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回来没两天，就得到了幸福的死讯，心里很不好受。
　　 我和幸福同庚，他是正月的生日，我是冬月的生日，一个年头，一个年尾。在我们铜盆冲，有五个男人是这年出生的，另外三个是建哥、新哥、红哥。那天我去给幸福送行，吃午饭的时候，在大礼堂遇上新哥，他说，我们同庚成双了。我听了，心里很不好受。
　　 我们才多大，今年满54岁。一个人长点寿，比如活84岁，幸福就少活了30年，倘若再长点寿，活94岁，幸福就少活了40岁，长寿也不是什么奇迹！他只活了54岁，让我想起了我父亲，父亲死的那一年，才47岁，这样一想，心里很不好受。
　　 今年的清明节前后，我回老家祭祖，顺便在幸福家坐了两个小时，看见他的样子很不好，就询问了他的身体情况，然后，劝他去做个全面的检查。那时，他面黄肌瘦，骨头隆起，一身没有几两肉，头发胡子又蓄得好长，像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他说，他会去做个检查的。
　　 没过多久，从老家传来消息，说幸福得了癌症，虽然在预料中，我心里还是不好受。
　　 我立即回到老家，在幸福的大哥家门前，遇上了他的大哥和他的小弟，他们将情况告诉我，说幸福患的是胰腺癌，已经是很晚很晚了，长沙的湘雅医院都不收治了。医院不收病人，真是现时新闻，他们老是抢生意的，这只能说明，幸福真的是病入膏肓了，不可救药了。
　　 幸福大哥老说幸福是憨死的，他说，幸福早就不好，叫他去诊断去住院治疗，就是不听，生怕用了钱，生怕耽误了家里的工夫。这下好了，没救了。我问他们作何打算，他小弟说，还瞒着他本人，只说没查清，过两天带到县中医院去住个把月，估计也就是两个月的存活期。
　　 告别他们兄弟，我来到幸福家，见到他时，强笑着，二人坐下。他的脸刮白的，胡须都剃干净了，不愿说话，没有一点劲。
　　 我详细问过了他的病情和检查的经过，他做了回答，然后将衣服往上撩，叫我摸他肚子上的那个坨。那个坨有鸡蛋那么大，很硬，就在肚脐边上。刚才他兄弟就说过，幸福的癌细胞已广泛扩散。幸福喃喃地说，他妈的，那么大的医院，搞了那么多天，用去了上万元，竟然没查清病情。
　　 可怜的病人，可怜的幸福！
　　 我得食道癌已经整整九年了，那年，他去看我，身体还多么健康，想到这里，我心里很不好受。
　　 幸福并不幸福，他本来可以过得幸福一些的，由于种种原因，他一点都不幸福，甚至，有时还过得很痛苦。
　　 虽然是在一个屋场长大的，但是，我们小时候并不认识，因为，那时候我们总是跟着大人在外面疯搞，大人搞共产主义，大跃进呀，炼钢铁呀，修复线呀，我们跟着辗转东西南北的托儿所幼儿园。
　　 读初小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同一个小学，但是，我比他高了一级，大同学是不理睬小同学的。只是读秀水完小的时候，我才认识了幸福，那时他长得小巧，忠厚得要命，一天说不了两句话，我现在回想不起来，那时，我们不一定互相说过话，因为，他还是低我一级，我只跟大孩子玩，和我同班的都比我大两三岁。
　　 一九六七年暑假，我正式回家放牛了。
　　 一九六八年暑假，幸福也辍学在家。
　　 那年下学期，农村的小学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没有老师，原来的老师都被当作牛鬼蛇神扫荡出门了，那时的大队便叫幸福去教书。
　　 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土改根子，铜盆冲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做过支部书记，也一直是基层政权的领导者。
　　 教书在那时比当农民好，男孩子不读书了，就去生产队当农民，幸福没去当农民，就说明他比我们幸福。
　　 我那时是给生产队放牛，不去放牛就没有饭吃。
