饼肥30公斤、磷肥25公斤、钾肥15公斤、碳铵10公斤、硼砂0.25公斤。父亲用木炭把每亩用肥的参考数，写在厕所土墙上，供母亲拌肥用。母亲记性不怎么好，她一边拌肥一边看墙上的数字。父亲说，这些混合肥在六月底以前要埋完，不然棉树坐不了桃。在盛蕾（第四层果枝开始现蕾）前后，棉树要肥催——从盛蕾到初花期，时间很短了。每天傍晚，父亲端一把锄头，到棉田上走走。棉田有两亩多，父亲一垄一垄地看，翻翻棉叶，摸摸杆杈，还不时地蹲下身子，扒开泥土，捏捏泥团，辨识泥的成色、湿度、酸碱度。他的脸上降临着黄昏时分的从容，慈祥，安谧。大朵的棉花仿佛在他眼前映照了出来。
　　 映照出来的，还有祖母，不知道父亲看到了没有。祖母的面容已经熔化在时间的火炉里，与一粒糖溶化在水里没有区别。“脚踏一州两县，身坐金龙宝殿。手拿苏州干鱼，口抽夏县白面。”祖母坐在后院的偏房里，一边织布，一边教我唱民谣。织布机是木质的，由一个梭架、挂布架和踏脚组成。木最好是古旧樟木，拙朴，芳香，牢固。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民谣是织布的谜语。祖母坐在梭架上，踩着踏脚，手中的两只梭在纱帘上穿来穿去，像两条不知疲倦的鱼。梭是毛竹片制的，外面包着铁皮，铁皮已被祖母的手摸得深黑发亮。祖母的腰上绑着牛皮做的皮幅，用两个硬木的瓜扣把皮幅扣紧。祖母脚一用力，身子会前倾，皮幅被绷得饱满。祖母织布，我站在边上，为祖母打扇子，把棕榈扇打得呼呼响，打不了几下，手就酸了。我不喜欢看祖母织布，虽然织布机咿呀咿呀，唱歌一样好听，但还是归于单调。祖母的夏天都是在后院度过的。祖母是祖父的续弦，他们一生恩爱。前几天我回老家，翻祖母在十年前留下的遗物。遗物在木楼里。我打开柜子，看到了一面铜镜和四脚支架。铜镜蒙着灰，我一抹，看见一个中年人。我们从出生到老，不知道要用掉多少布，得到多少温暖，而纺纱的人去哪儿了我们都不知道。
　　 棉花，皮肤上的故乡，在饶北河边漫溢。那是一个乡间少女的成长——萌芽出苗，抽苗，绽蕾，花铃摇曳，吐絮。从春分到立冬，十六个节气是她一路走来的十六个驿站。我们在这条路上繁衍，奔波，相互热爱。而这条路是那样壁立，孤绝。
　　 几次回家，我都觉得屋宇空荡，走到祖母房间，只看见一张床，永远空着，被子还是折成长条，悬着蚊帐。仿佛温度还在，仿佛走出去的人还会回来。我坐在床沿上发呆。以前我回家，祖母一听到开门的声音就唤我的小名。祖母见了我，就把火钵给我，说：“你读书，还没钱。外面冷，暖暖身。”祖母几乎没什么记忆，一年到头抱着火钵，怕冷。那时，我已经工作几年了，她却还以为我在外求学。有时候，祖母会摸索着到后院，坐在织布机上，一边抚摸木架一边对我说：“你小时候，都是我抱着去奶妈家吃奶的，一出家门口，就两眼望着奶妈的房子。”祖母喜欢和我说她年轻时的事。每次闲聊，祖母总是这样结束梦游似的回忆：“现在人老了，我要去了，免得大家嫌。”她说“去”的意思是死亡。
　　 祖母年过八十，开始怀疑自己为这个家吃了那么多苦是否值得，怀疑身边每个人嫌她。姑姑说，祖母临终的那几天，一直在喊我的名字，可我不在。我赶到家里，见祖母躺在床上，脸色蜡黄眼圈墨黑，身子没有反应，像干涸的河床。我喊祖母，祖母空洞地睁着眼，眼角是两道深深的泪痕。祖母颤动着，想坐起来，但已经不可能。一条白布盖在了祖母身上。
