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从大连回来，张罗着要吃烤毛蛋。平时一见毛蛋就皱眉的我，看他馋馋的样子不忍，骑上自行车去郊区孵化厂买毛蛋。
　　 天气炎热，路旁的小草都被晒得蔫蔫的，车轱辘压过去没有声响，骑车再快也不见一丝凉风。用手背抹着红红的脸颊，穿过苞米地小道，看看不远处一溜平房，墙壁上用红色写着“大有孵化厂”字样。自行车放在路边锁好，拿着三角布口袋，踩得稀泥啪啪响，奔这所房子来了。栅栏门上松松垮垮地挂着两块木条，院子里横七竖八地搁置着三轮车、塑料箱子、还有一堆黑糊糊的锯末子。推门，无人。一条走廊分左右屋，右边是封得严严的玻璃门，屋里摆满了孵化箱子，层层叠叠地码着，四周通风，随时调温，还镶有颤动的手柄，可能是翻动种蛋用的。再仔细瞧瞧，所有的架子上都摆着蛋，足有上万只。
　　 转身，一个穿灰色大褂的女人正贴着自己站着，吓一跳，啊……“买小鸡进屋！”她淡漠的招呼着。跟她进了左边的屋，被一阵阵整齐的唧唧声惊醒，好象刚才没听见呢？在一面宽阔的土台子上（下面有炕洞，可取暖。），用苇席子条穴出来一个大场子，里面拥着数不清的小鸡娃娃，刚出壳儿，娇娇嫩嫩的。一个秃脑门的男人正蹲在小鸡群里，粗暴地两只大手一撮，小脑袋小膀子小腿儿搭边就揪住，抓起一抱来，甩到旁边的纸壳箱子里，左一抓右一抓，像归置一堆土豆，偶尔扔出一只奄奄一息的。那些小鸡被摔得翻着跟头、拧着个似的骨碌，晕头转向，看得我忘乎所以地咧嘴。那个女人问了两三遍，不耐烦地高声喊着：“你买多少小鸡？”我愣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我想买点毛蛋。”哦，她失望地用手一指：“到那边装吧，贰角钱一个！”
　　 我走到角落里，几个胶丝皮袋子铺在地上，上面堆满了破碎窟窿眼儿的毛蛋，挑干净的、完好一点的、还带有温热的毛蛋放进三角布口袋，装到五十个时，口袋已经满了。匆匆付了钱，离开这所房子。挂在车把上，推车子往回走，苞米秧刮到身上痒痒的，脚下的小道坑坑包包，车把上的毛蛋发出细微的响动，是蛋壳破碎了吧，慢一些走。
　　 小弟看见了，乐得远远跑来，接过布口袋，三步并作两步进屋，又喊：“爸，咱煮毛蛋吧，水都烧开了！”说着就到厨房掀开锅盖儿，热气冒了出来。爸爸连忙跑过去，说：“等等，我看看，你姐买的毛蛋准出小鸡！”我只当是说笑话，开始咕嘟咕嘟喝凉开水。看爸爸轻轻地从口袋里拿毛蛋，桌子上摆了一片，他躬了腰，瞪着眼睛细细瞧，我也跟着看，奇怪了，有的毛蛋转磨磨动。爸爸小心地选出十三个蛋，放在炕上的被单里盖好，就对小弟说：“拿走剩下的，煮了吧！”又转过头来，笑着说：“这些蛋能出小鸡！”我猛然奔过去，揭开被单，仔细观察着，有的毛蛋从漏眼里能看见不停颤动的小嘴儿，真地活着！我眼睛湿润了，它们活着，孵化厂怎能扔了呢？那里还有许多被丢弃的毛蛋呢！婶子说：“孵化厂看蛋的孵化期限，过期不出壳了，就淘汰掉了。有的小鸡发育慢，不能及时脱壳，孵化厂人手少，谁管他们呢！”
　　 几天之后，爸爸打来电话，要我去看他的小鸡。那十三只淡黄色、毛茸茸的小鸡正躲在纸壳箱里欢快地吃米喝水。我跟爸爸说，住楼房，怎么能养小鸡呢？它们越长越大，会有味儿的，要不，把它们送给住平房的亲戚吧。爸爸生气了：“不行！送给别人能对它们好么？这都是小生命啊！当年大柱子家那么穷都过来了，我怎么不行？”我一时无语，他舍不得，我也舍不得。
　　 大柱子家住在俺们屯西头岗子坡下，大柱子又瘦又小，和他媳妇在生产队干了一年，分粮时领回一袋子苞米。五个孩子在家饿得嗷嗷叫，三九天大雪封门了，他家七口人盖一床破棉被，炕头炕梢一样凉，五个孩子面黄肌瘦，蜷缩在炕角直哼哼。有好心人搭讪着让他送给人家一个孩子，一个吃饱了，那四个孩子也能吃上饭。那一天，要孩子的人家真的套了马车来了，进得屋，炕上排排做着五个孩子，碰哪一个时，夫妻俩都没命似的护着。女人虽然衣不遮体，此时，早不顾了羞涩，拼了一样地挡着，家里穷得没有一口吃的，明知道孩子去了人家会享福，去千般万般舍不得。乡亲们看不下眼，纷纷伸手接济。如今，大柱子快七十岁了，老两口子五个孩子，孙子孙女成群，其乐融融。
　　 生命都是有情意的，见了面便有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