却少，最后决定进男女布鞋，一双进价四到五元，卖价可到六到七元，一箱鞋三十双除过车费也就所剩无几，利润太薄。
　　 我说：“哎呀，难道要打道回府无功而返吗？”桂英说：“那咱去康复路进些百货小零碎。”我说：“再转转，我还是想卖鞋！”正在我俩抓耳挠腮之际，突然眼前一亮，在三街206号摊位上，发现一种带一点跟的黑色女皮鞋，样子像农村人做的松紧鞋，鞋面上点缀了两排闪闪发光的小星星，还有一条细细的鞋带，样子特俏特漂亮。我问老板：
　　 “多钱一双？”
　　 “十元，号码三五到四零，每箱二十四双。”老板回答说。
　　 桂英说：“可以试吗？”
　　 “可以，你穿多大的？”“三六。”老板取来桂英一试，觉得很合适。
　　 我说：“给我拿一双三八号。”
　　 老板说：“我们是搞批发，不零卖的。”
　　 “明白，你快拿。”老板拿来我一试，合脚、舒服、漂亮，我回忆家乡的集市上根本没有这种鞋。我抱了一箱一试，特轻，我考虑用自行车可以带两箱。
　　 我对桂英说：“我想进四箱，你咋办？”她说：“你进我也进，这种鞋适合中青年妇女穿！”“我们卖货的对象主要就是中年妇女。”这次进鞋没有进线那么幸运，鞋老板不送，，我们自己掏钱雇了一辆脚踏的三轮运到三府湾鞋业批发市场斜对面的汽车站，人票三十，货票八元，坐白水土基石头的车返回家乡。
　　 有了去年卖线的经历与经验，我对进市场已没有惧怕心理。第二天，我和桂英两夫妻用自行车带着鞋就去高阳赶集。高阳的市场在原来的剧院里边。我们不敢去里边的台台上摆，那是人家常年做生意买的固定“号”。四排长长的台台上被百货、布匹、毛毯、床罩、鞋等已摆的满满的。我和桂英初来乍到，只能挨着一家卖小孩衣服的摆在大门照壁前的地上。我铺了几条蛇皮袋子，从三五到四零竖着摆了四行，把一个箱子的鞋就全部摆完了。桂英在我对面也依法炮制，由于清一色而且新颖别致，刚一摆好，立即就围了几个妇女
　　 “多钱一双？”
　　 “二十二。”
　　 “人家里边只卖十五元，你怎么就要二十二？”
　　 “我的鞋好，你们看里边有这种鞋吗？”
　　 “便宜一点，这是啥皮？”我被他们一下问住了，就问桂英：“哎，老板说咱这是啥皮？”
　　 “牛皮。”桂英的丈夫抢着回答说。
　　 “牛皮？牛皮鞋一双一百多元哩，你吹牛皮差不多！”
　　 “哄人都哄不到点点上！”
　　 她们七嘴八舌，气愤中带着嘲笑，呼啦一下就要走。我急中生智，忙站起来说：“是油皮，不是牛皮。”
　　 “油皮，啥是油皮？”
　　 “油皮是皮革的一种，真牛皮我都进不起。”
　　 “那油皮到底是啥皮？”
　　 “油皮就是油皮，你问玉米是啥，我说玉米是包谷，你我都见过。这油皮是老板说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大概是水牛皮吧。”平生头一次说谎，我的脸；不由地发烧，心扑扑乱跳，不料正在我忐忑不安时，几个妇女被我信口开河却说的理屈词穷，央求看说：“那你便宜些，我们都要买哩。”
　　 “先试鞋吧，价钱再商量。”
　　 结果她们几个鞋一上脚，都高兴得舍不得脱下来，最后以二十元成交，一下子就卖出去四双。人说万事开头难，我和桂英的鞋摊前就围满了人，这个要三五，那个要三九，我一个人手忙脚乱，桂英她们两个人，一个人取鞋，一个人收钱，一会儿一箱鞋就所剩无几，好在她们两个车子把所有的鞋都带来了。生意正红火，来了三个收国税的要去了两元钱，一会儿又是收卫生税地税，最后收工商税的说：“你们不许乱摆摊，要长期作生意，下季度就买一个号！”
　　 我问旁边摆小孩衣服的：“你买号了吗？”
　　 “没买，不管他，来了给二元。”
　　 到中午十二点左右，内边两个在台台上摆鞋的人走了出来，他们问从那进的这种鞋，多钱一双。我心无城府，就如实告知。桂英的丈夫埋怨我：“嫂子，你叫人咋说你哩？说你笨吧，你倒会说油皮；说你灵性吧，你又屎尿都给人说！”旁边卖小孩衣服的两口子便笑了起来，那男的问：“婶子，你这真是水牛皮？”
　　 “我也不知道，喜娃（桂英丈夫）叫人问住了，我胡说哩！”
　　 “做生意不怕胡说，就怕没啥说。”
　　 他媳妇说：“那你那嘴咋不会说，成天像拴了个油葫芦。”说说闹闹，三点多我两箱货就剩了三双四零的，三双三五的，三八三九各剩三双，中间号三六三七全部卖光了。桂英和我基本差不多。她说：“这中间号卖的快，大号剩的多！”我们高高兴兴吃了一块五角钱一碗的饸饹打道回府。第二天去罕井又是几被抢空。晚上一算，除去车费四十元（去西安坐石头的早班车十元钱），吃饭花销十五元，二天交税十六元，鞋的本钱九百六十元，净挣八百多，这个利润真真好。两天来因油皮引起的内心不安和愧疚，被这成功的喜悦也冲淡了许多……
　　 马不停蹄，第三天我和桂英各进了八箱鞋，老板惊奇我们的销货速度，我也稀里糊涂不知财神爷怎么这样照顾我。桂英说到康复路再捎两箱线和几十个凉帽，他们两口可以多捎些货。到东党赶集，在中学门前租了一块床板两个板凳，满满摆了一床，还是清一色，依然卖得很快。只不过有熟识的乡亲怀疑这鞋的质量，我也不敢打包票，只说：
