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岁月匆匆，一转眼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七年。再过几天就是她老人家的祭日了。七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寒风凛洌的冬日，我们送别了时年九十二岁的母亲。不知道是不是母亲在天堂显灵，那日送别的场景，这些天老是在脑际重现，记忆的闸门也随之洞开，一泻千里，母亲的音容笑貌和她平凡而伟大一生中的点点滴滴，如近在昨日般清晰。于是就有了这篇稚拙的祭文。
　　
　　 一
　　 母亲出生于1918年农历七月，那年是民国七年。她的出生地是兴化十大古镇之一的唐子镇后面的一个小庄子，那个庄子叫木塔寺，因为庄东有一座建于唐代的大庙，寺中有座木质的宝塔，使这里成了昭阳十二景之一——木塔晴霞（兴化古称昭阳，源于这里曾是楚国令尹昭阳的封地）。
　　 那时，家乡水旱灾害频仍，常有贫苦的农民划一条小船拖儿带女到苏南那边逃荒。母亲在幼年时，外公外婆曾在苏南青浦乡下种过十几年租田（那里原属江苏，后来划归上海），开始的那几年，没把年幼的母亲带过去，将她丢在唐子镇上的姥姥家。后来母亲告诉我们说，那几年是她童年时代中过得最幸福最快乐的一段岁月。她的外婆家姓戚，是一户已经没落的大户人家，现在唐子镇戚家的后人，“国”字辈的都称母亲为表姐。母亲外婆的娘家是当时富甲一方的西毛庄唐家，解放初被政府镇压的伪乡长唐锦就是她外婆的本家兄弟。外婆是大小姐出身，她一生不曾干过农活，也不会干，虽然那时唐子的戚家已是家道中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她天天看纸牌，每到傍晚时就会给母亲一个铜板，让她到街上去买烧饼吃，母亲还记得，每逢端午节，她的外婆都会用七色丝线编成一副美丽的“百色儿”戴到她的手腕上。可惜好景不长，母亲八九岁时就被我的外公外婆带去了江南，去帮助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那时都这样，大的带小的。
　　 我的舅舅是个“惯宝儿”（苏北土话，指受到特别宠爱的孩子），还特别顽皮。外公身体不好，童年的母亲是个懂事的孩子，十岁的时候就能挖些马兰头之类的野菜到青浦城里去卖，贴补家用。冬天里，那双小手常常冻得像个馒头，手背上也布满了横一道竖一道的血口子。
　　 父亲比母亲大七岁，因为出身贫寒，弟兄又多，到二十五岁还没能落实下一门亲事。那年冬天，父亲在青浦乡下打零工，外公看到他身材伟岸，为人老实厚道，同时又是“做生活”（苏南土话，指干活）的一把好手，因而便同意了这门亲事。其实外公另外还有一个打算，他自己身体常有病，自己知道没得长寿过，找一个年龄稍大一点且忠厚老实的长婿，将来或许能够帮助照顾他的家庭。后来，外公这个打算还真的成为现实。父亲婚后不久，外公就因病在江南去世，他的灵柩是父亲用小船运回他老家，然后将其安葬的。姨娘和舅舅的婚事也全是父亲帮着操办的。
　　 第二年，二十六岁的父亲和十九岁的母亲在苏北老家结婚。过了一年就和三伯分了家。其实分家的文书在几年前和大伯分家时就写好了，只是他们小弟兄没有正式分开过日子，三伯也是在前几年才结婚的。当时，父亲分得祖田四亩和三间草屋（祖屋），还分得了几十块洋钱的欠债。
　　 那年冬天，他们在分家时分得的小船上苫起简易棚子去江南求生，那是一条破旧不堪的木船，一边行船，一边还要刮舱里漏进来的水。后来听母亲说，那年他们在苏南平望一带扒河蚌，扒几天就去附近的镇上劈蚌肉卖。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一上冻，河蚌就特别难劈，一不小心劈刀就会剌破手。遇到下雪的天气，在青浦的外婆就会思念起流落在外的长女（平望那地方跟浙江搭界，离青浦有很远的路），常常在夜里跟外公说：“这么大的雪，乖乖的船不晓得漂泊在哪里，那船棚子怎么挡得住雪？就怕现在被子上都有了雪。”
　　 接下来的几年，父亲和母亲都是像候鸟一样在江南江北两地奔波。春天回苏北家乡种田，秋后，在收过稻子的田里种上冬麦，就苫棚子上江南。靠着两人的辛勤打拚，很快就还清了分家时分得的债务，还把那条一边行船一边刮水的破船换成了一条载重一万多斤的大船，经济情况日渐好转，也积攒了一些做小生意的本钱。每年秋天，从苏北带一船花生到苏州上海那边去炒熟了卖。花生卖完了就再将船行到浙江那边去贩运甘蔗或荸荠。两个人行那条大船是非常吃力的，特别是重载船遇到逆风顶水。有纤路的河道全靠拉纤，没纤路的河道只能靠两支木桨，起早带晚一天能行二三十里路就不错了。那时候，上海已经沦陷，世道很不太平，大河边上有日本鬼子设立的哨卡盘查来往船只，僻静一点的河道还常有土匪出没。幸好，他们虽然也曾经历过许多次命悬一线的险境，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侥幸过关。