　　 秋天，阳光一层一层地脱落，灰烬和焦土的气息悬浮在空气中。一个弹花匠背一张弓，一手拿棒槌一手拿碾盘，沿饶北河的水路，到村里来。他的肩膀上坐着一个拖鼻涕的儿子。他走到哪家，我们就跟到哪家，帮他捡地上的棉花，帮他拉经纬线。他是临近镇里的人，他要做到过年才回家，假如谁愿意留他过年的话，他也会留下来——他的老婆生小孩时，难产而死，他的鼻涕儿子靠米糊养大。他的弹弓和棒槌，是我们欢乐的秘密所在。他歪着头，下颚抵住弓把，左手把弓拉得饱满，右手用棒槌，梆，梆，梆，用力敲打弓弦，嗡——嗡——嗡，棉花被抽得蓬松，成丝絮，在厅堂里飞来飞去。我们被嗡嗡嗡的响声所迷惑。我们一直以为那是歌谣，以为秋天是歌谣的秋天。弹花匠说话有浓重的鼻音，像涵洞里的水声。他的脸窄而长，手圆腰粗，他穿一件蓝色的对襟短褂。
　　 弹花匠会唱许许多多的民谣。我记得有一首《光棍儿歌》是这样的：
　　 东方不亮西方亮，不讨老婆好清闲。
　　 日上省得半升米，夜间省得半张床。
　　 省起谷米吊烧酒，省得铜钱买竹山。
　　 上半年头有笋挖，下半年头有纸担。
　　 弹花匠一边唱，一边摇头晃脑。他的鼻尖上有一滴浑浊的鼻水，长长的，悬着，不落。他还会吹口哨，口哨是鸟叫声，有旋律：
　　 各公，各婆，家家栽禾。（布谷鸟催种）
　　 清明——打醮，
　　 坟头——挂纸。（黄梅鸟唱的清明歌）
　　 爬起了，爬起了，
　　 耕田了，耕田了……哥哥，哥哥（鹁鸪鸟催耕）
　　 水哗哗，水哗哗……（水涧鸟在溪边叫，要下雨了）
　　 酒——嚼嚼，
　　 酒——嚼嚼，
　　 嚼嚼嚼嚼，嚼嚼嚼嚼。（河边翠鸟叫，欢迎有客来）
　　 个大，个大，个大，
　　 个个大，个个大，个个大……（野鸡下蛋）
　　 他唱完了，会低下身子，对我们说：“我唱了歌，你们可不能打我的屁屁啊。”屁屁是他儿子。我们都讨厌这个鼻涕孩。屁屁身上有泥斑，光着上身，肚子滚圆，像个青蛙，但人很瘦。弹花匠说，屁屁的肚子有青虫。我们冷不丁地用石头打他，还用竹梢抽。抽了，我们就躲到后院去。屁屁挨了抽，眉头往中间挤，嘴巴收拢，声音憋在喉咙里。屁屁什么东西都吃，红薯，地瓜，黄瓜，他的嘴巴像个搅拌机，哗哗哗，一下子搅得粉碎。
　　 我家差不多每年都要弹棉絮。我家人多。母亲把旧棉絮抱出来，晒两个日头，给弹花匠，说，加点棉花，加工一床新的吧。弹花匠姓周，四十来岁，爱喝点小酒，喝一盅酒满脸通红，眼角有豆腐花一样的眼屎。喝了酒，话特别多的老周反而话少了。他说话，两道眉毛往上一拉一拉。他的屁屁早在饭桌上睡熟了。他一说话就是诉苦。老周说，你看看，这么多年也没添过一寸纱，还是一身破片背在身上。他说话的时候，还不断用手扯自己的衣服。我母亲讨厌老周，私下对父亲说，老周的棉絮弹得不结实，小孩子蹭一个冬，就破出洞。
　　 不知道是哪一年，弹花匠成了村里花菇的上门女婿。花菇是个寡妇，比弹花匠大好几岁，南瓜脸，屁股大得像磨盘，特别能生育，有四个孩子。弹花匠上门，好心人劝他，花菇小孩多，屁屁会受苦。弹花匠说，一个男人没有棉花被盖盖，真是难熬。没过两年，弹花匠死于胃癌。屁屁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在村里要饭，在别人家的柴垛里过夜。到了冬天，他裹着弹花匠的长棉袄，腰上绑一根草绳，穿一条单裤晃来晃去。后来，一个来村里卖唱的老头见屁屁可怜，把他领走了，说卖唱也是一门手艺，比弹棉花好，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做事。
