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取经一去十万八千里，山高路远坑深，妖魔鬼怪横行，风险不可谓不大。那么，经言过耳、梵音净心的玄奘，本应勘破红尘、淡出世事，怎肯以一己之肉身凡胎，赴这万里风波之险呢？
　　 这就要分析当时的情形。西去取经的决定，玄奘是当着国家最高领导人唐太宗及自己辖下数千僧侣的面作出的，似乎根本就没有犹豫过。但应当注意到一点，在他作出决定之前的一时半刻里，他精神和事业上的双重“偶像”――观音菩萨刚刚现了真身，纵是他卅年苦修、心静若水，此时此景也足以让他热血沸腾、头脑发昏。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他一念唐突应承下这宗业务的同时，唐太宗顺坡下驴搞了恩赏，加封他一个御弟虚名，结果他只好拈香为誓，要“捐躯努力，不得真经，即死也不也回国”，事至此时，便再无可能推脱保身了。
　　 事实上，玄奘也不是对这西行之险一无所知。因为书中交待得明白，在他作出决定时以及出行的前期，他并不知道自己竟是如来佛祖座下的二号弟子金蝉子转世，日后会有丁甲、揭谛、功曹和伽蓝昼夜护持，也不晓得还能收上三个法力出众的高徒，事实上会有惊无险地走完全程，因此待他回到洪福寺时，头脑已然清醒，面对辖下僧众时似渐生悔意，坦言“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甚至开始着手交待后事，“或三二年，或五七年；……不然，断不回头”。可见，此时的玄奘已痛感自己的决定过于盲目和冲动了。
　　 那么，他为何还是要接受冲动的惩罚，远赴这万千险阻呢？
　　 这就得先来看看玄奘此时的处境。虽然对于玄奘的年龄，书中语焉不详，但从后来信息来看，上路前他当未及而立之年。这个年龄段的人，主观上有干大事业的激情，但客观上还缺乏人情世故的历练；也就是说，比较容易冲动。玄奘虽是生身便修行，较常人多些道行，但彼时他的人生际遇，恰是劫波历尽、柳暗花明：玄奘出世即遭难，为迁安和尚从江水中救出，落了个诨名“江流儿”；十八年后才认了生母，又借外公殷开山的力，方才救出生父。此后就是一路顺境，恢复贵族身份后，在外公和父亲的同事们的举荐下，被加封天下大阐都僧纲，还专门修座洪福寺供他修行讲经，政治上前途无量；接着，观音菩萨降驾私访，送了他锦襕袈裟和九环锡杖，在长安城夸街时万人空巷，直将他誉为罗汉临凡，转眼间又博了个好民声。
　　 此时年轻的玄奘大红大紫，可谓人生正值巅峰。
　　 人生行逢顺境、甫登高峰时，比较容易飘飘然，以为人生磨难不过如斯，天下大智成竹于胸，头脑容易发热。高僧玄奘也概莫能外。所以，当观音菩萨化身搅了水陆大会，亮出“大乘佛教”的金字招牌后，惹得唐太宗对“谈天、说地、度鬼”的三藏真经艳羡不已，旨令一出，玄奘即应声而诺――可以想见那时的他，定以为天下大事非吾不能当之。但当他回到自己的地盘时，心绪平复了，方才言出由衷：“大抵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报国耳”。“不得不”这仨字颇耐咀嚼了，算是出自肺腑，也足以证明，他的西行冒险并非自觉自愿，也不是出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勇大义，完全是盛名之下、情势所迫，其实已避无可避了。
　　 这样巅峰易癫狂的故事当然少不了现代版。比如原来就有一个在前苏联解体时拿轻工产品换飞机的商人，在成就一系列商业“神话”之后，就开始租卫星，还幻想着替喜玛拉雅山脉开个口子，让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把青藏高原改造成江南；但结果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了。由此可见，人生路上虽风险无处不在，但行至顺境时，风险尤甚。此时能不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关系到下一程的凶吉否泰，也决定了你还能往前走多远，或往高处爬几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