　　 全国解放前后那几年，他们在江南改做小百货生意，父亲摆百货摊，母亲挑百货担。家境有了好转，还在家乡置买了近二十亩田产，置办了一部风车。只可惜，没过几年就农业合作化了，他们在土地改革后靠辛勤打拚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一点家当，一夜间就被共了产。于是他们又无可奈何地带着一大帮儿女重新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
　　
　　 二
　　 母亲一生中生过十多个孩子，最后为她送葬的只有兄妹五人。那时候，养儿育女都是广种薄收，只有少数几个命大的能侥幸活下来长成人。母亲在结婚的第二年就生下了一对龙风胎，可惜未到一年就双双夭折。后来就接连生下了哥哥和我。听母亲说，那些年，几乎每隔两年就有一个孩子降生，在一条辗转大江南北的小船上，怎么照顾得了那么多接踵而至的小生命，孩子生了病也没看过医生，挺不过来的短命鬼就在附近找个乱坟葬埋掉了事。
　　 生了那么多孩子的母亲，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坐过一回月子。记得我六岁的那个冬天，我家的那条船停靠在浙江一个叫莲浦的小镇上，船上装了满满的一船风菱（一种体型较大的两角菱）。那天，母亲临盆生下了大妹。她是母亲生的第五胎，也是第六个孩子，在她之前还有一个弟弟叫三小，只存活了几个月。妹妹因为是在菱浦生的，船上又装了一船菱角，因而取名“扣菱”。母亲生养后，正赶上一拨冷空气南下，一连刮了好几天北风，船要到苏南的松江、青浦一带去，就必须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北，如果母亲要坐月子，父亲一个人是没法行顶风船的。到了第三天，北风仍然没有停，加上接连刮了几天的北风，天气已特别冷。那天，父亲再也等不得了，决定开船。开船后，父亲在岸上拉纤，母亲在船上拿舵（掌舵），可怜刚生了两天的母亲对着凛冽的寒风，在船头上站了一天。后来，那一段并不太远的路，他们行了四五天。现在想起来既让人心酸又觉得不可思议，那时的人连牲畜都不如。
　　 到青浦后，父亲又忙着在河边砌煮菱的土灶。卖菱角要比卖花生辛苦得多，必须在每天的天亮前把一大锅菱角洗净、煮熟，天一亮就要把热气腾腾的熟菱背到街上的茶馆里赶早市（苏南人有起早上茶馆喝清茶的习惯，好像至今仍然是这样），我和哥哥早上醒来时，父亲母亲都已上了街，只留下了一些熟菱给我们当早饭。母亲从三朝以后就再也没有坐过一天月子。
　　 我现在的三弟是在浙江嘉兴出生的。嘉兴是浙北的一座地级市，与江苏毗邻，一条闻名于世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是苏州至杭州水路必经地。那年旧历新年，我家的船行经那里时（船上的人是舍不得停船过节的），因天色已晚，遂将船停靠在西门外的运河边上歇宿。记得那是运河的一个转弯处，靠河边的岸上并立着的三座古塔，塔身斑驳，砖缝间的枯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夜里，母亲在船上生下了三弟。后来听父亲说，那时三塔还算是嘉兴的近郊，河边上没有人家，那夜又是个没有月亮的黑星夜，父亲打着马灯，好不容易才在附近的村子里找到一个接生婆。因为天亮后是正月初三，又是男孩子中的老三，因而，三弟曾有过一个乳名叫“三三”。
　　 前些年我在浙江旅游还特地去寻访了三弟的出生地。由于城市的扩张，那里早已溶入市区，成了一处开放式的城市公园。听当地的一位老者说，那三座建于唐代的古塔已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三座砖塔是上世纪末政府拨巨资在原址照原貌重建的。
　　 过了些年，母亲在苏北家乡又生下四弟，还生过一个没能养得大的妹妹。那个妹妹只活了几个月，埋在黄海边上的大丰境内（那年母亲在那里卖小百货）。记得那天是个艳阳高照的暮春天气，船在行往大丰县城的途中，发了几天高烧的妹妹停止了呼吸。后来就将船停靠边在一个乱坟葬上，母亲呜咽着腾出了一个放鞋子的小木箱安葬了那个苦命的“讨债鬼”，因为船上没有挖坑的工具，葬坑是用菜刀挖的。