　　 从我家门口往东边望过去，是高高低低的菜地，再远些是连片的棉花地。黑色的屋顶在棉叶间若隐若现。在我十五岁那年初秋，我穿过十里棉花地离开了枫林。前晚我躺在厢房，一夜没睡，看着窗外的星光。母亲也一夜没睡。她在拣拾我上学用的衣物和生活用品，拣完了，一个人坐在灶房的木凳上。她一直在咳嗽，咳，咳，咳。哎，哎，哎，她不断地叹气。长年的肺热病消耗着母亲的肌体。她的身子像晒干的刀豆荚。母亲把我叫起来，说，煮了两个蛋和一碗面条，你去吃吧，吃了去镇里坐车。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更没有过与母亲的分别。我唏唏唆唆，三下两下就把一碗面吃完了，把蛋留在碗底，用水勺盖住。我吃面的时候，喉结在蠕动，脸颊上有湿湿的东西在爬。我背对着母亲。煤油灯在灶台上，扩散淡淡的光晕。我第一次不敢看母亲。我感觉到母亲的双手，捂住她自己瘦削的脸，咳嗽声在她胸腔里变得沉闷，结实，像没有炸开的雷。母亲帮我打开厚实的木质大门，月光涌了进来。我挑着木箱和棉絮，沿着土公路，往小镇走。
　　 棉树还没有吐絮，红艳艳的花缀在丫上。月光一片银白。空气湿润，棉叶的青涩气息淹没了整个大地。我走到小镇车站，天还没有发亮。我坐在木箱上抱着棉絮，眼泪一下子奔突出来。我想起和我同龄的邻居也是这样，背着棉絮，从镇车站坐车到浙江去打工。棉絮是唯一的行囊。假如把一个人的生活删减到最低程度，只会剩下棉絮和碗。世上也没有比棉絮和碗更重要的东西。
　　 事实上，我对棉花的理解是极其浅显的。甚至有些怨恨。到了秋天，我们全家人都去棉田里，捡拾棉花。我们挑着箩筐，腰上扎一条布裙，太阳晃晃，大地烤炉一般。走进田垄，把絮一朵一朵地摘下来，塞进布裙。棉壳和棉枝会把脸和手的皮肤划出一条条血痕，汗水流过血痕，盐撒伤口一样生痛。晚上睡在床上，烧灼感在皮肤蔓延，火烧山一样迅速吞没整个身躯。这是可怕的记忆。而那样的日子仿佛永无尽头。母亲的肺热病会在这个时候发作。我听见棉田里有剧烈的干咳，针一样刺人。母亲坐在田头，手按住胸口，弓着腰。我会跑到一里路外的山塘，舀一勺山泉水，给母亲喝——母亲的身子像旺烧的炭火。我听得见母亲喝水时，炭火哧哧哧熄灭的声音。母亲不是一个善言的人，也很少会打骂我们，她见我不愿读书，就说：“读书是你唯一的出路，你不愿读书，就回家种棉花。”棉花在我心里引起的恐惧使我觉得，棉花不是白色的，而是无边的黑。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到了晚上，就躲进棉花垛里，偷情，做爱，乐此不彼，不知道疲倦，棉花给他们生活的激情和生理的乐趣。这是莫言在《白棉花》所描写的。赤裸裸的不是人，而是棉花，这样有些让人难堪。虽然我们的大部分做爱是在棉花上进行的——床垫和棉被只是我们的道具。
　　 碗是父性的，意味着耕种和口粮，棉花是母性的，是抚摸和慰藉。尤其是我当了父亲之后，我这样去理解生活，它们是生活的本源。我们所寻求的，也不需要更多。2001年，我和蔡虹结婚，母亲说，父母年老了，帮不了忙，也没钱，送你们两床棉被吧，棉花是自己种的上好棉，很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