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蓟运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十四岁全家搬到了县城。虽很少回老家但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尤其是家乡的大秧歌更是让我魂牵梦绕。
　　 说起老家的秧歌，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听我爸爸讲，从我太爷那辈起，就开始有一支小队伍了。那时我的爷爷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子，他十分喜欢热闹，愿意参加太爷组织的秧歌队。因为容貌俊美，常男扮女装，打扮成一个小媳妇的角色。到了年三十那天，锣鼓震天，忙了一年的村里人都跑来看秧歌，那场景是热闹的很呢。上世纪60年代，村里人生活还相当贫困，为了扭起秧歌，你家出个一尺红布，我家舍出二尺红绫，他家献上几张毛币，东拼西凑，就这样年轻力壮的大伯、爸爸、三叔、及其他二十个年轻小伙，大姑娘腰系红绸扭起了大秧歌，扭出了父辈人的辛勤及热火朝天的生活。
　　 我12岁那年，正值改革时期，家家户户有农田，有存款，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人们有了闲情逸致更爱扭秧歌了。临近过年的时候，大家便聚集在一起，喜喜乐乐地商量秧歌的角色扮演，鼓手、唢呐手由谁担任。因我祖辈都热爱秧歌，吹拉弹唱基本上都有本家亲戚。我大姑那时既在秧歌队里扮演小媳妇，又担任着副队长，负责秧歌队队员的衣服、头饰的采买。记得过年时，扭秧歌开始前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去我大姑家化妆打扮，她们有说有笑，鲜艳的服饰和漂亮的头饰看得人眼花缭乱，妹妹我们几个好美的小姑娘趁她们不注意的时候，也把那珠花往头上戴，心想若是自己扮成角儿，会多么的美。待大队的唢呐声、锣鼓声响起的时候，孩子们箭一样地冲出家门，早早地给自己找一个好位置站在那里等着，四六八庄的小商贩也来凑热闹，有卖糖葫芦的，卖棉花糖的，吹糖人的，大人们都高兴地给孩子买这买那，在那个时候，孩子们最高兴地就属一边看秧歌，一边吃糖葫芦啦。有几个噶小子，还把小鞭炮点燃后放在你的身后，吓你一跳呢。这时候，扭秧歌的人装扮好自己的角色，也高高兴兴地出来了。有推旱船的白发老翁，有手拿鸟笼的傻小子，有抽烟锅袋的地主婆，有风度翩翩的公子哥，还有风情万种的小媳妇……可谓生旦净末丑在这三十多人的秧歌队伍里应有尽有，大家最爱看的就是那“傻小子”啦，扮演的人惟妙惟肖，活脱脱地把那个角色演活了，他不光会随着音乐有节奏的扭动，还时不时地说上几句癫疯的话，让我们捧腹大笑，手里的鸟笼也是把玩掌中，人群中传来一阵阵掌声、叫好声、欢呼声。
　　 村里还有个风俗，就是“接秧歌”。年三十的晚上，把秧歌队请到自家门前扭上一段，图的就是来年日子红火。接秧歌的人家事前准备好烟茶糖点，等秧歌队快到门口的时候，放上一挂红鞭炮，这就扭起来了。李家扭完了去老王家，我们一群小孩儿跟着秧歌队伍，来来回回地走也不觉累，现在想想，那时就已经对秧歌情有独钟了。
　　 在我十三岁那年，村里的秧歌到了顶峰时期。扭秧歌的人越来越多，最小的只有十岁。那年还新添置了两个大头娃娃，一头“小毛驴”，秧歌队长想在村里征演骑驴的小媳妇和赶驴的小伙子。大姑知道后跑来我家，让我和妹妹赶快去报名。奶奶在一旁笑呵呵地说：“咱们老刘家从根上就是扭秧歌的料，一辈接一辈，奶奶支持你们去扭秧歌。”妈妈和爸爸也是举起双手赞同。“海选”那天，二十几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小小子等候着秧歌队长的选拔。通过比个头，听节奏，看舞步等环节，队长选了10个人。待我把那“小毛驴”套在身上，仿佛就找到了感觉，随着鼓乐手吹响的节奏，我动作连贯优美，神态自如，大队长说：“就是你了。”我高兴地跳了起来，感觉自己为家争了光。同时妹妹也被选上了扮演赶驴的小伙子。
　　 村里的秧歌因角色多，姿态美，人员多已经在周围村庄扭出了名气。各村都前来邀演，还被邀到县城参加秧歌汇演比赛。为拿到好成绩，我们秧歌队每天都要把曲目排练上好几次，有时中午饭都顾不上吃，大家乐此不疲，那时心里只有一个念想，我要扭出最好的水平，为村里争光。比赛那天，正值四九天，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刮一样，我们穿着笨重的大衣坐在双排车后面，有说有笑，谈论着自己扮演的角色如何扭得更好。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村拿到了花会比赛的第一名。想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是一阵甜蜜。
　　 我搬到县城有二十余年了，老家的秧歌还在扭着，听说最小的队员仅是一个三岁的孩子。这秧歌不单单是祖辈留下的文化，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更成了村里人锻炼身体的一种娱乐形式。一把花扇，一块手绢，一曲唢呐，听到鼓点声，我还会不由自主地踩着节奏，哦，老家的秧歌，我始终情有独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