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看我，还是我去看你？老屋。
　　 总是在下雪时，想起回家。想起一家人该团圆了。雪来了，年也就近了。年跟在雪的后面，纷纷扬扬地忙碌。我手里握着一把十七年前的钥匙，顺着那条齿形的路，我回家的心情被拉成十几年的光阴。
　　 八零年春，母亲和邻居打了一架，因为邻居要占我家门前一块几尺宽的地皮扩建房子。母亲被邻居的胖女人揪着头发打得抬不起头，父亲心疼母亲，却又不能出手帮她。在本地，女人和女人打架，男人出面是很丢人的。母亲的性子烈，回家要拎着斧子拼命，父亲搂着女人的腰，说要给她盖新房子大房子好房子。
　　 那年春天父亲和母亲上南山爬北山穿大沟，他们要挑选一块最好的地皮盖房子。当时偏僻的煤矿没有能力为农村户口的矿工家属建房，矿工大都自己在荒山坡上盖房子。最后他们相对了五九路西的一块空地上，吃水不太远，离公路也近，只是学校远点，可地界宽畅，可以盖好几间房。我想那时，父亲一定想到将来他的儿子女儿都会在这里盖房子住，所以才那么贪心，占了很大的地皮。
　　 那时，我读小学一年级，下了学，我背着书包跑到将要盖房子的空地帮他们开场子。那是一处荒山坡，几乎没有人家，路上必要经过几个坟包。我边跑边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害怕得要命，心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母亲灰头土脸，穿着干活的脏衣服，正在铲土。我说，妈我帮你铲，说着便去拿锹，却只是抬起个锹屁股。父亲在准备盖房子用的石头，用钎子、撬棍、锤子，把石头一层层地从山上剥下来，没有任何的机械工具，有的只是一身力气。父亲的手艺超群，他盖房子不用砖不用瓦，只是用石头片黄泥巴就盖起了高大漂亮的屋子。
　　 新房子盖好后，父亲像迎娶新娘一样迎接跟着他吃苦受累的老婆，在房子上父亲觉得亏了母亲，他的女人就因为几尺地皮受别人的欺负。新房子盖好后，气派地惊人，路人见了都说，这房子能给我哥换一房媳妇。父亲得意地说，他要再盖两间明亮亮的大正房，要亲眼看到儿子在这房子里娶媳妇。
　　 新房子里没有一样家俱，一进门是一盘九尺大炕，炕上铺着水红的油布，上面画满大朵大朵俗艳的富贵牡丹花。火炕的脖子连着生火做饭的锅台。锅台用渗了墨汁的水泥抹得又光又亮。我放学的时候，母亲总是把半块窝头或一块山药片放在锅台上烙得烫手。夜里，我们一家四口睡在大炕上，一伸手就能摸到爸摸到妈摸到哥。多亲近呀。亲亲热热的一家人在炕上做着好梦，四双鞋在地下排成一溜儿，说着悄悄话儿。
　　 因为是自建房，房顶上除了泥土，没有任何的防水材料，每到雨季，十家有九家漏雨。下雨了，家家听的都是泉水叮咚曲。我家的房子也漏，母亲把所有能接水的家什都用上。父亲则披个化肥袋子，忙上忙下。一会儿让我掏两锹灶灰，爬上房顶洒洒，边洒边大声地喊一句，漏不漏了？那声音里被风雨撕扯成无数碎片。隔一会儿又让母亲找块塑料布，他趴在房顶上，细细地找漏雨的小缝儿，想把缝儿用塑料布遮上。我强大能干的父亲在风雨面前显得是那样软弱无力。
　　 外面的雨停了，屋里的歌声不停。这时，父亲赌气地挑上筐子，让我扛着锹，到山沟里挑土。他要重新苫房顶。父亲挑着一担精土在前面走，我在后面端一锹土紧紧地跟上。