　　 这时，我算是真正认识幸福了。
　　 从小时候起，我就有点爱书，凡是跟书有关的，我总是很关注的。幸福去教书，我自然很注意那个地方。
　　 其实，这时的幸福，无论如何都不够一个老师的格，才十四岁，自己就是一个大孩子，心里想的就是玩，教书是什么未必就懂。
　　 认为教书比当农民好，那是大人的眼光，我那时就觉得放牛比教书好，放牛好玩，教书不好玩，十四岁本来就该玩。
　　 另外，幸福才读了一个高小，后面的一年又遇上文革，什么都没有学到，他怎么教得了学生？
　　 没人去管合格不合格，幸福根正苗红，做了共产党的接班人。
　　 我正式认识幸福，就是从他教书起的，因为我经常去玩，白天去，晚上也去。
　　 只教了一个学期，幸福就不去了，来到生产队当了一个农民。
　　 他是自动放弃的，没有人敢说你不能教了！
　　 从此，我们就在一个生产队做事。
　　 铜盆冲有五个生产小队，我们队叫做福兴小队，屋场里五个同庚，有三个在这个小队：幸福、红哥和我。
　　 从此，我们三个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白天在一起做农活，晚上在一起疯玩。
　　 白天上工或者歇宕，我们总要去一个叫太爹的家，老两口子就是两个典型的教唆犯，专门给我们讲黄话，或者讲色情故事，太爹一肚子，老婆婆也是一肚子，还争着说。我们的性教育，就是从这两个教唆犯家里启蒙的。老人非常好客，如有一天没见着我们，就一定念叨，只要你去了，茶也递上来了，铜水烟筒也递上来了，笑话保证也是一串一串的。
　　 这时，我们依旧是大男孩，通过太爹他们的启蒙，只是对性有了一点点好奇。
　　 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我们三个同庚跟着大人们出征了，去费家河修防洪大堤，三千米长，六十米底宽，八米面宽，二十米高的大堤，要靠人工在两个月内把它担起来，现在是天方夜谭，那年却是我们经历过的活生生现实。
　　 浩大的工程，必然动用浩大的人力财力。
　　 黄沙街区鹿角区的男女劳力，上到七十下到十五，一律征用上去，我们三同庚就是工地最小的劳力，上去的时候，我还不满十五岁。
　　 我们那时有的是精力，早上吃完饭，走六华里路到工地，天才蒙蒙亮。傍晚收工是摸黑走的，吃完饭，就在地铺上打打闹闹，缠着大人说黄话，听着听着就睡死了，没人觉得累，就只有快乐。
　　 福兴生产小队将我们三同庚编为一个小组，白天我们一起担泥巴，晚上一起睡通铺，从来就没吵过嘴。
　　 一九七零年，我们三同庚就分开了，我依然去了费家河工地参加抗洪抢险，幸福和红哥在家里搞农业生产。
　　 一九七零年冬天，费家河内河改港，十月小阳春就催人上工地了。
　　 我们福兴小队三同庚坚决请缨，参加首批劳力上工地，队长首先是不肯，经不住我们死缠活缠就答应了，只交待我们不能落别人的后，我们做出了保证，说都是十六岁的男人了，只会比别人强。
　　 那天上午，我们三同庚在临走前还露了一手，三个人将一天的活，在一个上午就干完了，割了一个三斗坵的晚稻，二亩七分田。
　　 我们住在澎湖湾红哥外公家的楼上。
　　 十六岁的男孩子真是叫鸡公，不知道哪来的劲。
　　 白天在工地，我们做的事情，比别的生产小队的大男人多，大队领导对我们无可挑剔，过来过去，总是对着我们笑。
　　 晚上和雨天，红哥外公就嫌死了我们，偌大一个楼，就住了我们三人，我们就经常在楼上打架犁沙，搞得楼板咚咚的响，然后，就听见红哥外公破口大骂，说我们把他的心脏都吓出来了。
　　 一九七一年，小队建制变动，我和红哥仍在福兴小队，幸福就随他的父亲和兄长，迁往了茶盘庄，住地没变，但是，他们的耕种就很远了。
　　 三同庚从此就分开了。
　　 分开后还是有往来的，有一次，我同他去他姐夫家借来一本《林海雪原》，第二天下雨，小队不上工，我就在他家里一天看完了这部小说，而且，从此以后，我就慢慢地成熟起来，变得热爱读书了。
　　 一九七五年，红哥招工做开火车的司机去了，我们同庚就再也没在一起玩过了，甚至，在一起聚会的机会都没有。
