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十一世纪以前，在我国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河里，脑力劳动者始终优于体力劳动者，且不说孔老夫子从理论上总结的“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仅就“劳心者”与“劳力者”的收入报酬相比，就有天壤之别。新中国建立伊始，就说要消灭“三大差别”，其中之一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脑体倒挂”，由来已久。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除了“产业工人阶层”和“公务员阶层”依然存在着“脑体倒挂”的现象之外，划时代的现象出现了，变成了“体脑倒挂”！
　　 我先从我个人的经历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干部身份的我月工资收入是四十元零五角到后来的五十六元，与同时参加工作的工人的月工资收入相同到后来略高；一九八五年工资改革，我的月工资收入是八十二元五角，比同时参加工作的工人的月工资收入高出了三十元。可以说，此时“脑体倒挂”现象日益加重。
　　 只是横向的比。再说与自己纵向的比。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月收入五十六元时，写一篇短篇小说，一个字的稿酬是一分钱。那时候，我常写的短篇小说平均一篇是七千字，也就是说，每一篇小说一旦发表了，可得到稿酬七十元左右，比我的月工资高。而且，我当时从事新闻工作，一篇几百字的稿件常常是省市县三级报纸电台广播站采用，可得稿酬二十元左右，按保守数字每月发十篇，就是二百元左右。那时间，我每月实际收入都在三百元以上。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发新闻稿件基本没有了收入，而写小说，按一年发表五篇算，每篇平均稿酬伍佰元，就是我全年工资收入的两倍。
　　 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稿酬高而书价低，一般几十万字的书，也就是块把钱。所以，我的上千部藏书绝大多数都是那时候购买的。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的月工资收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一百倍，而发表一篇万字作品的稿酬却变成了我的月工资收入的十二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
　　 而现在却是稿酬低而书价高，一般几十万字的书，都在三十元以上。书价上涨了三十倍以上，稿酬却下降了五十倍以上。
　　 以一碗羊肉泡馍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一碗羊肉泡馍是一元钱，一篇七八千字的短篇小说的稿酬可以买三百五十碗羊肉泡馍；而今一碗羊肉泡馍是二十元，一篇七八千字的短篇小说的稿酬只能买十七碗左右的羊肉泡馍。
　　 除了“产业工人阶层”和“公务员阶层”依然存在着“脑体倒挂”的现象（而且已经大幅度缩小）之外，“脑体倒挂”基本上已经是“体脑倒挂”了。就我们这里而言，以建筑行业为例，一个小工的天收入是一百五十元，月上满全勤是四千五百元；大工是小工的一倍，月上满全勤是九千元，且不缴纳个人所得稅。作为具有四十三年工龄的老资格的国家中级公务员的我，月工资收入高于小工一千四百元，低于大工三千一百元。
　　 民国时期，鲁迅的稿酬总收入相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五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几个亿。那时候，识字者少，文学杂志发行量很低，而稿酬却很高。以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里写的事情举例，一篇三千字的翻译文章，得稿费十八个银元，他付了三个月的房租，买了一件大褂，请陈阿妹吃了一顿，还剩三个银元。如今别说是翻译，就是原创的三千字的作品，按一个字一角钱计，三百元也只能请陈阿妹吃一顿便饭，其他的就无从谈起了。
　　 作家是纯粹的脑力劳动者，而今，作家单靠稿费不但不能以文字养家，甚至连自养都谈不上。我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国家级别的，出了五本书，两本公款，三本自费。我的一个女士朋友，国家一级编剧，出了三本书，全是自费。我的另一个朋友，国家二级编剧，三十多部剧本，凡是自己创作的高质量的剧本，每部稿酬几千元，而某省某市请他违心写的剧本每部也就三五万元，他对我说，作为专业编剧，他常常偷着哭！
　　 因之，作为作家的我，就抱定了一个心思，绝不自费出书！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有人按一个字一元钱的稿酬让我写黄色小说，被我断然决绝。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我不改初衷，我不愿意做一个有违读书人良知的人，作家的头衔已经不值钱了，但我尊重我的历史！
　　 我不反对“脑体倒挂”变成了“体脑倒挂”，对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我都给予同样的尊重。我所希望的是，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无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应得到它们相应的报酬，不厚此，也不薄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