　　 听别人说，豆面的粘性强，抹房顶好。天晴时母亲熬了一小盆平时不舍得吃的豆面糊糊，爬上房顶，用一把小刷子沾了面糊糊，一刷子一刷子地抹缝缝儿。太阳毒花花地晒在母亲的身上，母亲顶着一块灰白的毛巾，汗流成河。
　　 后来聪明的矿上人发明一种自制水泥，就是用炉灰渣苫房顶。父亲从矿上的锅炉房挑回几十担炉灰，母亲用锤子把大块的灰渣捣碎。灰渣拌很少的水泥，苫在房顶上，我们全家每人举一块用木头钉成的夯，用力地拍打房顶，要把灰渣拍结实了才不会漏雨。
　　 回忆是一种最不好的习惯，而在雪天回忆就更不好。在雪天雪地里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可年跟在雪的后面，就要来了。这个消息让我慌乱不已。
　　 第一个离开家的是父亲，他为了让他的妻子孩子有一个城市户口，而调到一个更偏远的煤矿。第二个离开家的人是大哥，他复读五年后，终于考取一所中专学校。我是第三个离开家的人。
　　 我走的时候是那样决绝，我曾说过，我永远不会回来。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我们住的地方是贫民窟。我读书的学校是最次的，我接受的教育是最次。我的生活质量也是最次的。
　　 母亲是守着老屋唯一的一个人，她固执地不肯地离去。自己一个人的日子，她从山里背回土，在院子里种了一片菜地。倭瓜豆角葫芦葵花，地赖，细菜种不来。
　　 我后来懂了，母亲她在守着她的爱情。老屋是爱情的见证。当母亲离开时，她的爱情死了。母亲是最后一个离开老屋的人，母亲走的时候是个夜晚。夜里倭瓜花和葫芦花在吵架。
　　 不过是十几年的路，却用尽我所有的力。累了，我坐在雪地上，雪在我的屁股下嘤嘤地哭泣。我把手伸进雪的怀里，泪眼模糊。
　　 老屋，你来了，你坐在我的梦里。
　　 你说，拉拉话吧。
　　 我说，好呀！
　　 说说院子里的那根电线杆吧。我小时候最淘，像个男孩子。哥叫我孙悟空。我最拿手的本事是爬电线杆。又光又滑的水泥杆子，我三下二下就能爬上去。有一年夏天，母亲给我新缝了一条花裤衩当夏衣，我穿着爬电线杆，扯了衣服都不知。就那么露着半个屁股，还爬上爬下。电线杆是院子最高的建筑，过年时，我会爬上去贴个“出门见喜”的对联。我一定要爬得很高，要不喜神就看不见爸写的字。爸站在电线杆下，几乎每年都说一样的话。出门见喜，喜见喜，一出门碰见愣大喜。这是一句记忆里的话，没有任何的意义，说出来只是一种回忆的方式。
　　 爸会写毛笔字，这在当年缺少文化的煤乡很受人尊敬。过年时，街坊邻居都会拿过红纸来，让父亲写对联。父亲坐在红漆的小炕桌后，腰挺得直直的，悬捥挥书。很是洒脱。对子横七竖八摆在火炕上，等墨汁干透了，父亲指挥着孩子们分出上下联，包好。这时我们都有些小得意，觉得父亲是个文化人，不是普通的煤矿工人。
　　 说说那条叫欢欢的笨狗吧。哥养着一条叫欢欢的狗，土黄色的毛，又丑又笨。它的耳朵总是垂头丧气地耷拉着。哥为了让他的狗有一对像狼狗一样挺直的竖耳朵，用烧红的火钩烙狗的耳朵。欢欢凄惨地叫着，烧焦皮肉的臭味腥得让人想吐。可欢欢不记仇，只记回家的路。欢欢是一条认识家的狗，它的脖子从来不用链子栓着，却能找到回家的路。它要出门时，总是在墙角旮旯里滳几尿，然后闻着自己的尿味回到老屋。冬天的早晨，开开门，欢欢蜷缩着身子卧在雪地上，身后，是一串脚印，远远地伸向外面。告诉人们夜里，它出去打食了，或是找情人幽会。