　　 “我也不懂，你自己看好吧。”我弟媳也拿了一双，当然没收她的钱。堂弟百川站在我旁边说：
　　 “嫂子，我看你这鞋还能卖！”
　　 “还行，你不是还在卖线吗？你去年卖得比我还多！”
　　 “线还能卖，就是各个百货摊上都有，不如去年利润大销货快。”
　　 “咋，眼红哩？又想卖鞋？”
　　 “啥能挣钱就卖啥，再进货把我叫上！”桂英的堂弟宝荣也要去。大家都是自己人不好拒绝。我说：“我一个女的车子带不多，进这种鞋图个轻省，你们男的力气大，可以进其他鞋。”
　　 他们说：“到西安市场上再看嘛。”
　　 队伍壮大了，每次赶集浩浩荡荡一串自行车。但好景不长，再去高阳时，发现其他鞋摊也带了我卖的这种女鞋，这样价格就有了竞争和浮动，从二十元到十八元再落到十五元，甚至为处理四零的大号十三、十二元也卖。更糟糕的是，鞋的质量不过关，有人说只穿了几天就掉底了。我有点不相信，我说：“皮鞋出门走亲戚穿一下，平时下地，你把你做的布鞋穿上。”
　　 那人说：“买下鞋就是为穿的，我一年不走亲戚，买你的鞋还坐禁闭不成！”我无言以对，只好说：“给你两元钱，找个修鞋的给你锥一下。”桂英的摊点上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弟媳也悄悄告诉我她的鞋也裂了，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看来这鞋有问题。我压价处理完了所有的鞋。老板说：“嫂子，你再带两箱吧。”又是降价，又是送台历，但我再也不敢进。因为东党大孔周边的几个集会上。我的熟人朋友太多太多。
　　 此路有阻，便进其他的鞋。这时候已进入秋季，我进“荣光”运动鞋和“永乐”女布鞋，再进了黄胶鞋。这样种类一多，用自行车带比较困难。带的少一点号码不全不好卖，带全带多又带不动。记得有一次去高阳，过了白云桥向北全是上坡路，特别是马尾坡又长又陡，怎么使劲也推不上去，最后我们几个只好搭帮，把后边的车子靠在土堰上，几个人合伙先把前面的推上坡，然后再推后面的。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了，但终非长久之计。鞋不比百货服装，一箱鞋一个号五双，说不定一个集会就会卖断码，要拉住买主，必须货源充足，保证号码齐全。到了冬季要进棉鞋，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那一种都少不了。好在儿子冬季建筑活停了，他给我帮忙。但两个车子还是带不了许多。记得腊月二十八在上王乡最后－个集会，十二点不到，我和百川都卖的只剩一双鞋，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卖货赚钱。九七年就这样用自行车带着卖了一年鞋，九八年前半年依然用自行车带。这时候，百川不卖鞋了，桂英也病倒了，我们村就剩下我和宝荣两家。我们和仁和村卖小孩衣服的王玉民赵秀巧夫妻商议，让他们的三轮车把我们两家的鞋捎上，我们一个集会每家给他们四元钱，他们欣然同意，八元钱刚够他们每天交“苛捐杂税。”
　　 搭上秀巧的车，把我们一下子从骑车带货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了，货也可以多带些。儿子看我一人太费力，就没再接建筑活，全力以赴帮我做生意。去大孔和高阳赶集，我们两家把车骑到仁合，在东党罕井上王赶集，车子骑到东党。三家六个人一路上髙高兴兴。到了冬季，我们要进棉鞋，秀巧要进棉衣，车显然装不下，最后只能限定我们两家各装六箱鞋，拖鞋鞋垫之类只好装塑料袋抱在怀里。高高的货车上坐着五个人，每人怀里还抱着货，遇到上坡，真是揺摇晃晃、战战巍巍，心中的惊恐自不必说。司机王玉民全神贯注，一遇上坡，都是挂一档慢慢的爬。那时去大孔和高阳都是土路，特别是高阳，一路上坡，凹凸不平的土路逢下雪，又陡又滑，尽管玉民小心翼翼，但高高的货车还是摇晃不停，我们五个人时时发出胆怯的惊叫。有几次坡陡爬不上去，五个人全部下来推着车向上爬。好不容易驶上公路，又担心“农机”和“稽查”两家挡车罚款，所以一上水泥路，车子就撒了欢。谢天谢地九八年冬天总算平平安安的过来了。
　　 九九年前半年依然坐秀巧的车，然而到七月份，不幸却不期而至。在回家的路上，秀巧从车上摔在公路上死了。这个变故实在是太突然太不可思议太不能让人承受，平时车顶高高的货上挤五个人都安然无恙平平安安。而那天下午，我们两家四个人从东党下车后骑车回家，她和丈夫两人从东党回仁合途中却出事了，噩耗传来东党大孔所有做生意摆摊的同行都悲痛不己，大家停止了赶集摆摊，吊唁送花圈，亲自把秀巧送往墓地。埋葬了善良温柔风雨同舟的伙伴，一个鲜活生命的终结在心头引起的悲哀，丝丝缕缕还未淡去，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就摆在面前——那就是必须买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