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对电影有这样的顺口溜：中国的新闻简报，越南的飞机大炮，朝鲜的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的莫名其妙。那时间，国产故事片很少，除了百演不衰的“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之外，新闻简报成了主要的影片。国外的就是这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故事片了。朝鲜的《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鲜花盛开的村庄》等，卖座率都很高。但主题很单调，一是歌颂伟大领袖金日成，二是歌颂社会主义北朝鲜的幸福生活，三是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南朝鲜的黑暗统治。鉴于那时侯的政治气候，我们也就信以为真，认为社会主义的北朝鲜一片光明，幸福无比。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同韩国建交以后，韩国的影视剧逐渐进入我国，同过去看的朝鲜电影一比较，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曾一度掀起了韩剧热。我断断续续看了一些，觉得韩剧没有过多的政治色彩，歌颂的主要是人的奋斗精神，而且很有人情味，生活气息浓厚；更重要的是，韩剧里充满了对人性美的挖掘、赞美和肯定，《大长今》等还充满了平民意识，以及对妇女聪明才智和心灵世界的关注。所以，韩剧更多的是被中国妇女所接受，所认同。
　　 由此我想到了文学艺术。过去一直讲，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在这“三服务”束缚下产生的文艺作品，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充满了说教和假大空的故事情节，面孔狰狞，令人生厌。后来“三服务”逐渐淡化，又提出了写时代主旋律，并专门设了主旋律奖项，但结果还是热不起来，票房要靠行政命令或公款拔升。
　　 我始终认为，雷锋、焦裕录、任长霞这些英雄人物及其事迹，不是文学艺术创作的素材，他们的英雄品德和光辉事迹值得歌颂和学习，但完全可以通过非文学艺术形式去实现。古今中外一切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的问世，都不是响应写主旋律的结果，也不是刻意为谁服务而产生的结果。文学艺术有它自身的功能、自身的特点和自身的规律，不是新闻报道，不是随处都可以张贴的广告传单，更不是由政党和社会团体掌握的宣传喉舌。
　　 韩剧热告诉我们，只要是积极向上的，反映人性美、生活美、劳动美、奋斗美的文艺作品，自然会被广大的观众、读者所接受，所热爱，不需要强调，不需要说教，不需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去硬性地组织观看。文学艺术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日积月累的熏陶，是滴水穿石的渗透，决不是强行灌输。
　　 如果非要说它有服务功能的话，那就是为广大观众和读者服务，也就是为群众服务吧。既然是服务，就必须被服务对象所接受，使服务对象感到舒适、美好和快乐。如果这种服务使服务对象反感、痛苦和拒绝接受，那这种服务还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