　　 欢欢离开家的时候已经疯了，可它还是回老屋看上最后一眼。它疯狂地跳上火炕，在水红的油布上抓了几道深深的印儿，然后冲出门去。以后，哥每天早晨总是第一个开门，他希望看到他的笨狗，卧在门前的雪地，身后，是一串脚印。母亲说，欢欢一定死了，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穷，要不它会回来。
　　 说说母亲的菜园吧。风把一颗杨树的种子，不经意间留在母亲的菜园。谁也没想到土薄地稀的园子会摇摇晃晃地长出一棵小树。它拍着瘦小的巴掌，和母亲不停地撒着娇。在母亲的眼里，一花一草一树，都是有灵性的，都有一颗感恩的心。
　　 秋天母亲拍拍倭瓜的大头，用指甲掐掐它的皮，说一句，老了。然后摘下来把它们摆在窗台上，让它晒太阳。秋天的日头热辣辣的，把倭瓜的老脸晒得酱红。向日葵的头和倭瓜一起晒着太阳，身子却还倔强地站在母亲的菜地，不肯躺下。葫芦胖得不成个样子，个个都像摆在炕头上的枕头。流来流去的风，走累了，会枕着葫芦睡一会儿，然后上路。干瘦的豆荚衣已经拦不住那些冲动的种子，它们辟辟啪啪地叫着，裸着身子跳出来。母亲把豆子攒在手里，多了放到小碗里，再多了，放到铁锅，煮一锅倭瓜豆粥。
　　 红漆的小炕桌端端正正地摆在炕中央，镶着二道蓝边的白瓷碗，装满又粘又甜的豆粥。一个碗占一个桌子角，一个碗等一个回家人。不多不少四个碗四个人。一小碟萝卜咸菜，望着豆粥，热汽迷了眼。
　　 谁不小心碰响了父亲挂在墙上胡琴，是风，还是往事？父亲最心爱的东西是胡琴。胡琴的琴头呈半月形，皮膜蒙着蟒皮，色泽鲜艳夺目，鳞纹均匀。弓杆是用竹子烤制而成，弓毛为一绺白色马尾。从弓尖弧形小弯中通向弓根系在鱼尾处，整个弓杆呈浅马鞍型。父亲坐在老屋门前的石头上，一丝一弦诉说着自己的心事。眼前是如血的晚霞，身边是奔跑的风。那悲凉的琴声，让草听着流泪，云听着哭泣。老屋默默不语，只是把父亲的影子搂在怀里，安抚这个男人的忧伤。
　　 一场又一场的雨洗着胡琴上的风尘，一年又一年的光阴落在胡琴的身上。我的父亲，什么时候你回家来，拉起你的胡琴。
　　 想不到心事重重的雪会把路藏起来。我穿着厚厚的棉衣在雪地上疾行如奔。杂乱的脚印清楚地留在雪地上，告诉老屋，等我。我在回家的路上走着。
　　 我的亲人，是谁抛弃了谁？我把雪捏成一个圆圆的球，一个团团圆圆的球。我一口一口地啃着，我的牙齿爬过一道道冰冷的雪，如同我艰难的回家之路。我嘴里的鲜血把雪团染成红艳艳的富贵牡丹花，可他们看不到花开，听不到花开的声音。
　　 在这个风雪交加的春节，我捏了数不清的饺子。我记着迎风的饺子，送行的面。我以为我的亲人会象我想念他们一样，踩着雪一路走来，叩着我的门，进屋，坐下，吃迎风饺子。然后，我们一起看望老屋。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终于走近老屋，我听到了烟穿过老屋的身体，我听到老屋骨头和骨头相碰的声音。
　　 这些经年的雪是你的白发吧。看着你的白发，飘在屋顶上，我心疼不止。
　　 我不知你衰老地那样地快，夜里我听到你的咳嗽声，撕心裂肺。你饱经风霜的脸从墙的影子里浮出来，你齿动牙活地说，老了。
　　 屋顶的炊烟总是走成云的样子，高高远远地望着它出生的老屋，挥挥手，渐渐地淡去。
　　 老屋，豆粥凉了。还是把那张红漆的小炕桌撤下来吧。看，它的腿都站老了，身子也越来越矮。那些圆头圆脑的碗都长出了皱纹。而我们这些回家的人却迟迟不肯推开老屋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