　　 幸福最快乐的时光结束了，分手后，我们逐渐长大，各有各的事，一起玩的机会越来越少。
　　 我只知道，这期间，幸福的父亲给他找来过招工的机会，并且，还给他三哥也找过招工的机会，可惜，都没去成，他太忠厚了，非常不适应外面的世界。
　　 那时能够招工实行农转非，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算是进入了天堂。
　　 我那时没有这样的机会，活该在地狱！
　　 我是一九七九年离开老家的，这时候，五同庚有四人结婚了，而且都有了小孩，告别了手淫时代。我呢，孑然一身，形影相吊。
　　 一九八零年暑假，我去西洞庭湖搞调查，准备做钟相扬幺起义的资料搜集，纯属私人活动，手里没有一分钱，家里也没有一分钱，幸福在茶盘庄做出纳，我向他讲明来意，说要借20元钱，并且要待我回家后，去搞副业了再来还钱，幸福二话没说，就借了20元。
　　 那时的20元，就收入来说，相当于现在的两千元。
　　 幸福闷闷地不说话，听了我的述说，就认同了我。
　　 在常德那边，我呆了一个多星期就回来了，天气热得要死，钱又少，吃住都是大问题。回来就搞副业去了，然后还上了那笔钱。
　　 我正式教书之后，和幸福就没有了多少往来，但是，他的情况我还是熟悉，因为我们两家的住地都在茅屋场，我每次回到家，总可以听见各式的新闻。
　　 幸福是铜盆冲做得最苦的人之一，他们夫妻种了二十多亩田地，又都是种田里手，他的老婆一天可以栽两亩水稻，衣服都不会沾泥。土里的庄稼总是长得很出色，年复一年地做事，收入还可以。
　　 但是，幸福并不幸福，他们夫妻在家里死做增收入，他的儿子在外面给他败家。那孩子初中毕业后，首先是在家里呆着，又不帮父母下田做农活，等父母出去做工了，就在家里翻箱倒柜找钱，父母将钱藏在米缸里，他都可以找到，找到钱就到外边去浪荡，浪完了就又回来偷父母的钱。年复一年，月复一月，父母做的金山银山，都被他掏空了。
　　 有一年，他儿子骑摩托在县城撞伤了人，要赔钱怕告诉了家里，就在地下钱庄借了水钱，那种钱是五分的利，一个星期一翻，你如果去借这种钱，就会如同泄了肚肠样弄垮你。钱庄的人不怕你不还，不还就砍你的手脚，挑你的脚筋，致你的残疾或者将你打死。他们下得了手，动不动就用黑帮流氓对付你，又与公检法司系统的某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谁敢借钱不还？
　　 幸福的儿子借了水钱还不上，天长日久，那坨钱就滚雪球样越滚越大。钱庄的人就找上门了，对幸福夫妻说，不还上钱，就弄死他的儿子。
　　 幸福一子一女，他不想在自己手里断根，就东挪西借地弄了几万元，去填那个无底洞，还是不够数，就跪下求那些挨千刀的放过他们父子。
　　 常说，男儿膝下有黄金，男子跪天跪地跪父母，幸福却给这群畜生下跪。
　　 天忠地厚的幸福，就这样被人羞辱了一回，回家后还不敢吱声，他是个顶要面子的人，什么苦都摁在自己的心里。
　　 此后，幸福就再也不理儿子了，看见儿子就恶心。
　　 今年不好在长沙住院，兄弟叔侄在身边守候着，儿子来了，他赶走了儿子。
　　 从长沙回到家，儿子也跟着回来了，幸福只留了女儿在身边，将儿子赶走了。
　　 那个小子结了婚，现在华容一家职校教电脑，据说还找了个小情人，那次去长沙看他的父亲还带去了，幸福不病死也得气死。
　　 那次大伤元气后，幸福家道中落，此后一直过着欠债的日子。
　　 幸福是个硬汉子，在屋场人心离散、大多数人只想损公肥私的环境下，他能坚守清贫和操守。
　　 他做屋场的会计出纳几年了，过去我就有些担心，兄弟们就对我说，幸福的品行端正，不会有事的。
　　 今年，公家的钱一会儿多起来，高峰期有八十多万，都是武广铁路征收的，我更是担心，类似我这类杞人忧天的，还有其他人。
　　 幸福用自己的行动让我放心了。
　　 他从长沙一回来，就把账和钱交出来了，一分也不少。
　　 我肃然起敬，为老家还有这种品行高洁的人而高兴。
　　 出殡那天，我将幸福送到石肘嘴坟山上，愿他安息。
　　 阳世没享到幸福，阴间会幸福的！