　　 我现在的小妹是母亲在四十六岁时生的，那时母亲已经当上了奶奶（我的大女儿在小妹之前几个月出生）。小妹出生后，母亲仍然没能歇下来坐几天月子，那时她买了一台家用缝纫机，靠着她做针线活积累的经验成了庄上惟一的土裁缝。月子里，她除了要洗衣煮饭带两个孩子，还舍不得回掉一件上门的生意。有时用一只脚踩缝纫机，还要腾出另一只脚踩可以摇晃的童车，哄她的孙女睡觉。她说她习惯了，比起当年在北风头里行船要享福得多。
　　
　　 三
　　 母亲没上过一天学，但自小聪明好学心灵手巧。
　　 印象中，母亲不但会说得一口纯正的青浦地方话，而且还能将上海、杭州、苏州那一带的方言说得十分顺溜，不带一点江北腔。江北人习惯将江南人叫蛮子，觉得那边说的“蛮话”都是一个味，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俗话说，十里不同音，那一大片区域虽然都讲的是所谓吴侬软语，北方人听不出有多少差别，但各地的语言习惯和发音却完全不同。母亲会说青浦话是不足为奇的，她在那里生活过十几年。她同时会说江南地区好几个地方的方言，则是源于她的聪慧好学而又有超人的悟性，毕竟她只是在那些地方做过不长时间的小生意。后来我常想，母亲是生错了时代，如果她晚几十年出生又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对她来说，也是可能会有可能熟练掌握几国语言的。
　　 母亲还是做小生意的一把好手。与父亲相比，她比父亲更精明。每天带同等分量的货物上街，不但能比父亲卖得快些，回船早些，而且卖出来的钱还总会多一些。父亲的大手大脚和他诚实的性格注定了不是做小生意的料，母亲则比他多了一份小商小贩的圆滑和狡黠。无论卖什么都是要用称计量的，母亲不但会用娴熟的方言与顾客交流，而且还会在那种老式的杆称上施展一些“手法”，看起来称杆头翘得高高的好像分量给多了，其实还不足。不过，她说她也是有底线的，用她的话说就是：“不能瞎宰老实人，对于不是太难伺候的买家，一斤顶多短他几钱（十六两制的旧称十钱为一两），不伤脾胃。”后来做百货生意时，虽然不再可能短斤少两，但要做成一笔生意卖到个好价钱，同样也是要有一套“生意经”的。母亲嘴甜，善于揣度顾客的心理，很容易得到成交的机会。
　　 母亲还是村里出了名的栽秧能手。我们那里，男人大都不会栽秧，特别是在人民公社那些年，栽秧的全是清一色的妇女。栽秧一般都是“大兵团作战”，特别是在大集体的时候，三四十个妇女在水田里呈梯形地排开来，像是空中列队飞行的雁阵，其场面是相当壮观的。即使是在单干的时候，“单兵作战”的情况也不多，大都是以“伴工”的形式组成一个七八个人的班子。过去，栽的是“侉侉秧”，侉侉秧就是横排行。人与人之间不用绳子隔开，谁第一个下趟是有讲究的。第一趟也叫“上趟”，栽“上趟”的人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如果她栽的速度快，后面依次下趟的人都必须一个跟一个地往上赶，一般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只有一米左右，反之，如果栽“上趟”的人栽得慢，后面的人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因为是领跑者，她在其它方面也要起到表率的作用，比如秧要栽得“条适”（土话，整齐、周正的意思），趟子也要比后面的人栽得稍宽一些。否则后面的人就会嘀咕“就这点本事还出风头。”经常在一起栽秧的几个人，都晓得谁谁有几斤几两，哪个栽“上趟”都是约定俗成的。那些年，凡是有母亲参加的场合，她都是当然的“一把手”，大家都要等她先下了第一趟（上趟）才纷纷跟着下水。母亲到了五十多岁时，虽然已经完全不参加队里劳动了，她要跟人家做衣裳还要带几个孙子孙女，但每至栽秧季节，队长还会跟父亲商量，要父亲在家带几天孩子，让母亲帮队里栽几天秧。
　　 早年，母亲还会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那时还买不到成品服装，就是买得到也舍不得，一家大小一年四季穿的衣裳和鞋子都是一针一线地缝起来的。母亲做这些活儿时既细致又利索，她实在没有多少闲功夫，在江南漂泊的那些年，白天不是行船就是上岸做生意，回到家乡种田时，每天都要和父亲一起下田劳作，只有阴雨天才能有点时间缝缝补补。因此，大量的针线活儿都是晚上在油灯下完成了。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觉睡醒了还常常看到母亲在孜孜不倦地飞针走线。我问过她：“妈妈，你不瞌睡？”她说：“没办法，快过年了，还差好几双鞋呢。”那时都这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